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夏天，就是在我的儿子艾灵顿出生几周后，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待在一个位于新泽西州小镇的学前班教室里。这两件事本身并无关联：我并不是为了当好新爸爸而参观红岸小学的140教室，而是以一名记者的身份来到这里。乍看上去，整间教室平淡无奇。淡黄色的空心砖墙壁让房间沉浸在一片喜庆欢快的气氛之中；只有插在白色写字板旁的一面美国国旗，稍稍增添了一份严谨的感觉。教室里，4岁年龄段的孩子们正无忧无虑地玩耍嬉戏，进行各种各样的学龄前活动：用“乐高”积木搭建大楼，在沙盘里驾驶玩具汽车，拼写猜字游戏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意识到，发生在140教室里的场景并不寻常，其中既有不言自明的哲理，又有润物细无声的感悟。令人费解的是，孩子们始终井然有序，而且安静不吵闹。一整天里，没有号啕大哭的，没有呆呆发愣的，没有发泄不满的，没有打斗撕扯的。最令人不可思议的还是这位黑发飘飘的年轻教师——莱昂纳多。这位老师似乎根本就不需要随时维持秩序，而且她指导孩子们的方式也独树一帜：没有按部就班的教导，没有情绪激昂的表扬，没有刻意而为之的课间休息，更没有声色俱厉的警告——“克莱恩，集中注意力！”她既没有表扬“好”孩子，也不会惩罚“坏”孩子。

在140教室，所有学生都参加了一个名为“思维工具”（Tools of the Mind）的课程 ，这个最新的幼儿园及学前阶段课程源自两位丹佛教育家之手，其基础建立于一种非正统的幼儿发展理论。在美国，绝大多数早期教育课程以开发某些学前技能为目标，主要包括文字理解和数字运用。相比之下，“思维工具”却不以阅读和数学能力为重点。反之，这门课的唯一目的就是帮助孩子们掌握一种特殊技能：抑制冲动，关注手头任务，避免精力分散和思维陷阱，控制情绪，梳理思维。“思维工具”课程的创始人相信，与传统学前教育强调的技能相比，这些可归结为“自我约束”的能力，可以让孩子们实现更大的发展。

在“思维工具”课上，学生们将学习各种思维战略、技巧和习惯，这些工具可以帮助他们根据既定目标，及时调整思维，集中精力完成手头工作。他们要学习使用“自言自语”，即在完成比较困难的任务时（比如说用拼字板拼出字母“W”），自己提醒自己牢记下一步操作（下，上，下，上）。他们要学会使用“中介”：通过某种实物提醒他们如何完成某一项活动（比如说有两张卡片，一张卡片是嘴巴，另一张是耳朵，拿到第一张卡片的人负责发言，拿到第二张的人只能倾听）。每天早晨，他们都要填制“游戏计划”——一种用文字或图画描述当天游戏内容的表格，比如说：我打算开火车；我准备带上玩具娃娃去海滩。他们要用几个小时进行“装扮大人”游戏。“思维工具”的设计者认为，通过这种情节复杂、持续时间较长的场景模拟，可以很自然地引导孩子们学会如何遵守纪律，克制冲动。

在140教室里，看着这些天真活泼的孩子，自然而然让我想到艾灵顿。此时此刻，在3英里以外，位于曼哈顿的一间小公寓里，这个娇小的生命或许正在呢喃、打嗝、啼哭。当然，尽管我真心希望他能拥有一个幸福而成功的人生，但却不知道该如何帮他到达那个美好的彼岸。实际上，困惑的不只有我一个人。艾灵顿的到来似乎有点生不逢时，因为这恰是一个让我们这些初为人父母者感到焦虑不安的时代。这种“新手父母焦虑症”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尤为突出，在这里，要为孩子在一个心仪的幼儿园里博得一席之地，所有父母都不遗余力，竞争的白热化程度丝毫不亚于角斗场上的血腥。最近，加州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把存在于美国早教领域的这场竞争戏称为“幼儿大战”（Rug Rat Race） 。每一年，竞争开始的时间都在提前，而且愈演愈烈。就在艾灵顿出生的两年前，知名教育连锁机构“公文”公司在纽约市开设了第一家针对婴幼儿的“公文”连锁店，每天上午，家长们把2岁左右的孩子送到这里，学习填写表格、练习字母和数字识别。“公文”财务总监曾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3岁是一个最佳年龄 。即便他们还不能扔掉尿布，但只要能和‘公文’的老师安静地坐上15分钟，我们就能让他们留下来继续学习。”

