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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别担心“宠坏”孩子
米尼及其他神经学家在人类身上也找到很多类似于LG效应的有趣证据。通过过去10年中与基因学家的合作，米尼及其领导的研究团队已经证明，成年母鼠的舔舐和抚摸习惯并不仅是在激素和脑化学层面上影响幼鼠，而是要深远得多，这种影响会一直深入到基因表达的控制层面
。在生命早期对幼鼠进行舔舐和抚摸，会通过一个被称为甲基化作用
的过程，影响到某些化学物质附着到幼鼠DNA特定片段上的方式。利用基因排序技术，米尼的研究团队得以确定舔舐和抚摸行为到底“打开”了哪些基因组，而事实也证明，正是这些基因片段控制着成年老鼠海马体处理压力激素的方式。
这项发现本身即在神经学界引发了一场震动。它表明，至少对鼠类而言，父母的敏感行为会给后代的基因产生可以预见的持久性影响，而且在实践中，这种影响又是可持续跟踪和观测的。而真正让这项发现的影响超越啮齿类动物的，是米尼研究团队利用自杀者脑组织进行的另一项试验
，试验标本分别来自在童年时期曾遭受过虐待的自杀者以及未遭受过虐待的自杀者。研究人员将这些大脑组织进行切片，并对海马体中与应激反应相关的DNA片段进行了检验分析——在老鼠的身上，这个基因片段就相当于因早期父母行为而打开，并对鼠类未来反应特性产生深远影响的DNA序列。他们发现，对于那些曾在儿童时期遭受过虐待的自杀者，甲基化作用都会对DNA的这个特殊片段产生影响，只不过虐待的作用与舔舐抚摸行为恰恰相反：它关闭了舔舐和抚摸行为在幼鼠基因中所开启的压力反应功能。
自杀研究确实很有趣，但就其本身而言，还不足以为父母行为给人类压力反应功能带来的影响提供结论性证据。但是，在米尼的研究基础上，科研人员相继开展了更多富有创新性的研究，这些研究也提供了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纽约州立大学心理学系的学者克兰西·布莱尔（Clancy Blair）
对1200多名婴儿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试验，从出生时即开始对他们进行跟踪性研究。从这些婴儿只有7个月大开始，每隔一年左右，布莱尔便对皮质醇水平在压力环境下的变化方式进行一次测量：通过一种简单的方法，他们可以借助类似于稳态应变负荷的简单指标，对儿童处理压力的能力做出评估。布莱尔发现，只有在母亲对孩子漠不关心或是无动于衷的时候，家庭暴力、混乱或拥挤之类的环境风险，才会对儿童的皮质醇水平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母亲在反应能力指标上得分较高
，那么，这些环境因素对孩子的影响似乎就会荡然无存。换句话说，高质量的母亲本身就可以为孩子构建起一道强大的缓冲器，抵御不利环境给孩子压力反应体系带来的伤害，这就像成年母鼠的舔舐和抚摸有利于保护它们的幼崽一样。
来自康奈尔大学的加里·埃文斯
曾进行过一项类似的研究，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跟踪研究了纽约市北区的一群孩子，对他们玩“西蒙”游戏的能力进行持续性监测，这项研究与布莱尔的研究很相似，只不过他的研究对象是中学生。他针对每个学生收集了三类数据：累积风险得分，包括从居所周围的环境噪音到有关家庭冲突调查问卷结果等各种外界因素；稳态应变负荷指标，包括血压、小便中压力激素水平及体重参数；母亲对孩子的反应敏感性，包括孩子在有关母亲的调查问卷中做出的回答，以及研究人员对母亲和孩子玩“层层叠”（Jenga）游戏
时的观察。
埃文斯发现了一个每个人都想听到的结果：除非母亲对孩子的反应灵敏度非常高，否则，环境风险得分越高，稳态应变负荷也越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所有这些环境压力因子的影响，无论是过度贫困还是家庭冲突，几乎都是可以消除的。换句话说，在玩“层层叠”游戏的过程中，如果母亲对你的心理状态非常敏感，那么，你在生活中曾经面对的所有不良经历，对稳态应变负荷几乎都不会有什么影响。
