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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去宿州，自然而然地就在大脑里跳出一个地名——“大泽乡”。
是的，就是“大泽乡”。在我们的小学历史课本上，这个地名是老师经常提问或者考试填空的名词。历史课本告诉我们，在这个著名的地方，曾经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正是陈胜、吴广的起义，敲响了暴虐的秦王朝灭亡的表钟。
不错，大泽乡正如历史课本上注明的那样，是在安徽宿州南部20公里的地方。与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已丝毫看不出历史的蛛丝马迹了，只有一个看起来有些突兀的大理石塑像，昭示着这一段历史和记忆。这一片土地在历经数千年之后，仍显得杂乱而烦躁，它给人的感觉是仍没有苏醒，仿佛没有安谧的灵魂。
这是秋天，天空中早就不见了燕子斜斜的身影，是花朵都谢了，是果实都被收走了，是叶子也都在凋零了，淮河两岸的一切都水瘦山寒，天遥地远。这就是北方，爱与恨似乎都很绝对，花草树木的命运跟人的命运一样，一生难得枝繁叶茂。
在历史课本上，大泽乡起义一直被赋予某种开天辟地的意义。那是人民创造历史的佐证。历史课本没有揭示的一点是，也自从陈胜吴广起义之后，中国历史似乎走上了一种“以暴制暴”的道路，在频繁的政权交替之中，人性和道德被放在一边，刀与枪派上了用场。在淮河两岸，乃至整个中国，从陈胜吴广起，一直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一片土地，一直在暴力的轮回与阴影之中做着噩梦。一个暴力的幽灵，时时在这片土地上徘徊。
《史记·陈涉世家》中，对于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这一场暴乱，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了，这里只是简单地重复一下。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秦朝廷征发闾左贫民屯戍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陈胜、吴广等900余名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戍边，走到大泽乡这个地方后，天降大雨，很多天不停息，队伍无法前进，陈胜算了算肯定会误了如期到达的时间。秦朝的法律很严，如果误期的话，以斩首论罪。情急之下，陈胜（字涉）和吴广商量，决定起来造反，他们先是装神弄鬼，吴广到驻地附近树林中的神祠里，夜间用灯笼点上烛火，模仿狐狸的声音叫道：“大楚兴，陈胜王。”又用朱砂在布帛上写上“陈胜王”三字，暗中塞进别人网捞起来的鱼肚子里。戍卒买鱼烹食，发现鱼肚子里的帛书，觉得似乎有天意昭示。不久，陈胜和吴广乘着押送戍卒的将尉喝醉的机会，激怒将尉，奋起夺剑杀了将尉。起义军推举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连克大泽乡和蕲县。数万起义军在攻下陈县（今河南淮阳）后，建立张楚政权，陈胜称王，号令天下。
《史记》真是春秋笔法啊，直接写陈胜的地方不是太多，但寥寥几笔，已基本勾勒出了陈胜的性格。这个来自乡野的年轻人，叛逆外向，性格暴虐，有一种底层青年的泼皮精神；而吴广相对沉稳年长，老谋深算。司马迁在《陈涉世家》开头时就交代了这样的情景：陈胜少年时，曾经跟别人一道帮别人耕地，陈涉到田边高地休息，大约是有情绪吧，一直发着牢骚，说：“如果有一天富贵了，不要彼此忘记。”同伴们笑着回答说：“你做雇工为人家耕地，哪里谈得上富贵呢？”陈胜长叹一声说：“唉，燕雀怎么知道鸿鹄的凌云志向呢！”
最能说明陈胜叛逆性格的，是陈胜造反时所说的一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很明显，这句话是陈胜对人生不平等状况的质疑和反抗，也是他造反的精神动力。应该说，这样的怀疑精神无可厚非，陈胜正是靠着这种非理性的怀疑精神，以及不相信的勇气，揭竿而起，拉开了造反的帷幕。