在艾灵顿的成长环境中，渗透着一种被人们称之为“认知假设”（cognitive hypothesis）的思维。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但却鲜被提及的潜意识：当下的成功主要依赖于认知技能，也就是以智商测试结果反映的智力水平，它包括识别字母和单词、计算、识别图形的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最佳途径，就是练习，而且越多越好，越早越好。认知假设早已司空见惯，以至于常常被人们忘记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发明。认知假设最近一次受到关注 还是在1994年，当时，卡内基公司出版了一份名为《起点：满足幼儿需求》（Starting Points:Meeting the Needs of Our Youngest Children）的报告，给美国的幼儿认知能力开发状况敲响了警钟。该报告指出，当前儿童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在生命最初的三年里，孩子们缺少足够的认知刺激，而造成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单亲家庭及在职母亲的大量增加。于是，家长们草率地把孩子送进幼儿园，而这些幼儿园往往不能为孩子提供培育这种能力的环境。这份报告甚至还开启了一个全新行业：向那些满怀希望但又心有忐忑的父母兜售“0～3岁”幼教智力开发产品；幼教书籍、游戏、玩具、迪士尼公司的“小小爱因斯坦”音频产品的年销售额高达数十亿美元。

相关法规的制定者和慈善家认为，缺乏认知培训导致贫困儿童从人生的起点开始便已落后，卡内基公司的这一结论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研究给公共政策带来了重大影响。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更是以大量证据说明，缺少来自家庭和学校的语言及数学刺激与贫困儿童在学习成绩上的落后具有关联性。在这些研究中 （我曾在个人的第一本书《竭尽所能》中做过介绍），最有发言权的研究出自儿童心理学家贝蒂·哈特（Betty Hart）与托德·莱斯利（Todd R.Risley）之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两个人对来自堪萨斯城的42个孩子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孩子分别来自白领、蓝领阶层及依靠福利金生活的家庭。哈特和莱斯利发现，导致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大差异以及未来发展中出现分歧的全部原因，都可以归结为一件事——新生儿从父母口中听到的词汇数量。哈特和莱斯利指出，到3岁时，由白领父母抚养的孩子，可以从父母口中听到约3000万个词汇；而在依赖福利生活的家庭，孩子从父母那里听到的单词却只有1000万个。他们认为，这种差异是贫困家庭儿童在后期的学习、生活中遭遇失败的主要原因。

认知假设显然有牵强附会之嫌。它所描绘的世界是如此的纯粹，以至于人们笃信它具有完美的线性，即：只要有投入，就一定会有产出。如果你的家里没有几本书，孩子的阅读能力就一定会很差；如果父母在孩子面前少言寡语，孩子掌握的词汇就一定很少；而“公文”课堂上做的数学作业越多，数学考分就会越高。有的时候，这种原因与结果之间几乎单一的关联性显得有些滑稽。哈特和莱斯利通过计算得出，在依靠福利金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需要41个小时的高密度突击恶补，才有可能接近或达到蓝领家庭孩子的词汇量。

