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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的信史，就从大禹开始吧。
历史总是空蒙的，这使得我们在面对它时，总觉得内心惶然。我们不知道它的起源在哪里，在很多时候，它只是神话或者推理。《圣经》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是由猿猴变成的，是劳动，让猿变成了人……科学则判定：宇宙，是源于那一场大爆炸……无论是传说，还是推断，都像是一个寓言，一个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的寓言。它让我们相信，如果硬要刨根问底这个世界起源的方式，那么，相信吧，相信各自的寓言。
对于淮河，我们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果硬要给淮河的信史安排一个开头的话，那么，不妨从那一场惊天动地的会议开始。
开会的地点在涂山。也就是现在淮河南岸的怀远县境内。如今，在山脚下，还有一个村庄叫作禹会。那次会议，从某种程度上说，决定了华夏北方与南方的共融，决定了这一片土地的核心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次弘扬道德的会议，各地的酋长在目睹了禹的尊容后，由于敬佩禹的道德和操守，心甘情愿匍匐在禹的脚下，听从禹的振臂一呼。
从此，淮河两岸就有了“光”。
数千年后，当我由于凡尘俗务经常乘车跨越淮河的时候，我总能看到淮河岸边的涂山，它突兀地矗立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之中，尤其醒目。不过走近空旷的涂山，已很难想象出历史的神圣和气韵了。一切都毫无踪迹，只是在山岗之上，有一个破败的禹王庙，里面有一座几近坍塌的禹王像。这些，似乎就是涂山与禹王全部的联系了。历史就是这样，很大程度上，它一直空蒙而虚假，就像一个巨大的骗局一样。历史的实质也很少是庄严的，庄严，往往都是后来的意会和附加。四千多年前的那个冬天，当禹在涂山召开各路诸侯大会的时候，他肯定没有想到，这一次会议，竟被后人赋予了那么多的意义。
禹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彰显的正是莽荒时代人与大地的关系。那个时代，应该有一场世界性的大水吧，在西方，只有诺亚乘方舟带领几个人逃到了山坡上，然后，雨停了，有鸽子衔来了橄榄枝，预示着有陆地出现；在东方，史书同样记录了这次大洪水，黄河、长江、淮河洪水横流，九州一片泽国，人们只能暂避高地上，甚至攀缘在树枝上。那时候中原的领袖还是舜，舜先是命鲧治水，鲧是禹的父亲，面对茫茫大水，鲧有勇气，却高估了人的作用。鲧一直用堵的方法来治水。茫茫泽国，水哪能堵得住呢？鲧失败了，人类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舜很生气，就把鲧流放到羽山，后来鲧就死在那里。
禹这时候出场了。禹的这个家族，是很有点来头的：禹的父亲叫鲧，鲧的父亲叫帝颛顼，颛顼的父亲叫昌意，昌意的父亲就是中华民族的创立者黄帝。算起来，禹算是黄帝的玄孙了。让禹负责治水，同样是舜的意图。当时，禹在各方面口碑极好：为人机敏勤快吃苦耐劳，守道德从不违背社会准则，具仁心有亲和力，他的言行让人们信服。《史记》甚至说，禹说话的声音都合乎钟律，自身的行动成为法度，他的勤勉不倦端庄恭敬，在当时成为百官的典范。这样的人分明就是一个半神啊！《尚书》在解释舜的动机时说“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显然，舜就是要禹子承父业。当然，对于禹来说，父亲鲧的罹难，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子承父业，不单单是临危受命背水一战的问题了，而是他，以及他的整个国家，在洪水面前，都走进了绝路。禹一开始并不想担任，他跪拜叩头拒绝，想把这一任务推让给契、后稷以及皋陶。不过帝舜的态度异常坚定：你还是快去办理你负责的事情吧！