以陈胜的性格、能力和认知水平，显然是难当大任的。陈胜起义之后，本来形势一片大好，那些被秦以暴力压制的各国贵族，趁机起兵造反；各郡县受秦朝官吏欺压的百姓，也不断起事，举国上下一片烽火硝烟。这个时候，陈胜充分暴露了志大才疏、目光短浅的弱点，既缺乏对全局的控制，也缺乏对形势的掌握，不仅不能联合各方面的力量，而且妒贤嫉能。这个年轻的张楚王一头扑进金钱酒色之中，及时行乐，将他早年“苟富贵，勿相忘”的诺言忘得一干二净。对于来投奔他的乡亲和好友不理不睬，甚至将传播他少年浪子逸事的故友杀害。陈胜的小人得志，很快导致了众叛亲离，他的故旧知交纷纷离开了他，队伍也失去了战斗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屡战屡败的情形下，陈胜也在退往汝阴（阜阳）的途中，被自己的车夫庄贾杀死。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在淮北平原上刚刚起了个头，便很快地结束了。至此，距大泽乡起义，只有六个月。
历史公认的是，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揭竿而起，吹响了秦王朝覆灭的号角。只是后来秦王朝的灭亡，似乎跟陈胜没有关系了。在此之后，楚国贵族出身的项羽，以及淮河流域底层官吏出身的刘邦，带领着他们的子弟兵攻进了长安，正式宣告了秦王朝的覆灭。又经过长达八年的楚汉战争，刘邦建立了汉朝。这个时候的政权，明显已不是一个农民政权了，他们跟当年的秦朝一样，只是一个王朝改了姓氏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刘邦在打败项羽建立汉朝之后，似乎没有忘记当年的“始作俑者”陈胜，《史记·陈涉世家》这样写道：陈胜虽然死了，但他封立派遣的王侯将相们终于灭了秦朝，是陈胜首先发难促成的结果。汉高祖在砀县安置了三十户人家为陈胜看守坟墓，按时宰杀牲畜祭祀他。
刘邦的确是应该感谢陈胜的，没有这个少年狂徒，以他这个小小的刀笔小吏，怎么会当上九五之尊的皇帝呢？只不过随着王朝的日益巩固，刘姓皇帝们对于陈胜这个乡下泼皮，越来越淡忘。毕竟，陈胜的泼皮精神，是刘姓王朝不能认可的。砀县陈胜的墓址很快就不知道确切方位了，那三十户看守坟墓的人也不知踪影。同样，让人渐渐淡忘的还有大泽乡，司马迁时代，对于大泽乡的地理位置考证，已变得不确定了。数百年后，《史记·集解》中引徐广说“在沛郡蕲县”，认为大泽乡就在宿县蕲县集东北四公里处，位于淮河支流浍河之畔。这算是给了大泽乡一个明确的说法。
大泽乡的地理位置曾一度变得模糊，不过另一层意义的“大泽乡”，却一直深埋在中国人的心里。
可以说，正是从陈胜这里，中国历史的更替出现了颇有规律的现象：一个王朝，总是由坚忍不拔、雄才大略的开国者建立；然后，随着皇位的交替，盛世之中，出现了很多无趣而平庸的“夹塞人物”，他们可有可无，分享着前辈的果实，坐井观天，故作姿态，庸庸碌碌地度过自己的幸福生活；或者还有三两个昏庸无度、坐吃山空的昏君。更多的是等到局面无法控制，局面即将崩溃之时，一两个孱弱而开明的末世君主，无奈之下试图力挽狂澜，但一切都是力不从心，局面很快不可控制，王朝终于坍塌。
这是上层的状况，而在社会的底层呢？在很长时间里，由于思想和精神的控制，普通民众绝大多数是“被成长”，他们的精神和思想，接受的都是统治者传达给他们的信息，自然而然地，也养成了简单粗暴的习惯。他们崇尚暴力，崇尚英雄，崇尚简单粗暴的造反方式。这当中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虽然很长时间一直读的是孔孟和朱熹的书，但在暗地里，《三国》《水浒》《西游记》才是他们的“圣经”。一直以来由于专制社会的体制，以及相对驯服的儒家教育，人性并没有真正觉醒，理性的精神也并不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稍有风吹草动，那些长时期遭受精神和思想蒙昧的百姓们，长时期受到上层统治的压迫而憋屈的人物，每当末世局面失控之时，必定会乘乱揭竿而起爆发一场声势浩大的造反。这个时候，可以说，隐藏在每一个底层民众心中的“大泽乡”醒来了，他们会不平于自己的状态，愤懑地对着苍天疾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现在看来，这样的造反方式，虽然有着百分之百的充足理由，却是一种简单的泄愤方式。他们选择的方式，只能是以暴制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是真理，也是无奈的选择。