然而，在过去数十年尤其是最近几年，经济学家、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及神经学家等专业人士不断提出新的证据，让人们对认知假设所依赖的诸多假设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儿童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在孩子出生后最初几年里向孩子们的脑子里灌输了多少信息，而在于能否帮他们形成一系列截然不同的有价值的品质，譬如专注力、自控力、好奇心、责任心、坚毅和自信心。经济学家把这些品质称为非认知技能，心理学家称之为人格特征，而大多数普通人则把它们直接看作是品格。

针对某些特殊技能，认知假设所依赖的逻辑确实成立，即：培育技能的关键在于早开始，多练习。如果你想提高罚球得分率，每天下午练习200次罚球的效果肯定好于只练习20次。如果你是一个四年级小学生，利用暑假时间读40本书肯定比只读4本书更有助于提高阅读能力。诚然，某些技能是需要机械性的训练的。但涉及人格中某些更微妙的元素，事情显然就不会这么简单了。即便是再勤奋一点，再多花几个小时，也未必能让你的失望少一点。孩子不会因为在他们生命的早期没有进行好奇心的探索就在好奇心的发展方面有所落后。我们获取或者丧失这些能力的路径肯定不是偶然的——在过去几十年里，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对这些技能从何而来以及如何形成有了深刻的认识。不过，这些研究异常复杂，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而且往往神秘莫测。

本书的主题是介绍一种新的教育观点，这种观点正在为人们所了解并接受，并在美国乃至全球教育机构、心理诊疗机构、实验室及学术研究机构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按照这种新的观点，以往几十年倡导的传统观念是带有误导性的。我们不仅一直在强调错误的技能和品质，而且一直在用错误的方法来培育和灌输这些能力。显然，把这种新观点定义为新的理论体系还为时尚早。在很多情况下，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是独自在黑暗中摸索，而且彼此之间并无往来交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科研人员和教育工作者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同道，并逐渐跨越学科界限，融合并成为一支庞大的力量。随着各种零星散落的观点不断融会贯通，我们如何养育孩子、如何管理学校以及构建社会安全体系的手段也必将发生转变。

如果说有个人可以成为这个跨学科新兴网络的核心，那么，这个人必定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乍一看，我们很难将赫克曼与认知科学领域泰斗这一称呼联系到一起。他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戴着厚厚的眼镜，衬衫口袋里总是插着绘图铅笔。仅凭第一眼，你就能感觉到他高不可攀的智商。赫克曼成长于20世纪40和50年代的芝加哥，父亲曾是当地一家肉类加工厂的中层管理者。他的父母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都意识到，他们的儿子拥有某种超乎寻常的天赋。在他8岁的时候，赫克曼便已读完了父亲收藏的畅销书《30天掌握强大的词汇量》，9岁时，他在一本漫画书的后面发现了一本叫《实用数学基础》的书，并用自己平日积攒的零钱买下了它。而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数学能力的确是赫克曼与生俱来的天赋，他对数学公式的掌握得心应手，让周围的人只能自愧不如。在十几岁时，赫克曼为了打发时间，养成了一个特殊的习惯：随便找一个位数很多的数字，然后在头脑里把它分解成最多个互不相同的素数——数学家们将这个过程称为“素数分解”。赫克曼还告诉我，在16岁时，他第一次从社保局的信中看到了自己的社保号码，他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居然就是将这个号码分解为素数。

后来，赫克曼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经济学教授，2000年，赫克曼凭借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统计方法而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在经济学领域，赫克曼尤以计量经济学而闻名，对于经济学家以外的人来说，这种因为怪异而近乎神秘的统计分析法几乎是无法理解的。我曾听过赫克曼给研究生上的课程，尽管我已经绞尽脑汁，但对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他的课程依旧如天书一般深奥莫测，其间充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公式，譬如里昂惕夫生产函数、希克斯和斯勒茨基替代弹性，它们让我羞愧难当，不堪忍受，只想趴在桌子上睡觉。