完全可以想象禹临危受命时的心情，悲伤之余，更多的还有悲怆，为自己的悲怆，为芸芸众生悲怆。人类在自然的压迫之下，就像蝉一样脆弱。在这种情形下，禹唯有兢兢业业，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以求上苍的悲悯了。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是无私，另外一方面，也是无奈。这是一条真正的不归路，在禹看来，天与人，是相通的，自己只能以极致的方式，来完成与神灵的沟通。
禹应该是一个身材高大粗壮的汉子，这一点不容置疑。他调动着人马，以一种无敌剑客的神情正视所有的一切。他在贫瘠的大地上行走着，胸中涌动着万丈豪气。关于禹所做的一切，有零星说法得以传承。《淮南子·本经训》《修务训》《要略》以及《尚书·益稷》《正义》还有屈原的《天问》等当中，都有着对于禹事迹的赞颂。其中，《淮南子·修务训》以充满赞颂的口吻写道：“禹沐浴淫雨，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风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要略》同样记载了禹身先士卒劳苦奔波的感人事迹：“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河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
从这些典籍记载中，人们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禹在凄风苦雨中，几乎走遍了九州。这样的行为，不由得让人困惑不解：禹为什么不在一个地方专注治水，而是抬起他的双脚，像旅行一样走遍祖国大地呢？司马迁在写大禹这一段事迹时，用了好几大自然段来描述——禹的巡行治水从冀州开始，在冀州，禹先治理完壶口山，又去治理梁山和岐山；在济水和黄河之间的兖州，禹疏导了境内黄河下流的九条河道，让雍、沮两水流入一个湖泊；在大海和泰山之间的青州，禹疏导了潍水和淄水；在大海、泰山和淮河之间的徐州，禹治理了淮河和沂水；在淮河以南和大海以西的扬州，禹又治理了彭蠡泽，将松江、钱塘江、浦阳江都疏通入海；在北起荆山、南到衡山之南的荆州，禹治理了江水、汉水，还有沱水、涔水、云土泽、梦泽等；在荆山以北、黄河以南的豫州，禹又将伊水、洛水、涧水等疏通流入黄河，疏导了菏泽，然后又治理了孟猪泽；在东到华山、西到黑水之滨的梁州，在西到黑水、东到冀州西界的黄河的雍州……可以说，就当时的九州而言，禹的足迹无所不在！禹治水的范围，不仅仅是黄河、淮河等干流，连一些不知名的，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河流，禹也将它们一一治理。而且，禹所做的，不仅仅是治水，禹每到一个地方，还发动当地群众重建家园。
一个人，怎么能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做出那么多的事情呢？对于大禹治水的具体方式，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以禹所处的上古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与洪水斗争，无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就鲧和禹而言，以当时的人力物力，无论他们采取怎样的方式，要想真正取得与洪水争斗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太史公一直没有交代禹具体采取什么措施来治理江河，只是阐述禹的中心方法是 “疏”，将江河导引入海。至于其他史书，在涉及大禹治水时，同样也没有说具体的方法和事例，只说禹采取了“疏”和“堵”相结合的办法，以“疏”为主。中国文化一直不太喜欢，也不太习惯于刨根问底，它总是习惯于将事件情感化，将事件模糊化甚至传奇化，至于事件的来龙去脉，往往大而化之地加以忽略。大禹治水的具体情况也是如此。这样的方式，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空白和疑点，比如，有多少人参与了这一次对洪水的治理？大片的洪水是如何疏引出去的？九州又是如何治理的？传说和文字一直疏于记载，人们的思维习惯性地转向情感，转向引人入胜的情节，甚至习惯地将平凡事件神化。留给我们的，就是有关禹的一个半人半神的故事。当然，以四千年前的文字水平，如果想翔实地描写出禹的事迹，无疑是吃力的。