当我们考虑到父母的教养对孩子的影响时，我们倾向于认为那种戏剧化的效果出现在教养质量光谱的两个极端。也就是说，和一个被父母无意间忽视或者冷落的孩子相比，那些在生理上遭受过虐待的孩子，长大后的人生要糟糕得多。而对于那些拥有“超级母亲”的孩子来说，超乎寻常的教育和一对一的全力引导，会让他们的人生发展优于那些只接受过平均关爱水平的普通孩子。埃文斯和布莱尔的研究告诉我们，持续性的良好关怀与教育（比如在玩“层层叠”游戏时对孩子的帮助和关注）才能够给孩子的未来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某些心理学家认为，在人类的身上，最接近于舔舐和抚摸的行为就是依恋性行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心理分析学家约翰·鲍比和来自多伦多大学的学者玛丽·安斯沃斯提出了“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
。当时，儿童发展领域被行为学家所主宰，他们认为，儿童的发展具有机械性，也就是说，根据自身所经历的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调节其行为。在他们看来，儿童的心理生活并不是非常深刻；婴儿对母亲的本能渴望体现了他们对获取营养和生理安逸的需求。在20世纪50年代，行为学家送给父母最重要的意见就是：不要因为孩子哭闹，就把他们抱在怀里或是用其他方式安抚孩子，这只会“宠坏”孩子。
通过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安斯沃斯发现，人生早期养育行为对儿童的影响与行为学家的观点南辕北辙。在出生后的第一年里，如果父母总是习惯于以最快的速度而且毫无选择地对婴儿的哭闹做出回应，那么，这样的孩子往往比那些经常被父母置之不理的孩子更加独立，而且在品格上往往表现得更加勇敢、刚毅。这种情况在学前阶段依旧存在，也就是说：在婴儿阶段，如果父母对孩子的情感需求能做出最大限度的响应，他们在长大后也会成为最具有自立性的孩子。安斯沃斯和鲍比指出，父母的呵护与无微不至的关怀，为孩子探索世界创造了一个“安全的基地”。
尽管20世纪60年代的心理学家可以利用很多测试手段对婴儿和儿童的认知能力进行评估，但他们却缺少可靠手段衡量儿童的情感能力。为此，安斯沃斯开发了一种新的情感测试方法，人们把这种不同寻常的过程称为“陌生人情境”（Strange Situation）。在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就是安斯沃斯任教的地方，一位母亲带着12个月的孩子进入一个被装饰成为娱乐室的实验室。在与孩子玩了一段时间之后，母亲离开，让孩子独自一个人留在实验室或是和一个陌生人待在一起。短暂离开后，母亲返回实验室。在整个过程中，安斯沃斯和其他研究人员透过一个单向镜子进行观察，然后，对孩子的反应进行定义和分类。
大多数孩子会在母亲返回时兴高采烈地扑向母亲，和母亲呢喃私语，有的孩子会泪流满面，也有的会高高兴兴。安斯沃斯将他们定义为“安全依恋型”儿童。在随后几十年的试验中，心理学家逐渐意识到，在美国的儿童中，60%具有这种心理倾向。对那些没有对重逢表示出热情的孩子——在母亲返回时装作若无其事，甚至对母亲做出侵略性行为，或者躺在地上耍赖，则被安斯沃斯称为“焦虑依恋型”儿童。安斯沃斯发现，在“陌生人情境”下，儿童在出生后第一年内做出的反应与母亲的响应程度直接相关。能及时适应孩子的情绪并对孩子的暗示做出有效响应的父母会培养出安全依恋型孩子；与孩子相互隔离、存在矛盾或是采取敌意应对的父母只能培养出焦虑依恋型孩子。安斯沃斯指出，生命早期依恋性造成的心理影响可能会持续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