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无论你是否觉察，所有的经历都会写在孩子的身体里

纳丁·伯克·哈里斯经常会在她的患者身上看到这种消防队效应。有一天，在哈里斯的诊所里，她把其中一个名叫莫妮莎·苏利文的孩子介绍给我。莫妮莎第一次来诊所的时候只有16岁，那时刚做了妈妈。莫妮莎的童年似乎从来就没有阳光：她在出生几天之后便被母亲遗弃，她的母亲长期大量食用强效可卡因。童年时代，莫妮莎和她的哥哥、父亲生活在亨特斯区，长期在帮派势力的影响之下，而这最终让她的父亲也沉迷毒品；在莫妮莎10岁的时候，哥哥被市儿童保护局带走，而莫妮莎也被收容所收养。从此，莫妮莎便一直在各种各样的社会收容机构之间游荡，这里住上几周，那里住上几个月，但很少能在一个地方待上一年，不管是哪里，莫妮莎都会因为吃饭、写作业或是看电视而大闹一场，结果要么是她擅自出走，要么就是看护人彻底投降。随后，她就会被送到一个“新家”。在之前的6年时间里，她已经更换了9个不同的“家”。

见到莫妮莎的时候是2010年秋天，当时，她刚刚满18岁，而且就在三天之前，她刚刚离开一家收容机构，这些机构是她度过几乎一半生命的地方。莫妮莎告诉我，她经历的最痛苦的时光就是在收容所里。她经常会在没有任何事前提醒的情况下，在上课时被一名陌生的社会义工拖出教室，然后被强行送到一个陌生的新“家”。她已经几个月没有与父亲取得联系了。“我还记得被拖出教室时的情形，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她对我说，“每个细节都令我刻骨难忘。尽管我依旧还有梦想，但我感觉我将永生受难。”

坐在诊所的治疗室里，我让莫妮莎描绘一下她受到的伤害是怎样的。她很善于表达自己的心理状态——每当她感到难过或者压抑时，她就会写诗，并且精确地说出存在于自己身上的症状。莫妮莎说，她患有严重的失眠症且经常做噩梦，有的时候，她的身体会莫名其妙地疼痛难忍。她的双手经常会不由自主地颤抖。最近，她开始脱发，为了掩饰稀疏的头发，她戴了一块淡绿色的头巾。但最重要的是，她经常感到焦虑：她为学校焦虑，为年幼的女儿焦虑，甚至会为无从知晓的地震而焦虑。“我经常会想到很多极为稀奇古怪的事情，”她说，“我经常会想到世界末日。如果一架飞机在我头上飞过，我就会想到它会扔下一颗炸弹。我会想我的父亲死了怎么办，如果我失去了他，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她甚至在为自己的焦虑症而感到焦虑。“在感到恐惧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她说，“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心跳就会加快，浑身开始出冷汗。你知道人们说‘吓死我了’是什么感觉吧？我担心这迟早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上面消防队的比喻或许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莫妮莎·苏利文的境况。在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的火警警报便会频繁响起，而且往往都会响到最高音量：母亲和她的继母在相互殴斗；我再也见不到父亲了；没有任何家庭会招待我吃一顿晚餐；收养我的家庭从没有想过要照顾我。每一次警报响起的时候，她的应激反应体系都会派出全部消防车，而且每一辆消防车都会警声大作。这些消防车砸碎一些窗户，让房间里的地毯浸在灭火泡沫里。当莫妮莎到了18岁时，她面对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周围世界给她带来的威胁，而是这些消防车给她带来的伤害。

当麦克尤文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稳态应变”负荷的概念时，他并没有把它当作一种真正的量化指标。但是最近，麦克尤文和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老年医学专家为首的学者 一直在尝试让这种稳态应变负荷更具可操作性，对每个人，用唯一的数字代表一生经历的压力给这个人带来的伤害。今天的医生始终采用可比较的生物风险指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血压。这些数字指标显然适用于预测某种身体健康状况（这也是每次看医生的时候，不管是什么症状，医生都会为你量血压的缘故）。但问题是，血压指标本身并不能精确测定未来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一种更精确的稳态应变负荷指标应该不仅包括血压和心率，还应考虑其他压力敏感性量度，如固醇和高敏C反应蛋白质（一种反映心血管疾病的主要指标）、皮质醇及尿液中其他压力激素以及血液中的葡萄糖、胰岛素和脂类等指标。希曼（Seeman）和麦克尤文指出，真正能够预测未来健康状况的指标，应该是一种包含上述结果的复杂指标，而不仅仅是目前所采用的血压或是其他单因子指标。

这显然是一个富有吸引力和趣味性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略微令人吃惊的概念：在你20几岁的时候，医生就可以只凭借一个数字，总结出你在此前的人生旅程中所经历的所有压力，以及这些压力让你在现今所面对的健康问题。在某些方面，它就是一种改良版本的ACE得分。ACE得分依赖于你对个人儿童时期经历的主动坦白，与此不同的是，稳态应变负荷却只能反映冷冰冰硬邦邦的医疗健康数据，即：儿童时期不良经历带来的实际生理影响，会写在你的身体里，深深地隐藏于你的皮肤下面。 LwF0K6J/zluX5Qsp9ozu21SDHEyI1GgB0W4NpnaVaZXyDKfYwNlvTxAl3pCtxn2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