暴力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发泄仇恨。往往是由这样的农民起义，引发社会的各阶层的势力参加，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旧的暴政王朝轰然倒塌，一个新的暴政王朝建立。这样的暴政王朝同样是上一代皇朝的翻版。当一种反抗推翻一种暴力之后，如果形成新的暴力的话，那么，这种暴力的更替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它改变的，只是个别人或者个别集团的利益，对于人类本身，对于社会进步，其实，它并没有实质意义。
不过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样的结局循环往复，似乎每隔数十上百年，就要来上一次。这样的方式，就如同中国纪年六十岁为一甲子一样，中国文化已习惯了这样的改朝换代的方式。
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大泽乡”就像一口活火山一样，隔上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它的岩浆喷发得到处都是，就像一个凶猛的万年怪兽，疯狂地吞噬着一切。然后，它又归于沉寂，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突然爆发。
站在大泽乡的土地上，我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隐藏在中国人内心中的“大泽乡”，为什么会有如此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呢？想来，这一切，还是由于中国文化的薄弱，确切地说，是民本思想、人性觉醒以及文化良知的孱弱所造成的。
中国文化一直有着这样的弱点，他表现出的对人性本身的重视程度，以及人的自省能力等，都是相对缺少的。中国农业文明的源头，决定了人们对土地的重视，胜过一切，甚至超过对人本身的重视。有了土地，才会有粮食，才会有人的生命。对于农业部落来说，国与家的概念，要远远比那些游牧民族的文明浓郁得多。除此之外，中国人依托土地所产生的对祖宗的崇拜情结，也自觉不自觉地淡化了宗教的氛围和追求，这也使得中国文化在自省能力上变得薄弱，在人性上觉醒得比较迟缓。这些源头和习惯上的东西，可以说，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
周朝建立之后，大量分封诸侯，据说当年周公共分封了七十一个国邦。大泽乡以及淮河两岸，也是众多诸侯国集中的地方。当年，在这一带，有晋国、齐国、鲁国等大国，还有沈子国、曹国等小国。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人类的文明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即将有一个实质性的突破了。起先，在这个时期，政治环境算是不错的。由于各国分而治之，思想和文化相对宽松，相对独立的读书人有了思考的空间和可能。人们充分地享受着思想的乐趣，也享受着思想的光辉。那些孜孜不倦的学人不停地写作，不停地思考，思想如汩汩的泉水，不停地涌出泉眼。他们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共同营造一个相对宽松浪漫的学术氛围。他们思索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羁绊，他们可以天马行空，也可以钻牛角尖；他们想到什么，就随手写下来，也信口说给别人听，他们似乎并不顾忌论争的对手会指责他们观点的前后不一致，也毫不顾忌地道出自己在思考过程中捕捉到的一些火花。他们是骄傲的、自尊的、才华横溢的，他们的文字并不都那么丝丝入扣，无懈可击，但他们却理直气壮，充满激情，英气勃发。他们也不畏惧权贵，即使是面对各国国君，他们时常也会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教训他们，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们一方面信誓旦旦，一方面苦口婆心，向那些国君和大臣们推销自己的主张，自信地认为自己的主张就是黑暗中的火把，而自己就是泥淖之中的卧龙。