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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研究者中，历来是笨人比聪明人多得多。历史研究要花无穷无尽的笨功夫笨手段去读枯燥无味的书，寒灯枯坐，地老天荒，聪明人往往避之不及，都跑去读商学院去了；剩下几个浮躁点的，也去学外语、搞艺术去了。也因此，研究历史的地方往往是笨人扎堆，一个比一个笨，一个比一个迂腐，很少有人有良好大局观的，只是一味求小、求偏、求证，对于世事人心一概忽略。其实历史就是曾经活过的现实，一个人，如果不懂人情世故，不懂现实生活，他了解的，就一定不是活生生的历史，只会是字里行间的某个片段。
有一个例子似乎可以拿来佐证，那就是民国之初宋教仁被杀一案。后来那么多书籍，口口声声说袁世凯杀了宋教仁，其实稍稍想一想就不成立，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呢？——国民党成立之初，孙中山向袁世凯保证致力实业修铁路，国民党的领导人实际上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英气勃发的宋教仁很想在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中干出一场轰轰烈烈的事业。他起草的《国民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虽号为共和立宪，而实无强健而良善之政党焉，因此，国民党决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根本宗旨，在中国完成共和立宪，组织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在宋教仁的亲自策划和领导之下，国民党利用强大的组织力量，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击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大获全胜，在众、参两院870个议席中独占392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人的胜利，让实际负责国民党事务的宋教仁踌躇满志。按照《临时约法》建立责任内阁的规定，议会第一大党当然组阁，其党魁当然出任内阁总理。因此，宋教仁下一步取代赵秉钧成为国务总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袁世凯要正式成为大总统，正指望宋教仁在内阁中助他一力。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干吗轻举妄动，影响自己正式当选民国大总统呢？这一类的动机，想一想，就觉得不合情理了。我在《晚清有个袁世凯》中也阐明了我的看法。书同兄有一次跟我聊天，问我写历史是怎么对待这些疑案的。我说，把各方面的材料摆在一起，然后用人情事理来判断。这样的方式，就像写波洛推理判断一样。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拿个理由先！
宋教仁是谁杀的？暂时还没有定论。不过陶成章被杀的案子前些年开始真相大白——陶成章曾经是仅次于孙中山的革命党二号人物，他是1912年1月14日被杀的，比宋教仁被杀早一年，地点也是上海。陶成章案跟宋教仁案一样，是当时的惊天之谜。现在水落石出，竟然是蒋介石等人干的。蒋介石和王竹卿联手去上海广慈医院，开枪将陶成章暗杀。蒋介石和王竹卿后面是谁？是陈其美。陈其美的后面是谁？不知道。当时的背景是：民国成立后，国父孙中山觉得党的组织仍不够严密，需要改组，加强纪律和执行力。有两个主要人物反对，他们认为：我们都是志同道合在一起，你不该要求组织对个人效忠，还有签字、盖手印之类的事。这两人一个是黄兴，一个是陶成章。黄兴不赞成，就走了，未与孙中山争执。陶成章却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公开骂孙，批评他，甚至公开说要倒孙。据《孙中山全集》记载，在刺陶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15日，孙中山曾致电陈其美：“万急，沪军陈都督鉴：阅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元月十四号上午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枪中颈、腹部，凶手逃走，陶君遂于是日身死，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沪，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即由沪督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总统孙文。”
按照孙中山电报的内容来看，孙中山似乎对蒋介石刺杀陶成章一事不知情。不过据《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记载，“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到了日本，立即拜访孙中山。从6月13日到8月31日，孙中山与蒋介石共见面29次，其中蒋介石去东北还离开了日本一个多月，8月17日又开始见孙中山。两人可谓形影不离、情投意合。李敖在《蒋介石评传》中说蒋介石暗杀陶成章是孙中山、黄兴指使的，蒋介石“不过为孙黄一派的大阴谋，扮演了一个小角色”。李敖这人才高八斗、才华横溢，但心思不正、剑走偏锋。他的说法，姑妄听之。
《万象》2010年9期、10期张耀杰文《宋教仁案的历史现场》对宋教仁一案有详细的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是陈其美。文章说：“应夔丞在宋教仁案中所扮演的，既不是暗杀行动的最高决策者的角色，也不是暗杀行动的操作者的角色，而是在中央政府与上海国民党之间，专门收集用来嫁祸于中央政府的情报信息和证据材料的双面间谍的角色。具体操作执行暗杀行动的，是应夔丞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任谍报科科长时的一等科员吴乃文，及其同伙王金发、陆惠生、拓鲁生、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等人。吴乃文等人所执行的显然不是来自应夔丞的命令，而是更高层的陈其美等人的命令。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的军政实力和情报系统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所扮演的既是侦破宋教仁案的总指挥，同时也是制造这桩谋杀案的第一嫌疑人的双重角色。……国民党方面在处理宋教仁案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个基本策略，是依次推出或者说是抛出比较低端也比较边缘的武士英、王阿发、应夔丞、冯玉山、邓文斌、张秀泉、陈玉生、陆惠生等人，而把真正了解真相的核心人物吴乃文、王金发、陈其美等人，隐藏在见不得阳光的暗箱幕后。宋教仁案经过公审公堂连续七次的依法预审，所遗留下来的最大的疑点和盲点，就在于原、被告双方配合默契地避免了武士英和应夔丞的当庭对质。这样一桩并不十分复杂的谋杀案，只要把已经抓捕归案的武士英、应夔丞、陈玉生，以及参与或见证谋杀活动的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王阿发、何海鸣等人拉到一起当庭对质，便可以真相大白。但是，国民党方面所需要的显然不是宋教仁案的真相，反而是通过真假难辨的舆论宣传，来针对袁世凯、赵秉钧及中央政府实施道德上的妖魔化，进而退出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挑起发动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
关于宋教仁之死，现在的人似乎已不太关心了。我前些日子看完《万象》那篇文章之后，曾经在微博里发了一个帖，表示自己的震惊。令人尴尬的是，几乎无人回应此帖。人们大概都在关心物价房价上涨、小三夺权之类的事了吧？实际上人们还是应该回头关注一下此事的：民国之初，政体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搞民主宪政，搞共同执政，那些大佬一个个战战兢兢努力克制。孰料宋教仁事件发生，孙中山第一个起来“抄家伙”，于是大家都接二连三地“抄家伙”。此后大伙都不遵守规则，也坐不到一起来了。袁世凯死后，更是没有能控制住局面的人了，树倒猢狲散，一蟹不如一蟹，军阀都动辄抄家伙，把政坛搞得如流水席一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