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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管仲的故事，已是耳熟能详了。
管仲出生在淮河的一条支流——颍水畔，也就是现在的安徽颍上县境内。这一点，《史记》上有明确的记载。颍水发源于中岳嵩山，迤逦东下，流经河南登封、禹州、许昌、临颍、周口，流经安徽颍上、阜阳汇入淮河，为淮河第一大支流。管仲出生时的颍水河畔，应该更像现在的江南吧，春天里草长莺飞、鸟语花香。这个地方在管仲之前，也曾出过很多人物，他们在少年时努力求学，稍大一点之后，便去了附近的晋国、蔡国、曹国、燕国、齐国等地，读书、做官、做生意。
管仲的祖先姓姬，曾跟随周武王打江山。后来周朝分封诸侯，被封为管国国君，因此改姓管了。到了管仲父亲管庄这一代，家道中落，管仲家也从山东一带移至颍水畔。不过管仲少年时曾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通诗书、懂礼仪、会驾车、善骑射。成年之后，管仲开始外出做点小买卖，到过很多地方，也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对社会的现状以及大众心理很了解。这一段经历，对于管仲思想和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这使得管仲在行为习惯上，讲究实际，不迂腐，有民间智慧和草根经验。
说管仲，就不能不提他的好朋友鲍叔牙。鲍叔牙也是在颍水畔长大的，少年时与管仲是很好的朋友，后来又一同外出做生意。鲍叔牙对管仲很了解，也很包容。每次两人做生意赚了钱，鲍叔牙总是让管仲多拿一点，自己少拿一点。一些外人看不惯，说管仲贪图钱财，不讲义气，鲍叔牙总是一笑了之，解释说管子家境相对较穷，需要钱。管仲还当过兵，先后好几次参加战斗，但每次都从战场上逃跑。人们说管子贪生怕死，鲍叔牙却为管仲辩护：管仲不是怕死，而是家中有老母要赡养，不得不这样做。管子也曾好几次当过一些小官，但每次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解职。人们都议论管仲没有贤德，鲍叔牙却铮铮辩白说，管子不是没有贤能，是没有遇到好机遇。
大约是做生意没赚到什么钱，当兵也没获得什么功绩，管仲和鲍叔牙一同来到了齐国。一番辗转之后，二人由于学问高深，很快受到重用，分别担任当时齐僖公两个儿子纠与小白的老师。不久，齐国政局陷入动荡之中——齐僖公死后，太子诸儿即位，是为齐襄公。齐襄公欲杀两个弟弟公子纠和小白。公子纠和管仲避难逃往鲁国；公子小白和鲍叔牙逃往莒国。齐襄公执政后荒淫无道，一直跟同父异母的妹妹文姜通奸，文姜嫁给鲁桓公之后也不中断。齐襄公与鲁桓公因此发生了角斗，鲁桓公被齐襄公杀死。接着，齐襄公也被杀。群龙无首的局面下，管仲带着公子纠，鲍叔牙带着公子小白日夜兼程赶往齐国，谁先赶到齐国，谁就会成为国君。聪明的管仲想阻止小白回齐国，便带着一小队人马阻截小白。当小白路过时，埋伏在那的管仲开弓射中小白的腰带玉钩，小白大叫一声，倒在车中装死。管仲见小白倒在车中，以为威胁解除，便和公子纠不紧不慢地回齐国。谁知小白风雨兼程，先到了齐国，当上了国君。
接下来的故事，更体现了管鲍之间的友谊——公子小白在成为齐桓公之后，想杀管仲报仇。鲍叔牙挺身而出，力劝齐桓公不仅不能杀管仲，而且还要重用他。鲍叔牙说，管仲是个经天纬地之才，不可多得，只有他，才能使齐国变得强大起来。在鲍叔牙的力荐之下，齐桓公没杀管仲，还任命管仲为齐国的相国。
管仲当上相国之后，整肃秩序，力促经济，三年就使这个边陲国家民富国强，初见成效。此后，齐国变得越来越强大，齐桓公也顺理成章成为春秋第一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国不仅成为当时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还成为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先进、思想最开放的国家。这个国家呈现出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氛围，齐国专门设立一个“稷下学宫”，以极高的礼遇招揽各地人才，让他们自由发展学派，平等参与争鸣，形成了当时学术思想的一片繁荣景象。稷下学宫不仅成为齐国的智力和人才仓库，甚至成为当时最大规模的中华精神汇聚地，也成为最高等级的文化哲学交流地。