而那些诸侯国呢，也以极高的礼遇召集各地的人才，让他们自由地发展学派，平等地参与争鸣，对于他们的主张，即使不赞成，也不公开进行反对，而是听之任之，任由他们去寻找新的市场。在这个过程当中，齐国似乎做得最好，他们特别设立了一个稷下学宫，网罗了一大批各国的学者。孟子就是当时稷下学宫中的一员，当时的齐宣王就曾多次向英气勃发的孟子问政，有时候孟子说得急了，经常还把齐宣王教训一通。齐宣王开始很重视孟子的观点，但后来却觉得孟子的学说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很难实施，并没有采纳。孟子学说没有被采纳，却没有影响他在学宫中的地位，也没有影响孟子的声望。在那个时代里，由于统治者与各派学者的关系相对比较平等，各派言论自由，他们彼此争论得很激烈，看起来水火难容，实际上却共生互补，他们的自由状态，滋养了自己，也滋养了那个时代……史书上说当时有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九流”，“九”是虚词不是实词，意思是指多。那个时期，各门各派，各种主张就是这样粉墨登场，一展“自我”。这个时期，就是历史上的“百家争鸣”时期。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百家争鸣”的产生原因有这样那样的推断。实际上在我看来，“百家争鸣”现象最根本的，是分封制之后各国之间的竞争。这些小国是高度自治的，而且，存在着因竞争和被吞并的危险，正是各国期望强大的愿望以及各个国家争夺人才的状况，产生了“百家争鸣”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独特现象。同时起重要作用的，还有对文字以及思想文化的敬畏。正是这种竞争和敬畏，造就了中华文明史上最自由的一段黄金时期。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似乎春秋和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只是一种纯学术的行为，人们忽视了这种自由的学术风气对于整个社会的推动。可以说，因为思想的自由和风气的活跃，人们的心灵得到了滋养，由粗野麻木变得多愁善感，他们开始变得能够细微地体验痛苦和美好，对于幸福的理解也开始超出了玉米和小麦的收成，他们开始学会品味爱情，品味风景，感性的体验开始交织理性的思考，人们的精神需求开始增长，人们甚至开始思考自身，思考人类的义务和责任。一些人，尤其是读书人和贵族，比如说屈原，他们关怀的目光已超越了自身，他们开始关心日月星辰、香兰野草……这样的方式，可以说，都是一种觉醒，一种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须进行的自我觉醒。
但可惜的是，这样的觉醒戛然而止了。中国文化在这个阶段稍稍因为自由而出现的一点人本的萌芽，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暴风雨给掐掉了。随着秦始皇统一全国，以严酷和专制思想为主流的法家思想占据了主流地位。而且，国家的大一统，也带来了文化和思想上的大一统和专制。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为文化专制主义开了最恶劣的先例。由于大一统和专制，这个时候，国家对于人才的渴望并不如过去那样急切了，思想上的宽容和容忍度也弱化了很多。在更多情况下，出于维护专制统治和个人江山的需要，统治者开始了对思想的限制和扼杀，到了汉武帝时期，从出于维护统治的角度来考虑，那些诸子百家学说变得更不重要，因此，文化上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和思想从这个时候起，已很难起到唤醒人性、软化思维的作用了。社会的自上而下的渠道，以及自下而上的渠道也变得不再畅通。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思想和学说为个人实利所做的改变和依附，它们争相向这种专制制度献媚，思想和学说经历着不断的变形。法家的献媚，把一种专制制度推向了极致；儒家的献媚，给这架国家机器镀上了一层金光灿灿的金箔；道家的献媚，让专制的执行者成为“天子”；而佛家的献媚，则让绝大多数芸芸众生失去了怀疑的精神，失去了思想的不屈同……在思想和文化的独立性消失之后，那种人本的东西缺乏了力的支撑，变得孱弱而凋零。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在人性的觉醒和探索上的一种可能性，也被彻底地抹杀了。