的确，在很多史书中，禹一直是一个半人半神的形象。
《淮南子》中有一个故事是关于禹的，说每当禹治水时，就化身为一个硕大无朋的大熊，逢山开拓，逢水疏导。这一天，禹在治水离开家时，对妻子涂山氏说：你给我送饭，得听到鼓声才能来。禹离开家后，就变为一头大熊，开始治水了。无意中，熊碰到了一块大石头，发出了一声巨响。涂山氏听到了，以为禹击鼓让她送饭了，便来到禹工作的地方。看见自己的丈夫竟然是一头大熊，顿时吓呆了，又羞又愧，化为一块石头。
涂山氏变为石头的另一种说法见之《吕氏春秋》，说是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敢入之后，涂山氏每天守候在涂山山巅之上，对着大禹所在的方向望眼欲穿，最后竟化为一尊石像，也就是“望夫石”。这种典型的中国传说有双层的含义：一方面，它意在歌颂爱情的坚贞，另外一方面，它还说明着大禹的无私——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当他赞美一个人时，总是把这个人想象得十全十美。
故事还在发展之中，另一个典籍上这样记载：涂山氏变为石头之时，怀有身孕，禹急着对石头大叫：“还我的儿子！”于是石头洞开，一个婴儿跳了出来，那就是后来夏朝的创始人启——故事生动而富有戏剧性，也符合“启”这个名字的含义。这样的故事，既充分表达人们的潜意识，同时也表达出人们盼望化腐朽为神奇的愿望。
关于禹的治水，无论是史书也好，典籍也好，一直有诸多的神话意味，似是而非，这使得后人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一直缺乏真正可信的事实材料，故难以确切地考证。当年顾颉刚先生在万般无奈之下，忽发奇想，认定禹是一条“虫”——顾颉刚在北大教书时，只有二三十岁，年少气盛，正是什么话都敢说的年纪。顾颉刚的根据是《说文解字》——许慎说：“禹，虫也。”因此，顾颉刚大胆断言，大禹是神不是人，禹的神话可能是因九鼎而起，九鼎上面有花纹，花纹里面有条虫，这条虫可能就是禹。这个惊世骇俗的推断发表之后，引来了一片嘘声。鲁迅在小说《理水》中，就对顾颉刚的大胆妄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洪水滔天中，一帮文化学者端坐“文化山”上高谈阔论，“拿拄杖的学者”是潘光旦，“鸟头先生”则是顾颉刚。鲁迅以“其人之矛击其人之盾”，同样用的是拆字法，把“顾”字一拆两半，“雇”是一种鸟的名字，“页”是头，“顾先生”自然就成了“鸟头先生”……当然，这是禹的模糊事迹引发的一段幽默插曲。
传说禹治水过程中，曾经三次来到现在河南与湖北交界的桐柏山发源处，与水怪无支祁发生大战。这一段故事，后来的《太平广记》曾经以小说的笔法细细描述。这个水怪能说人言，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神通广大。后来有人推断出，吴承恩所著《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原型极可能就来自这个叫作无支祁的水怪。吴承恩生活的时代，肯定会流传禹大战无支祁的故事，吴承恩极可能受到了故事的启发，创造了孙悟空这个人物。传说禹在跟无支祁争战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制服了这个妖魔。禹用锁链锁住了无支祁，又用带金铃的铁环穿透了它的鼻子，然后将它镇在淮阴之龟山下。从此之后，淮河便安宁地注入大海，再也不兴风作浪了。