执政数十年后，管仲卧病垂危，齐桓公来到管仲病榻前，询问管仲对诸大臣的评价，看谁更适合当相国。桓公问：“鲍叔牙如何？”管仲答：“鲍子是个正人君子，善恶过于分明，如果仅仅是好善尚可，但他记人一恶，终身不忘，没有人能容忍得了。”管仲虽然跟鲍叔牙私交深厚，但仍实事求是向齐桓公阐述了鲍叔牙思维自观的缺点。齐桓公又问：“隰朋如何？”管仲答：“隰朋不耻下问，过家门而不忘国事，是很好的人选。只可惜他与我形同喉舌，我一死，他恐怕也活不了多久。”
这时候日益昏庸的齐桓公最宠幸的有三个人：一个是把自己儿子杀了让齐桓公尝人肉滋味的易牙；一个是背弃自己祖国和父亲的卫公子开方；再一个就是为了亲近讨好齐桓公阉割自己的竖貂。齐桓公很想从其中三选一接替管仲的相位，他试探管仲对这件事的态度，管仲明确表示反对。
齐桓公问：你看易牙这个人怎么样？
管仲答：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
齐桓公又问：你看开方这个人如何？
管仲答：背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
齐桓公再问：那你看竖貂这个人行不行？
管仲说：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
管仲不同意的理由都是 “非人情”——在管仲眼中，这三个人的行为，违背了人之常情常理。一个人，连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都会背叛，肯定心术不正，图谋不轨。这样的行为，当然得让人警惕才是。
由于管仲的强烈反对，齐桓公只得拜隰朋为相。隰朋当了一年相国后去世，齐桓公又任用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在当上相国的两年，眼见得齐桓公日益昏聩，天天与易牙等人厮混在一起，不由得愤愤不平。鲍叔牙死后，易牙等三人更是各树其党，争权夺利，根本不把年老体弱的齐桓公放在眼里。最后，一代霸主齐桓公孤零零地饿死在深宫，十数日无人收尸，齐国也陷入了动荡和战乱之中，国力一天天变得衰弱，由管仲创造的辉煌也走到了尽头。
纵观齐国的盛衰历史，可以说，管仲是一个成功者。这一点，管仲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都不一样，他能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并且获得了成功。一个人，能亲眼看到自己的思想如种子一样，生根、开花，并且结出累累硕果，应该是一件殊为欣慰的事情。
那么，智慧的管仲在齐国到底做了些什么，从而使得这个地处海滨、偏僻又狭小的齐国，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大国的呢？
中国文化向来是喜欢贴标签的，比如把谁看作儒家，又把谁划为法家；或者把什么归结这个主义，又把什么纳入那个思想……好像标签一贴，万事皆成似的。然后，就按标签所贴，用一种僵死的概念来诠释，根本不愿意尝试顺着事物的纹理和规律去探索。这样的方式，使得人们在研究管仲时碰到了难题——这个来自淮河岸边的人，他的思想和手段到底归于哪门哪派呢？他的主张似乎兼有各家的影子，又似乎不专属哪家——他尊重人性，道法自然，像道家；提倡道德，讲究秩序，像儒家；重视法治，刑律严酷，像法家；同时，他在用兵上神出鬼没，法无定法，又像极了阴阳家……也正因如此，任何一派都不好意思将管仲奉为他们的祖师爷或者纳入他们的范畴。
管仲治理齐国的方式和手段，同样给人们带来诸多疑惑。管仲所做的一切，根本就是“无门无派”——相比孔子，以及后来的孟子，管子的思想一点也不具有浪漫的成分，也没有理想化的成分，他很少提一些纲领，不像儒家那样热衷说教；他似乎从不按规矩办事，就是如商人般唯利是图。管仲的目的很简单也很明确，国家的稳定与秩序，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伦理，都必须建立在国富民强的基础上。要想实现这些，就要发展经济，发展工商业，赚取钱财，积累资金……这些，在当时，乃至后来的中国文化的主流看来，都是“匪夷所思”的事。