因为思想和文化上的“蒙昧”状态，社会进步便很难通过思想进步这样“一劳永逸”的方式加以推进。这样，中国的专制制度与思想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关系——在专制制度之下，思想变得越来越不独立，越来越依附制度；制度变得越来越凶狠，越来越坚硬。当思想的途径变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抵挡专制暴力的唯一方式，也只有剩下“以暴制暴”了。当一个地方没有了精神的花园、理性的通道以及宙斯神殿的时候，剩下的，就是处处埋伏的“大泽乡”。伴随着“以暴制暴”的过程，不可避免的是大量的流血冲突，生灵涂炭，民众成为殃及的池鱼。
因为有着这样的背景，我们当然不能以现在的思想去要求陈胜以及大泽乡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了。那种“你死我活”以及“一报还一报”的复仇方式，从现在的角度看，似乎狭隘而偏激。但，无论怎么说，错的不应是陈胜吴广们，而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就是那样的逻辑，当人们已变得无路可走的时候，选择的必定是“你死我活”。这种非理性的暴力，根本上还是由于缺少“百家争鸣”造成的，当所有的通道都被关闭的时候，剩下的，只能是喋血和杀戮的本能了。我们只有感叹，是中国专制制度本身的狭隘和自私，导致了这样的结局，也导致了文明的隔岸观火。
现在的大泽乡，无疑是寂寞的。
尽管雕塑矗立，但这座浮雕像矗立在杂乱的背景之下，显得相当突兀。雕像旁边，每天是尘土飞扬，笨重无比的大货车、三轮车呼啸掠过，将雕像笼罩于一片浓烟之中。那些人来人往的路人很少会认真观看这些雕像，更谈不上思索雕像背后的意义。这样的雕像在如此的状态下，哪里会有灵魂呢？
大泽乡起义，是一场由底层发动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对于历史进步究竟有没有推动作用，一直存在着争议，其关键点在于，这样的战争总是缺少理性，缺少约束，也缺少自省。由此而产生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在很多时候，历史对待底层民众的方式，总容易陷入对立的两极，要么就是极度鄙视，要么就是极度美化。极度鄙视当然是不对的，也是不客观的；但同样，对于底层民众的极度赞美，同样也是危险的，他们长期处于悲惨的生活状态里，文明程度不充分，理性缺乏。过度的美化，就是赋予他们过度的权力，他们的致命弱点就会在权力的催化下，瞬间爆发，变成迷醉的、暴力的，甚至是极度残忍的方式。现在看来，这些底层民众的揭竿而起，似乎具有双重的悲剧意义：一方面是自身毁灭，生灵涂炭，一将功成万骨枯，在这样的战争中，会有多少无辜的民众成为牺牲品呢？粗略地想一想秦末的战争吧，最起码，这样的战争，至少吞噬了数百万百姓。再想想淮河两岸数千年的毫无意义的改朝换代，土地争斗，城池易主，来来往往中，吞噬了多少民众呢？无数的淮河子民，在这样的暴与乱的大风之中，尘土飞扬。
另一方面，这样的生灵涂炭，并没有对社会的进步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人类的进步，从来就是以思想的进步为先锋的，在于随着思想的进步所造就的变化。或者说，社会的进步，根本前提就是思想进步所带来的人的进步，是靠思想和人性的觉醒来推动的，靠作为抽象精神产品的人文主义，慢慢生长，既搅动底层的岩浆，也推动上层优秀人物的反省，上下同心去寻求新的出路。
想来，这样的悲剧重复，还是因为思想的匮乏吧。虽然有那么长的文明历史，但在人性的普遍觉醒程度上，我们竟是那样的缓慢。上层和下层就像两条平行行进的直线，由于缺乏共同联结点，它们从未在某一点上契合，也从未在某一点上怦然心动。
既然有着这样的“先天不足”，自然也就明白，为什么我们拥有那么多的“大泽乡”，而我们的封建历史竟然还是那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