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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士，一方面是国家管理的主体，另一方面又是“道”的承担者，“道”与“势”的博弈不仅是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且造成了心灵世界的无穷纷扰。《儒林外史》在对科举时代士人心态的描写中，时时回首原始儒家的道义理想，直接面对知识阶层的人生责任与道义理想的矛盾，期待读书人保持其“道”的承担者的高贵和自尊。吴敬梓以其超越流俗的襟怀面对科举时代的士人心态，他的忧虑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和深沉意味。
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云：“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这一论断表明，吴敬梓自始至终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作为区分俗儒、真儒或臧否人物的首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