尽管赫克曼的专长似乎有点高深晦涩，但他所选择的落脚点和关注点却绝不令人感到陌生。在赢得诺贝尔奖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赫克曼借助于荣誉带来的影响和威信，不但巩固了他在计量经济学领域内的地位，还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将他的影响力延伸到此前较少涉足甚至是从未涉足的新领域，譬如人格心理学、医学和基因学等。（实际上，在他拥挤不堪的书架上，在两本厚重的经济学历史著作之间就夹着一本《遗传学傻瓜书》）自2008年以来，赫克曼曾多次召集知名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参加且仅限受邀者参加的学术会议，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和不同的视角探讨同一个问题：哪些能力和秉性更有可能带来成功？如何在儿童时期培育这些能力和秉性？以及何种干预方式更有助于儿童走上成功之路？

赫克曼引领着一个由20多个研究生及研究人员构成的群体，这些人来自于不同国家，并散落在芝加哥大学校园内的各个角落：他们半开玩笑地将自己的部落称为“赫克曼乐园”。这些人经常聚在一起，同时讨论多个话题，即便是赫克曼自己发言的时候，他也会不断从一个话题跳转到另一个话题，时而会津津有味地热论马里兰州的猴子研究，话锋一转便会提到中国的双胞胎研究，突然之间，他又会想起与同校哲学家在病毒自然属性方面开展的合作。（在一次对话中，我曾问及赫克曼如何将这些跨学科的研究融合到一起。过后，他的助手在送我离开时居然提出了一个让人感到诧异的问题：“如果您知道该如何把这些东西弄到一起，记得告诉我们啊。”）

赫克曼在职业轨迹上的转换，源于他在20世纪90年代针对“普通教育发展”（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项目，也就是人们常说的“GED”项目上开展的研究。当时，该项目在高中辍学学生中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通过该项目，这些学生可以获得相当于高中学历的文凭。对更有可能辍学的低收入和少数族裔学生来说，GED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进入大学的另类途径。

GED的发展基于一种认知上的假设：学校所创造并通过高中文凭所认证的，无非是一种认知技能。如果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已经具备了达到高中毕业所需要的知识与思维，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去实际读完高中。他可以只参加某种能够衡量此类知识和技能的考试，如果通过考试，相关机构就可以给予相应的认证，证明他在法律上拥有与高中毕业生同等的资质，有资格像高中毕业生那样继续攻读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学位。这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想法，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想法刚刚引入便迅速发展，因为它对那些高中辍学学生的诱惑力是显而易见的。在2001年达到最顶峰时，有超过100万年轻人参加了这项考试，其中有近1/5的高中“毕业生”实际上拿到的是“GED”合格证。（截至2012年，这一比例约为1/7。）

赫克曼想进一步知道，拥有GED证书的年轻人是否具备一个合格高中毕业生为求取更高学术地位所需要的资质。在分析了几个国家级大型数据库之后，赫克曼发现，这个前提假设在很多重要方面都可以成立，从智商测试的成绩来看，GED证书获得者几乎与正规高中毕业生不相上下。然而，在对他们完成高等教育过程中的表现进行考察之后，赫克曼却发现，获得GED证书的学生与正规高中毕业生大相径庭。他还发现，在获得GED证书的22岁学生中 ，只有3%的人被四年制大学录取或是修完其他高等学位所需要的课程，而在真正的高中毕业生中，这一比例则高达46%。实际上，这些研究最终让赫克曼发现，在关乎未来的各种重大成就时——譬如年收入、失业率、离婚率以及吸食毒品等方面，GED证书获得者的表现与高中辍学者几乎毫无二致。尽管这些人拥有了这个在他们看来价值连城的证书，尽管他们的平均智商要比高中辍学学生高很多，但都无从改变赫克曼的结论。

