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在原子层面，找到问题的根源

在童年的早期阶段，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对外界压力与创伤的影响其实最为敏感。但只有在青春期，压力带给我们的伤害才有可能造成严重的持久性影响。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孩子在小学时期不能很好控制自己的冲动情绪，其带来的后果是有限的：可能会因为违反纪律而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或是因为一时冲动而疏远了某个朋友。但是在进入青春期之后，这种冲动性的决定，比如醉酒驾车、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性生活、在高中阶段辍学或是盗窃钱财，往往会带来让你遗憾终生的结局。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在青春期阶段，人的大脑 对正确的冲动性决定和错误的冲动性决定有着完全不均衡的偏好，这一阶段尤其容易接受错误的冲动。坦普大学的心理学家劳伦斯·斯坦恩伯格（Laurence Steinberg）对两种相互独立的神经系统进行了分析 ：它们分别发育于童年阶段和成年的早期阶段，但两者都会给青春期的生活带来深远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个体系之间缺乏良好的协调。前者被称为刺激处理系统，它会让你更多地依赖于感觉，做出更具情绪化的反应，更关注于社交信息。（如果你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或许会觉得这很熟悉。）后者被称为认知控制系统，它的作用是帮你管好这些冲动。斯坦恩伯格指出，之所以说青少年时期是一段危险期，是因为刺激处理系统在青春期初期阶段已发育成熟，而认知控制系统的成熟期则要到20岁之后。因此，在这缺乏控制的几年里，我们是在疯狂无度地处理各种各样的刺激，但却缺乏一个“有责任心”的控制系统来约束、克制我们的行为。当一个典型问题——轻狂不羁的青春期神经化学元素与超载HPA轴相遇时，注定会酿成一杯威力无穷的毒酒。

正因为这样的问题存在于很多芬格高中学生的身上，才让伊丽莎白·多齐尔校长感到非常棘手。在发生了2009年10月的学校骚乱事件之后，她认为，为了学校的长远利益，她必须开除某些不可救药的学生。而排在这份黑名单榜首的，就是一个名叫托马斯·加斯顿的男孩，他被孩子们称作“马什”。在多齐尔看来，马什就是这个“匪帮”的大头目，在这个团伙中，只需马什一个眼色，他的手下便可在芬格高中的校园里兴风作浪。多齐尔告诉我，“这个孩子脾气暴躁，而且善于鼓动，只要他的一只脚踏进校园，整个学校似乎就会进入紧急状态，他的胡作非为让芬格高中人心惶惶。”

我开始关注马什，是因为他与其他20多名芬格高中学生一同被招入一个高强度的培训项目，该项目由芝加哥公立学校资助，并由一个名为“青少年辅导计划”（Youth Advocate Programs，简称YAP）的非营利组织负责运行。在2010年秋季及2011年的春季和冬季，我的很多时间都是在罗斯兰德度过的，在这段时期里，我经常与YAP训练营的辅导者和参加辅导的学生进行交流，这其中就包括马什。指导马什的主要负责人斯蒂夫·盖茨（Stere Gates）是YAP计划在芝加哥地区的二号负责人。盖茨将近40岁，身体健壮，举止懒散，留着一头短发辫和一撮稀疏的胡须，一双灰蓝色的眼睛总给人以柔情似水的感觉。和马什一样，盖茨也生活在罗斯兰德，距离芬格高中只有几个街区。他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而且基本上与马什有着相同的生活环境，也犯了很多与20年后今天的马什所犯下的相同的错误：组织帮派，携带枪支，每天都在用自己的生命和未来去冒险。不堪回首的过去，不仅让盖茨非常理解马什所面对的处境，也让他更深切地体会到那种紧迫感：他必须帮助马什和其他参与YAP项目的问题少年，帮助他们走出误区，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YAP计划是经罗恩·休伯曼（Ron Huberman）的介绍被引入芝加哥的，2009年，休伯曼接替阿恩·邓肯成为芝加哥学校管理局总负责人。在任命休伯曼时，芝加哥市市长戴利正为本市居高不下的年轻人持枪暴力犯罪率而忧心忡忡，于是，他交给这位新上任的教育局长一项不同寻常的使命：不要让我们的孩子相互残杀。休伯曼是一个只相信数据的人，他离开大学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芝加哥警察局，那段时间的经历，让他对以计算机分析为基础的“纽约警务模式”（CompStat）笃信不疑，20世纪90年代，这个高科技的数据分析体系被视为纽约市犯罪率大幅降低的头号功臣。上任之后，休伯曼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组建一支专业咨询团队，对发生在芝加哥地区的杀人案和枪击案进行计算机数据分析。这些犯罪专家首先建立了一个统计模型，他们声称，可以利用该模型确定未来两年内本地区最有可能成为枪击暴力事件受害者的学生。根据该模型，他们在芝加哥的高中生范围内锁定了1200个目标，这些孩子在2011年夏季之前遭到枪击的概率不低于1/13。在这1200个潜在的受害者群体中，有200人处于“超高风险”的状态，他们未来两年内成为枪击受害者的概率不低于1/5。这200个面临“超高风险”的人恰恰就是参加YAP项目的学生，在这里，他们将在辅导员的指导下每周接受20小时的辅导和帮助。