当然，在禹的传说中，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的，就是禹的“三过家门而不入”了。“三”是虚词，也就是说，在治水的过程中，禹多次从家门口走过，却一直没有回家。《史记·夏本纪》对这件事的交代最为细致，禹在洪水滔天之际，临危受命，一直在九州之内东奔西走，“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禹治水之时，“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一个“敢”字，道出了禹的压力。综合《尚书》《吕氏春秋》《左传》等史书的说法，禹在三十岁那一年，到了涂山这个地方，由于因为担心事业无后，便娶了当地一女子为妻，也就是涂山氏。禹娶妻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奔赴抗洪救灾第一线。甚至当妻子生了儿子启，禹也不知道。其间，禹有好几次经过家门，在门口驻足，听到自己儿子启的哭声，都没有进门看望一下。禹之所以不敢这样做，可能是因为父亲鲧被杀的原因吧，人言可畏，口口相传中，自己的行为会变形扭曲。当然，禹的“过家门而不入”，在口口相传中，同样脱离了本来的情形。
禹就像一个殉道者一样，将自己作为 “牺牲品”奉献给天与地——他节衣缩食，将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祭奠；同时，压抑自己的一切，包括欲望和情感——在蛮荒的岁月中，人们一直相信冥冥之中是神在主宰这个世界的，人在做，天在看——在根本没有办法和能力与自然相抗的情况下，人们唯一能做的，只有希望以诚意感天动地，博取天地的怜悯。就这样，禹殚精竭虑，别妻离子，在清晨和傍晚，面对山川河流默默祈祷，乞求着它们不要涂炭生灵，而要给人类以生活。与此同时，禹将谷物的种子分发给灾区的人民，供给他们有限的食物，带领他们进行局部有限的治水……有人推测，禹实际上不完全是在治水，他只是以治水为名，传扬着自己的名声，也弘扬一种道德操守，让人民正确面对困难和挫折，也以此来感天动地。不管怎么样，禹毕竟在治水上做了一些工作，虽然这些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天气的变化——天不再下雨了，洪水慢慢退了，土地重新显现了。人们走下了高坡，继续开始耕种。每一个人都把功劳看作是禹的，人们振臂欢呼，禹治水成功了！
《史记》中，司马迁记载了舜、禹、伯夷和皋陶之间的一场对话颇有意思：有一天，舜帝上朝，跟禹、伯夷、皋陶商谈有关事宜。皋陶建议说：如果能按照道德行事，谋划就会高明，辅佐的大臣就会和谐。以德服人就是要提高自身的修养，要有长久的打算，要使九族亲厚顺从，使许多贤人努力辅佐，政令由远及近，完全在于自身的德行。皋陶进一步阐述说：察验一个人的德行需要从他所做的事情开始，性格宽宏而能庄重，柔和而能独立行事，忠厚诚实而且恭敬，办事有条理而且认真，性情柔顺而且刚毅，正直而且温和，简约而不草率，坚强果决而作风踏实，任事勇敢而合乎义理，经常修明这九种品德，那就很好哩！
皋陶口若悬河地阐述“以德服人”的理论时，禹一直默默无语。舜对禹说“你也发表一下你高明的意见吧”，禹出人意料地低调，只是说：“我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想整天努力不懈地办事。”皋陶问禹说：“什么才叫努力不懈？”禹这时候不失时机地进行了一番“自我表扬”，说：“洪水浊浪滔天，浩浩荡荡包围了山岗，淹上了丘陵，下面的民众都在从事治水的活动。我在陆地的时候乘着橇，山路上行进的时候穿着草鞋……同益一起送给民众稻粮和新鲜的肉食，也疏导九条河流通到四海，疏浚田间大小沟渠流通到江河……”说到这里，禹又不失时机地把“三过家门而不敢入”的事情细细地说了一遍，然后又接着自我表扬，“生下儿子启我不能抚养他，所以能够完成平治水土的事功。辅佐形成甸、侯、绥、要、荒五服制度，国土的宽广达到了五千里，每州动用了十二个师的人力，一直开辟到了四方最为荒远的地方，建立了每五个诸侯国任命一个‘五长’的制度，各自的首领遵循职守建有事功。”
禹后来居上的演说感动了包括舜在内的所有人。舜帝说：“用我的德教去开导他们（蛮族），要靠你的工作来使他们归顺。”负责刑狱事务的皋陶也敬重禹的功德，下令让民众都效法禹，不按照命令的话来做，就用刑法处置。一时间，禹的美德和名声传遍了九州，口口相传中，禹成为一个圣人，一个每个人都愿意顶礼膜拜的圣人。
禹的名声就像天宇上的五彩祥云一样，闪烁着光芒。他的事迹被编成歌谣，在这个世界上传唱。不仅仅是中原了，那些偏僻地方的部落和诸侯也对禹表示出崇敬。禹已经变成一个神祇了。