从政策角度看，这显然是一个有意义的结论，只不过这种所谓的意义令人沮丧：就表面而言，GED似乎是年轻人改变未来的工具，但是就长期而言，它根本就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如果一定要给GED安一个存在的理由，那么，可能是因为它可以诱使年轻人放弃高中学业，但这看起来是个消极的存在。对于赫克曼来说，这些结果还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谜题：赫克曼也曾像大多数经济学家那样，坚信认知技能是决定个人未来生活最可靠的因素，而且其重要性非其他因素所能及。但是现在，经过实践，他发现存在这样一群人——GED文凭的获得者，尽管他们考试成绩和IQ测验成绩都不错，但这对他们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赫克曼指出，这些GED持有者所缺失的，其实是那些能够伴随高中毕业生使他们完成学业的心理特质。这些特质是一种心理倾向，它让人们为完成枯燥乏味且往往没有回报的任务而坚持不懈；是一种能力，让人们可以不过早沾沾自喜，享受自我满足；是一种秉性，让人们恪尽职守，自始至终毫不动摇地履行计划。总之，无论是对于学习、工作，还是人生，这些特质都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正如赫克曼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所述：“不经意间，GED已成为一种区分聪明但缺乏韧性、缺乏纪律性的辍学者和其他辍学者的考试。 ”他在文中写道，“虽然GED证书持有者也是一群‘聪明的孩子’，但他们缺乏长远考虑，缺少坚持到底的精神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但是，针对GED的研究却无法告诉赫克曼这是否有助于开发和培养儿童所谓的“软技能”。大约在10年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来到位于底特律西部重工业区的伊普斯兰提小镇。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也就是美国“反贫困运动”的初期，一群儿童心理学家和教育研究者在这里开展了一个实验，他们在当地黑人居住区招募了一些收入不高、智商稍逊一等的父母，并与之约定，让他们3～4岁的孩子参加佩里学前教育项目。招募到的这些孩子被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被分到实验组的孩子进入佩里幼儿园，并在这里接受为期两年的高质量学龄前教育，而对照组的孩子则由其父母抚养。随后，科研人员对这些孩子的发展情况进行跟踪——跟踪时间段并不只是局限于那一两年，而是长达几十年，因此，这项研究的持续期几乎就是研究对象的余生。目前，这些研究对象都已有40多岁，也就是说，对于佩里学前教育项目的影响，研究人员对研究对象的跟踪期是从其幼儿时期一直持续到成年阶段。

佩里学前教育项目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十分深远，而且赫克曼在从事经济学之前也曾偶尔接触过该项目。作为早期儿童教育的一个经典案例，这项试验曾一度被视为是一个失败的产物。在参加学前教育期间以及随后的一两年内，实验组的儿童在认知能力测试中的成绩确实高于对照组，但是这个优势仅仅是暂时的，在三年级之后，对照组儿童的智商测试成绩便开始与实验组并驾齐驱了。但是，当赫克曼与其他研究者考察佩里项目的长期效果时，实验数据就显得更有说服力了。诚然，进入佩里项目的孩子并没有在智商方面获得明显改善，但学前教育确实给他们带来了某种积极的重要影响，而且无论表现形式如何，这种影响竟能够持续几十年时间。与对照组的孩子相比，实验组儿童高中毕业率 、在27岁之前的就业率以及40岁时获得2.5万美元以上年薪的概率都更大，而犯罪率和依靠社会救助度日的概率则相对较低。

随着赫克曼对佩里学前教育项目研究的深入，他发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者并没有对某些已从研究对象身上收集到的数据——小学教师对这些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在“个人表现”以及“社交能力” 方面的评价——进行分析，前者主要体现为每个学生骂人、撒谎、偷窃或者迟到、缺课的次数，而后者主要评价他们的好奇心以及与同学、老师的关系融洽度。由于这些特征与智商完全无关，因此，赫克曼将它们归结为非认知能力。在经过为期三年的深入分析之后，赫克曼及其同事得出如下结论：在佩里项目所带来的所有积极效果当中，有2/3可以归结为诸如好奇心、自控力和社会灵活性之类的非认知要素。