让人们无法把握和首肯的还有管仲的私德，以及他做事的方法和手段。在人们看来，不仅仅管仲弃公子纠而投公子小白，算是道德上的一个污点。而且，管仲为了齐国的强大，可谓心机用尽，手段用尽，而且很多手段，都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的。比如：管仲为了鼓励商业，竟在淄博设立了七百处“女闾”，也就是妓院。这样的方式，又让道德保守的儒家“瞠目结舌”了……如此情境之下，也难怪管仲找不到自己的归宿了。
管仲就这样成为一个让人费解的人。其实哪有什么费解的呢？在很多时候，认识上的隔阂与框框纯属“庸人自扰”。现在看起来，管仲的执政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尊重天地，尊重人心，尊重人们的需求，也遵循人们的欲望。这当中有道家的成分，也有浓郁的民本主义的思想。管子的出发点是“与俗同好恶”，其实就是按照市场的规律来办事——既然人性当中皆有“求利远害”的自利之心，为什么不因势利导以人心的走向来制定国家政策呢——这样的方式，似乎又有点民主社会以及现代经济的影子。不过，管仲所做的显然又不是放任不管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相反，他的政治经济措施不仅具体，而且严酷，比如强制推行“四民分业定居”政策，使士、农、工、商各归其所，聚居一处，世代相传；不准百姓随便迁徙等。这一方式，又具有强硬的国家管理模式——从这一个概念上说，管仲又像法家。至于提倡道德，对农民推行减税政策，有效地保障农民利益；在军事上不主张滥用兵力，奉行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又跟后来孟子大力提倡的“王道”有几分相似。显然，这又具有儒家的成分……现在看起来，当年的管仲就像是武术中的“自然门”，他是无门无派的，他的一招一式，都是从具体情况出发。他不是儒，不是道，不是法，不是墨……他什么都不是，但管仲所做的，似乎又带有这些门派的影子，他只是根据对手的情况，每招每式，都能击中要害。这样的方式，实际上就是最切合实际的方式。
后来，孟子把儒家学说的核心归结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细细地分析管仲在齐国所做的，也可以看出，其实对于管子来说，他人生最大的目标，也就在于此，尤其是治国和平天下。如果将管仲的主张和行为加以概括，就能看出，管仲同样在探索“王道”的精神，他的“王道”，就是以富国强兵、社会自由、人民安居乐业的方式，来达到治国的目的。管仲最著名的话就是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这一句话可以看出，管仲其实也是很讲道德和礼节的，只不过在他看来，只有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伦理道德的秩序才能实现。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老子在《道德经》中的一句话，话虽然说得有些满，但道理似乎真的是那么回事。管仲虽然没有说过类似安宁的话，但他治理齐国，也是按照这个方法来做的，类似的心得，肯定会有不少。有可能读着老子字句，管仲还会会心一笑呢！老子没机会实现他的济世理想，就背着包裹，骑着青牛出关去了。而就管仲来说，他有了一个机会，使得他的济世情怀得以实现。换句话说，管子就像是老子的现实版，是一个兢兢业业克己复礼的老子，是一个将思想从半空中拉回到现实中的老子。按照我的理解，管仲的思想完全暗合了老子的“道”与“德”。他所做的，就是在“道”与“德”的总纲之下，制定法度，判别是非，公正赏罚，以公正和不偏不倚推动社会的进程。“政之所在，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管仲这一段话的中心意思，跟老子的《道德经》不谋而合，看得出来，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参透天地，然后寻找合乎天地民意的手段。
