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家是永远的港湾

担任芝加哥教育局负责人的罗恩·休伯曼提出了一项新计划，聘请YAP项目参与者对本市高危儿童提供心理辅导。就在休伯曼宣布这一计划后不久，来自保守的曼哈顿研究院的学者希瑟·迈克唐纳德（Heather Mac Donald） 便在该院季刊《城市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芝加哥地区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文章。她在文中对休伯曼及YAP项目提出严厉指责，认为他们都忽视了造成罗斯兰德区管理缺位的基本原因：“完整黑人家庭的消失。”她还将YAP项目与20世纪著名左翼政治运动活动家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的做法相提并论，并抱怨YAP项目辅导员采取的措施过于“不分青红皂白”。针对这种情况，她提出了一种将辅导者定位于“童子军团长”式角色的干预手段，为干预对象“提供学习自律和自强意识的机会，以男子汉的气概激发他们的想象力，给他们传授诚实和礼仪，让他们明辨是非善恶”。文中写道，尽管这样的对话很困难，但它或许可以让濒临崩溃的南区社会秩序有所改观。

但令人费解的是，尽管迈克唐纳德对YAP的猛烈抨击颇有市场，但我听到的传闻，以及我在YAP训练营辅导员身上看到的事实，却与迈克唐纳德的观点实际上是大同小异的。对于斯蒂夫·盖茨这样的YAP支持者，他们一点也不回避这里存在的家庭分裂问题，而且非常关注于此，他们的想法丝毫也不隐晦：如果罗斯兰德的家庭都像正常的家庭那样，那么，他们也没有必要这般呕心沥血。

“只要认真看看这些孩子的家庭结构，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招致现状的根源，”盖茨在一天早晨对我说。“家庭问题与孩子在学校里的表现直接相关。家庭抚养问题必然会影响到孩子，而后，孩子又把这些问题带到学校、街道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

盖茨对罗斯兰德区青少年面对的其他问题同样没有视而不见。他敏锐地意识到某些给社区带来毁灭性打击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力量。事实上，他本人就曾遭受过这样的影响。譬如“白人群飞”现象：20世纪70年代初，刚刚出生的盖茨和父母一同来到罗斯兰德，当时，他们还是整个社区唯一的黑人家庭。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盖茨告诉我，“到我会走路的时候，所有白人都已搬走。”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他所在的街区。在1960年时，还有超过4.5万白人居住在罗斯兰德区，但是到了1990年，就只剩下了493名白人居民。与此同时，曾经繁华一时的南区也消失殆尽，那里的工厂曾是盖茨的父亲、祖父工作过的地方，而今，这些工厂都已停业或是搬迁。留给罗斯兰德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社会病症，而且这种病症似乎每年都在恶化，不仅每个问题都在不断恶化，而且它们还在引发更多的问题：从居民对社会福利依赖性的愈加严重，到吸毒，再到帮派暴力事件，种种社会丑陋现象，在这里蔓延滋生，肆虐猖狂。

尽管盖茨无意将罗斯兰德区的社会危机归罪于父母，但他已经认识到，至少对他来说，改善儿童境遇最有效的渠道，并非学校、教堂或是就业中心，而是家庭，或者说，在于能否为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创造一种替代性或者补偿性的家庭。当然，这种方式不可能百分之百有效，在我来到斯蒂夫·盖茨身边的几个月里，他就曾遭遇了不计其数的挫折和悲剧：他辅导的孩子遭到逮捕、被监禁、遭到枪击甚至被谋杀。但这种方法有时又确实见效，YAP给这些孩子带来的转变令人震惊。 reFxT2C5E84Vl02IJ1cBPu8hiYZ1CKpUxW8jTURvSNLNNkmgJK40apxqQIGsuvY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