换句话说，佩里学前教育项目的作用完全不同于人们此前所认为的那样。那时，这些用心良苦的教育工作者开展此项目的初衷是为了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智力水平。和所有人一样，他们也曾认为这是帮助贫困儿童摆脱现状的一个途径。但项目却带来了很多出人意料的结果。第一个意外收获是：尽管他们亲手打造的项目没能在改善智商方面带来长期效果，但是在改善行为和社交能力方面却收效显著。而第二个意外收获则是：它潜移默化地帮助了伊普斯兰提小镇的孩子们，并让人们意识到，这些能力以及它们所反映的品行确实是有价值的。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曾用大量时间与多位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及神经学家讨论成功与能力的问题，其中很多人的研究领域与詹姆斯·赫克曼相去甚远。但是，最终让我对这些研究感兴趣的，同时也是赋予这些理论以生命和意义的，则是我与此同时开展的另一项探索：在公立学校、儿科诊所和快餐店，我和年轻人促膝相谈，因为他们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演绎和诠释了哪些孩子终会成功和他们何以成功这样一个讳莫如深的复杂问题。

克瓦纳·莱尔马就是最好的例证。2010年冬天，我第一次遇到克瓦纳，她当时住在芝加哥南区——后来我才知道，这里临近芝加哥大学校园，当然，那儿也是赫克曼工作的地方。17年前，克瓦纳出生在南区的一个贫困家庭，她是家中的第二个女孩，她妈妈生她姐姐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克瓦纳几乎是在居无定所、漂泊不定的状态下度过了童年。在克瓦纳还是婴孩的时候，母亲就多次举家搬迁，先是到了密西西比州，然后是明尼苏达，随后又回到芝加哥，在此期间，她们始终与贫困和艰难为伍。最糟糕的时候，全家人只能躲进救济所，或是借用朋友家的破沙发熬过漫漫长夜。偶尔，克瓦纳的祖母也会把几个孩子接到家里，而让母亲独自去应对生活的艰辛。

我们第一次相遇时，克瓦纳就对我说，“我从来都没有过一个真正的家庭。”这次会面是在肯伍德郊区的一家咖啡店。当时正值整个芝加哥冬季中最冷的时节，窗户上结满了冰花。克瓦纳皮肤黝黑，长着一双楚楚动人的大眼睛，一头笔直的黑发。坐在咖啡桌前的时候，克瓦纳身体微微前倾，双手紧握浮着泡沫的咖啡杯。“我没有父亲，一直和母亲东奔西走，偶尔还要和祖母住在一起。我的生活始终是一团糟，我几乎变成了一个弃儿。”

克瓦纳告诉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她曾憎恨过学校。她从来就没有学好过阅读，小学时，她的成绩每况愈下，而且经常会遇到麻烦，屡屡逃课，和老师顶嘴。在读到六年级时，才读到一半，她就已经收到了72条关于她的不良行为的评语。于是，她被学校分到了慢班。她当然不喜欢这样的待遇。在整个学年还有几周即将结束时，克瓦纳干脆因为打架而被学校除名。

在认识克瓦纳的时候，我就一直在为贫困中成长的儿童奔走呼吁，因此，我对克瓦纳这样的故事并不陌生。每一个不幸的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但是对那些几代人都生活在贫困中的家庭而言，他们的遭遇却有着令人绝望的相似：一直在父母不全或是对子女漠不关心、末流的学校和拙劣的教育决策构筑的恶性循环中挣扎。我很清楚，克瓦纳的童年遭遇最终将给她带来怎样的未来。拥有这样的童年，即便他们不乏理想和追求，高中辍学几乎都是无法规避的宿命。很多孩子在十几岁便怀孕。然后，他们不得不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不需要多长时间，他们的下一代便开始重复他们的厄运。