马什就是这200人中的一个，正因为如此，2009年秋季，斯蒂夫·盖茨找到了马什，动员他加入YAP项目，并亲自为他安排了一名辅导员。与此同时，伊丽莎白·多齐尔则在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把马什赶出芬格高中。于是，在与YAP训练营签约之后，多齐尔就着手让马什离开自己的学校，哪怕只是暂时离开，也会让她感到轻松，最终，马什被送到距离芬格高中8个街区的维维安·萨默斯高中 ，那里不仅空间狭小，而且戒备森严，犹如监狱一般。尽管马什不太喜欢维维安·萨默斯高中，但是在YAP训练营辅导员的关心和呵护下，在那一年的冬天和随之而来的春天里，马什似乎还是有所收获的。马什的第一位辅导员帮他在附近的一家汽车美容店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这里，马什可以钻研汽车喷漆工艺，曾有一段时间，马什似乎将过去不光彩的自己彻底抛弃，走向更有前途的未来。

在2010年6月的一个晚上，辅导员开车将马什送到家，临分手时，还特意叮嘱他一定要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但马什还是擅自决定溜出去看看。几个小时之后，马什便和老朋友布吉双双出现在库克郡的监狱里，他们被指控以暴力手段劫持车辆，或者说是，持枪抢劫。他和布吉都将面临最高可达21年的牢狱之灾，但是，YAP聘请的律师还是想方设法，说服法官网开一面，把他们送到海军新兵训练营服役8个月。对马什来说，新兵训练营的生活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全军事化的生活节奏，每天下午都要完成俯卧撑练习和10英里的跑步。但是，他在这里学会了以前在芬格高中所学不到的自律性，最终，马什顺利地度过了那8个月的禁闭生活。

在我第一次接触YAP项目的辅导员和学生时，马什还在接受禁闭处罚。但即便是在见到马什本人之前，我就已经听说到很多有关他的传闻，这些传闻来自盖茨，来自多齐尔，来自他的朋友，甚至还有他的母亲——在马什还在新兵训练营接受禁闭时，我和盖茨曾在一个晚上拜访过这位已经对儿子彻底失望的母亲。每每谈到马什，多齐尔就会充满恐惧，似乎马什就是一个少年版的“斯文加利” 。盖茨告诉我，即使是成年人，也会对马什心存恐惧。当然，马什的母亲显然对他这个“匪帮”头目的名声不感兴趣，而昔日的回忆似乎更令她津津乐道：在马什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为了说服这个倔强的孩子换裤子，她就会给他买一条印有卡通土豚“亚瑟”标志的拳击短裤。但是，在最终准备亲眼见见这个“臭名昭著”的坏孩子时，我确实有一点惴惴不安，我的感觉似乎更像是要拜见一个名人。但是从表面上看，马什和芝加哥南区的其他少年并没什么区别，只不过个头稍微矮小一点，身材不足1.55米，即便是在经历了8个月的强化训练之后，依旧显得骨瘦如柴。在走路的时候，马什显得关节僵硬，外八字脚，颇有点卓别林的鸭子步风采；脖子上挂着一串佛珠，头上戴着一顶棒球帽，帽檐下压，几乎完全盖住了前额；身上穿着一件超大号的夹克，足以装得下两三个马什。

我们在西大街吃了一顿晚餐，边吃边聊。和他身边的所有朋友一样，马什同样成长于单身母亲家庭，母亲就是那个经常给他买“亚瑟”拳击裤的女士，在盖茨看来，这是一个“外表美丽，但却没有丝毫抚养子女能力的女人”。在马什的家族历史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暴力和违法记录，马什连珠炮似地列举出一长串意外死亡或入狱的兄弟姐妹、堂表亲或是其他亲戚。马什告诉我，在他还只有9岁的时候，叔叔就曾在自己的家里遭到枪击而死亡。他说，“那真是太疯狂了，就发生在我的眼前。”途中，我开始默默地在心里增加马什的ACE得分，每个儿童时期经历的创伤，都会让他的ACE增加1分。

马什的个人经历在很多方面不同于莫妮莎·苏利文，马什在成长过程中曾亲眼看见了更多的暴力，而莫妮莎经历的家庭变故则对她有着更深远的影响：被母亲遗弃，与父亲相互分离，她整个青春期都是在收容机构中度过的。但两个孩子的童年显然都是极端的不幸，他们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这些压力给两个孩子带来了深刻而持久的心灵伤害。尽管他们都没有机会（也没有动力）参加埃文斯、夏姆博格、斯坦恩伯格或其他学者对其研究对象采取的稳态应变负荷测量，但是，我们依旧可以认为，如果对他们实施测量，结果肯定会在读数范围之外。尽管童年创伤对生理和心理造成的伤害或许是可比较的，但这种伤害在他们身上的表现方式却大相径庭。莫妮莎承受了压力，并把这种压力隐藏在内心深处，她的压力表现为恐惧、焦虑、悲伤、自我怀疑和自我破坏倾向。相比之下，马什则把压力释放出来：打架斗殴，在班级里称王称霸，并最终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违法犯罪行为。