不久，舜老了，舜同样以“禅让”的方式，将帝位传给了禹。禹的接替，在所有人看来，是很顺理成章的一件事。这时候禹的威信，甚至超过了舜。禹为帝之后，天下得到了进一步的治理，道德在弘扬，榜样在树立。禹以道德的武器，让四方八荒臣服——东南方的东夷集团归顺了，南方的苗蛮集团归顺了，西北方的羌戎集团归顺了……他们都倾慕禹的名声，对于这样一个道德完人，一个天生神力、连洪水都听命于他的神祇，有什么理由不顺从他呢？在这样的情况下，禹顺水推舟，俨然以天子的身份到南方各地巡视，并和各方诸侯约定时间到涂山相会。
那几日，来自各地大大小小的国君，也可以说是酋长，包括他们的随从，一同来到了淮河边的涂山。他们穿着华美的礼服，脸上画着纹饰，头上插着鲜艳的羽毛，带着珍宝玉器，前来朝见大禹。禹站在高高的涂山之上，面带微笑，像一个神祇一样低垂着眼睑，平静地俯视着大家。这些来自九州各地的人，能见到神话当中的禹，一个个激动得泪流满面。他们心悦诚服地伏在涂山脚下，聆听着禹音乐一般的言语。禹会诸侯的那些天里，涂山脚下人山人海，欢声雷动。人们载歌载舞，尽情地欢呼歌唱，有牧人的胡笳、猎夫的号角、高地的芦笙、船夫的号子、南方婉转的民歌，西部高亢的花儿……完全可以说，这是一场“以德服人”的聚会，禹以他巨大的道德力量促使了各部落之间的融合。各路酋长纷纷到来，人们愿意接受道德的教化，就像接受阳光雨露一样。
可以说，禹当时竭力弘扬自己的道德和名声，肯定是有超出常人的考虑的。很明显，他是想用这样的道德教化和弘扬来凝聚人心，也达到统一的目的。那个时代的人是淳朴而单纯的，人们的审美观念和理解力还停留在非白即黑的框框里，思维方式倾向于感性，也倾向于简单化。在这种情况下，在涂山之上，禹高高举起了这面旗帜，自然会引得淮河两岸一片沸腾。
一个以德服人的新纪元开始了，道德，就这样成了风中猎猎飘扬的旗帜，无数人沉醉于那样的传说中，也被那样的传说感动。她散发出金黄色的光芒，照耀着芸芸众生。禹第一次认识到道德的巨大力量，也感受到了道德号召力的甜头。他开始专心致力于道德的教育与典范的树立了。禹很快下令收缴了各部落所有的铜器，用这些铜铸成了九个大鼎，象征九州。九鼎的铸成，不仅使禹将权力神圣化，同时，也借机收缴了各部落的武器。禹让人在每个鼎上镌刻了各州的地理出产、珍禽异兽等，然后将九鼎运至宫中，号称是镇国之宝。各部落首领定期向禹王进贡时，都要向九鼎致礼。这九个鼎成了华夏的图腾和象征，禹自然也 “一言九鼎”——一个带有明显专制意味的朝代，就这样具有雏形了。
也就从那时起，可以说，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坠入了一个误区，由于过于相信道德的感召力，人们重视和弘扬道德的同时，必定会忽略法律、自由、平等。道德的利用一直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性善说”，相信一个人能对自我进行完全的约束。后来的儒家思想，正是建立在“性善”的前提下——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言，“修身”是前提，也是基础。如果一个人忽略这样的前提，不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只是把道德的剑刃对准别人的话，那么，道德的旗帜极有可能会变成狼牙大棒，成为打击敌人排除异己的利器。
不过有关于禹的传说却如化石一样沉淀下来，先是口口相传，然后镌刻于甲骨之上，青铜之上，竹简之上，后来，等毛笔和纸出现，它们又呈现在纸上。一种思维方式也涌动在空气之中，让这一片土地上的人们呼吸吐纳。
禹死后，禹的儿子启当上了帝。启死后，又将帝位传给了儿子太康帝。太康帝死后，将帝位传给了弟弟仲康帝……中国的古代的部落制彻底地消失了，禅让制也变成了世袭制。最初由“禅让”而形成的“共和制”，就这样在禹手上变成了“家天下”，变成了专制的政权。这样的变化，不知道是不是禹殚精竭虑所想推动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禹所做的一切，包括高举道德的旗帜，都像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