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克瓦纳的生活还是在不经意间发生了转折。就在即将升入高中二年级时，克瓦纳因与警察发生冲突而第一次被拘留，几周之后，母亲告诉克瓦纳，她想和她谈一谈。克瓦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祖母也在场，这毕竟是她唯一敬重的家庭成员。她们让克瓦纳坐下，与此同时，母亲也发出了所有父母最难说出的话：“我可不想让你像我一样。”随后，三个人聊了几个小时，一起回忆过去，也展望未来，说出长期埋藏在内心最深处的秘密。母亲说，她很清楚克瓦纳的现状，少女时期，她也曾被学校开除，因为对抗警察，她也曾被逮捕。但母亲认为，克瓦纳的未来并没有就此盖棺论定，一切皆有可能发生。她完全可以不像母亲那样意外怀孕，她完全有可能上大学，她完全有可能享受自己的事业，这些都可以和母亲不一样。

实际上，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克瓦纳的母亲始终眼含泪花，但克瓦纳自己却没有流下一滴泪。她只能茫然地倾听，她根本不清楚该怎样作答。克瓦纳不知道她能否真的改变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愿意改变自己。不过，重新回到学校的时候，她确实开始认真听讲。高中一年级时，她曾与乌合之众一同鬼混，女孩子们成群结伙，男孩子聚众吸毒，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旷课。现在，她开始远离这些狐朋狗友，开始一个人独处，认真完成作业，用心思考未来。高中一年级期末，学校给她打出的GPA成绩只有可怜巴巴的1.8。但到了高中二年级期中，她的GPA成绩便已上升到了3.4。

那年的2月份，英语老师鼓励克瓦纳参加一个为期三年的大学预科课程，当时，学校才刚刚推出这一教学计划。克瓦纳听从了老师的建议，并被正式录取，这门课程让她有了新的目标，也让她开始更努力地学习。我遇见她时，她已经在上高中三年级，期中时，她的GPA成绩达到了4.2，此时，她最关心的事情已经变成了需要申请哪一所大学。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假如你是在高中二年级开学时遇到克瓦纳，那么，你认为她不具备任何成功的可能性，那显然是可以理解的。她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但是，事情并非如此。难道就是因为母亲那一次严肃的谈话吗？一次谈话难道就会有如此之大的震撼力吗？抑或是因为祖母给她做出的榜样？还是英语老师的那一次提醒？还是在她性格深处存在的某种根深蒂固的秉性，让她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摆脱曾经犯下的“深重罪孽”，最终让自己悬崖勒马、改邪归正、勤奋学习、走向成功呢？

童年的经历到底会给我们的成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这不仅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人性问题，也是无数小说、自传和回忆录的主旋律；更是很多哲学和心理学经典著作讨论的话题。这是一个体验成长的过程，它的出现有时是可预见的，甚至是有规律可循的，有时则是偶然而至，变化无常的。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人在长大之后，似乎就会陷入儿时经历所造就的宿命选择中，但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人不可思议地摆脱了宿命的束缚。

但到目前为止，还从未有人以科学手段去潜心发掘童年的奥秘，剥开它的神秘外衣，以实验和分析解剖童年时光如何与成年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新一代研究者的努力下，这种情况正在变化。这项工作背后的机理很简单，但却相当激进：我们从未认真地去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始终在错误的死胡同里寻找答案。要改变儿童尤其是贫困儿童的未来，我们就必须以新的理念重新审视儿童，从某些最基本的问题出发：父母如何影响其子女，人的能力如何形成，以及何以塑造人的个性。

归根到底，本书的核心是通过一种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研究，揭示某些人类最根本、最普遍的奥秘：哪些人会成功？哪些人将失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不断前进？有些孩子却只能自甘沉沦？我们应如何引导个别孩子或者说一代孩子，让他们不断远离失败，走向成功？ LMpRuICp6Af6U1qMw9cMuwSHVbPPsrgX32WTQgtzqepTyHf6T48mXL/5DxERky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