当然，就管仲的手段而言，谋略和权术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不过，就管仲那个时代而言，无论是他的权术也好，谋略也好，不择手段也好，还是有着大气象和大胸襟的。并且，靠着这样的大气象，管仲架构起了一个大国的管理格局。这种由谋略的广博和心机的深刻而发散开来的大气象，对于社会的进步，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只是到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权与谋变得越来越普遍，也变得越来越扭曲变形。汉武帝时代，阴鸷的权谋和善变已经让人感到心惊胆战了，只不过那时的权、势、术还支撑着国家的强大；到了三国时代，曹操可以说是将权、势、术运用到登峰造极的一个人，同样值得庆幸的是，有着分裂人格的曹操还能尽显韬略，拥有一腔热血和天地情怀，这些，还能稍稍弥补一下手腕的毒辣吧。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权术和谋略已明显是一柄双刃剑了，每每出鞘，让人胆战心惊。而当社会普遍拥有着这种制胜权谋，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心思不再干净的时候，中国文化从总体上已显得不太健康了，它缺乏足够的元气去挣脱泥淖，也没有清澈的形而上去濯洗。当政治的核心被越来越多的权谋、谋略、权术占据之时，哪里会有善良和清明呢？整个政治，必定堕落为一块腐烂恶臭的沼泽地。
在我看来，这位出生于安徽颍上的一国权臣，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被低估的人。
与老子一样，管仲也算是孔子的同时代人。不过，管仲显然要比孔子大很多，按照时间的推算，孔子出生的时候，管仲已经逝世数年了。如果把管仲与孔子进行比较，更可以看出管仲的不凡了。孔子在《论语》中自夸：“如果谁用我执政，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但事实呢，似乎不像孔子想象得那么容易。孔子五十二岁那一年，受鲁国国君重用，三年之后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根本没有出现三年有成的局面，相反，因为杀了一个少正卯，限制了鲁国的思想自由，也影响了鲁国的经济发展。跟管仲相比，孔子既不能像管仲那样教育农民怎样种庄稼，也不懂得怎样选拔人才；更不懂发展经济要用非常手段、军事要搞阴谋、外交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了。孔子只会重复那一套恢复周礼的论调，天真地以为只要实现了他所倡导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就能治国安邦平天下，一个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尽管也有他本身的价值所在，却是无法治理好国家的。
从现代政治的角度看，管仲的才华，除了表现在军事和政治上，还表现在经济、哲学、法律、外交、教育、人才、管理以及道德伦理等各方面，既有治国平天下的实践经验，也有相关的理论总结。按照常理来说，这样一个开拓政治局面，影响历史发展，并且导致社会产生巨大变化的人，应该是有崇高的思想地位和历史地位的，但在中国历史上，管仲的地位，似乎远远低于同时代那些怀才不遇的“空谈者”，比如孔孟、老庄等。连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只是将管仲列入《管晏列传》，总共只有数百字的篇幅。漫长的中国历史，只有晚清时的梁启超算讲了一句公道话，认为管仲是“中国之最大的政治家”。现在看起来，梁启超的这一说法，一点都不为过。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在《论语》中，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有两处，一处是有人问孔子：“管仲俭朴吗？”孔子的问答是：“管子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意思是管仲将一些市租据为己有，不算俭朴，即不算廉政。另一处是子贡和子路问孔子，对管仲背叛公子纠辅佐齐桓公怎么评价？孔子的回答是：“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张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可以看出，孔子对管仲总体上是肯定的，但同时认为管仲做人还有很大缺失，谈不上一个道德完人。一个有污点的人，是不值得大力提倡的。