马什很小就成了问题儿童，还是在小学的时候，他就因为与校长打架而被开除。在14岁时，他的行为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开始变本加厉，与此同时，他的哥哥曾因入伍而躲过南区暴力事件，却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基地附近的一场抢劫案中被枪击身亡。“那件事真的让我崩溃了，”马什对我说，“从那以后，我对很多事情开始漠不关心。”在发生了这件事之后，为了逃避兄弟之死带来的痛苦，马什唯一的消遣方式就是聚众斗殴、疯狂淫乱。他说，“我身边的女孩子不计其数。我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要想让自己保持清醒，就只有跑到大街上寻衅滋事，舞刀弄枪。”

最近，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 从精神病学角度对芝加哥库克郡少年临时拘留中心的1000多名被拘留少年进行了评估。实际上，参加YAP项目的绝大部分学生都有过进入该拘留中心的历史，他们发现，84%的被研究对象至少经历过两种儿童期创伤，而且这其中的绝大部分人居然经历过六种以上。在他们当中，3/4的人曾经亲眼看见过杀人或是重伤害的现场。超过40%的女孩子在儿童时期遭受过性侵犯。一半以上的男孩子认为，他们至少经历过一次自己或身边人可能会丧命或严重受伤的极端危险情况。可以预料，这些反反复复的创伤肯定会对这些被拘留少年的心理健康带来破坏性的后果：2/3的男性被诊断出患有一种以上的神经错乱症状。在学习成绩方面，这些孩子的能力均处于正态分布曲线的最末端 ，被拘留少年在5分制标准化词汇考试中的得分远远低于平均水平，也就是说，他们的学习成绩排在美国同龄人的后5%。

在和马什及其他罗斯兰德地区少年的交谈中，我发现自己经常会想到改变纳丁·伯克·哈里斯人生观的那些神经学和应激生理学研究。有一天下午，哈里斯和我驾车穿过一个贝维尤-亨特斯住宅区，一路上，我们谈论着那些站在街道拐角处的少年，言语间她觉得自己似乎能看到皮质素、催产素和肾上腺激素在他们身体和大脑里涌动溢流。“如果你看到这些孩子和他们的一举一动，你会觉得无法理喻，”哈里斯说，“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你看到的只是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都是蛋白质的演化或是神经元的刺激。但最令人兴奋的是，这是可以治疗的。如果将问题归结到原子层面，你就会意识到，也只有在这个层面，我们才能找到治愈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这里才是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地方。”

伯克·哈里斯向我讲述了一个患者的故事。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与哈里斯的很多患者一样，他也生活在一个充满压力、让他拥有超高ACE得分的家庭。毕竟，哈里斯经营这家诊所已经很长时间了，因而有机会跟踪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第一次来到诊所时，他只有10岁，他生活在一个不快乐的家庭，过得也不快乐，但毕竟还只是个孩子，一个曾经承受了无数打击但似乎依旧有机会摆脱黑暗宿命的孩子。但是如今，这个孩子已经14岁了，变成了一个喜怒无常的黑人少年，他身材有1.8米多，每天游荡在大街上，到处惹是生非，即便还没有成为犯罪分子，但完全算得上是流氓恶霸。显然，大部分人可能会同情和理解一个10岁的孩子——他毕竟还只是一个孩子，而且是一个受害者。但对于一个14岁的少年，一个马上即将成年的青年人，我们的感受往往会沉重得多：愤怒和恐惧，或者会感到一种绝望。当然，站在一个拥有充分观察时间的门诊医师的角度上，伯克·哈里斯所能看到的是，无论是10岁还是14岁，他们都是同一个孩子，面对相同的环境影响，与相同的神经化学过程相抗争。

通过与YAP训练营中的孩子们相处，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自责与指责的矛盾之中：这些无辜的孩子在什么时候成为千夫所指的恶人？我当然不反对，劫持交通工具绝对是一件不可饶恕的坏事，即便是对马什这种神经敏锐、思维缜密的问题少年，也要承担作恶的后果。但我同样理解斯蒂夫·盖茨的想法：这些年轻人曾身陷逆境，他们的思维和决策受到束缚，而且这种重压显然是他们无法承受的。盖茨对这个体系的定义更多地出于社会和经济角度；而哈里斯的出发点则是神经化学。但是，随着我在罗斯兰德度过的时间越长，这两种观点间的共性似乎就越多，两者似乎可以融为一体。 S4Bx7w0Wd2MYXs9Qu3DT3kWm25I4bOXohjXvJgnJeMqtEKPP+8QodRxmGNbPBLE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