管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境遇呢？想来，还是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最大的薄弱之处在于认识。对于事物的认识，在很多时候，总是由于不够深入，理解能力不够而出现偏差。中华文明一直算是农业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有着狭隘而迂腐的成分。比如过于相信个人的自觉，不重视人道，理性意识淡薄，科学精神匮乏，辨伪机制、创新意识以及法制精神薄弱，等等。这当中最大的表现就是孔孟所提倡的 “君子之道”，它更像是空中楼阁，由于缺乏对人性的深入了解，显得虚无缥缈。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说，孔孟的君子之道是建立在“性善”的前提下的，但实际情况呢，人性本来就是无是无非的，谈不上“善”，也谈不上“恶”，它只是复杂多变。儒家的出发点有问题，决定了“君子之道”的整个哲学体系有问题，也决定了那种“君子之道”道德教化治国的方式无法实现。
与此同时，中国人重言不重行、重名不重实的习惯和传统，又使得中国文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对实践者和操作者缺少足够的研究和尊重。管仲是一个管理者，也是一个制度的创造者。历史是由后人写就的，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诸多的思想和认识，大都体现在具体措施之中，随着岁月的流逝，真正呈现在后人面前的，已变得相当渺茫了。因此，当人们在整理某段历史时，往往会因循旧日的文字资料去寻找，很难通过当时的世俗人心去比较和鉴别。这样的方式，使得历史的整理者很难，也无法体会一些管理者的高妙和良苦用心。再加上历史的整理者往往都是没有实践经验的文人，对于曾经的管理者，很难有切合实际的判断，甚至，对于他们的位居高位，还在潜意识里怀有深深的嫉妒。因此，有关历史的评价总是隔了一层——这当中的反差，或许，还有人性阴暗的成分吧。历史是复杂的，在分析历史时，不可不正视这些隐藏在历史身后的问题。
因为这样的思维习惯和传统，中国文化对于那种实际上迂腐，却更具有悲壮的色彩的方式更为推崇；或者，推崇洒脱而富有游戏精神的老庄。比较起管仲的理性和实际，孔孟的方式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更符合中国文化对个人的道德要求；老庄呢，则更纯粹，更像一个完美的人生理想。并且，像孔孟和老庄，一辈子都在“修身”，虽然在诸多方面不同，但都堪称道德完人；不像管仲，似乎总有道德上的瑕疵。历史的记述者总是被更多的情感因素所左右，正因如此，人们更觉得孔子高山仰止，老子智慧无边，孟子英气勃发，庄子洒脱自然，他们的文化和思想地位远远高于管仲，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这是管子之后的老子在《道德经》上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最善的人，居处最善于选择地方，心胸善于保持沉静而深不可测，待人善于真诚、友爱和无私，说话善于恪守信用，为政善于精简处理，能把国家治理好，处事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最善的人所作所为正因为有不争的美德，所以没有过失，也就没有怨咎。
水是柔弱的，正因为柔弱，所以它是最大的强者；水是卑下的，正因为卑下，所以它无所不聚。水的聚与盈皆来自于它的平淡本性：由于其性平淡，才永不自贪、不自居、不自骄，使万物之所生，并成为万物之所归。水流生万物，水流化万物，水流而使万物归于水。因而，万物皆流，无物不变，乃水的特性使世界变成这个样子。
看上去，老子这一段话是在谈论水，其实，这也是世界的至理。只有领悟了水，顺应了水，听从了水，才能得明大道，才能达到无我无私，天人合一的境界。
管子的有关文章，虽然没有谈论到水，但从管子的所作所为来看，分明能感受到水的力量——任何思想都不是孤立的，他们都是密切相连的，管子与老子的思想也是这样。在我看来，管子与老子的思想如出一脉，从他们的思想中，明显能够感受到淮河水的波光潋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