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改变，没那么简单

纳丁·伯克·哈里斯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帕罗奥托一个富裕的家庭，父母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作为牙买加移民，他们从牙买加首都金斯顿举家迁到硅谷的时候，哈里斯还只有4岁。在帕罗奥托高中，哈里斯是唯一的黑人女孩，她常常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她的同学均来自非常富裕的白人家庭，就说其中的女孩子，哪怕父母送给她们的16岁生日礼物不是她们需要的那种汽车，她们就会在自助餐厅里号啕大哭。

伊丽莎白·多齐尔在芝加哥郊外长大，她的生活环境远非成人所能想象，可以说，她完全就是一段不合法甚至有违常理的感情的结晶。她的父亲是伊利诺伊州朱丽叶州立监狱的在押犯，母亲是被修道院派到监狱向囚犯布道的修女，这原本是她的宗教职责，但他们最终却不可救药地相爱了。多齐尔出生之后，便由母亲孤身一人抚养，为了贴补家用，母亲在当地天主教学校找到了一份教学工作，并利用暑假在汽车旅馆做服务员。

但这种极端艰难的童年生活却让哈里斯和多齐尔拥有了一个相同的目标：帮助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在艰险中跋涉的年轻人走向成功。哈里斯进入一家医疗学校，毕业后成为一名儿科医生，并在旧金山的贫民区开办了一家诊所。多齐尔则成为一名教师，任教于芝加哥最贫困社区的一所学校，后来成为这所学校的校长。我是在两年之前认识她们的，吸引我的并不是因为她们拥有相似的使命感，而是因为她们似乎都有着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她们都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在她们所选择的这个职业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并非仅仅是她们所面对的挑战。她们一直都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规划：事实上，她们正在寻找一整套新的发展蓝图。因此，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事业和人生的转折点。

2009年8月，就在多齐尔被任命为基督教芬格高中校长时，这所学校正处于危机的漩涡之中——如果回顾过去的20年，你很难找到芬格高中远离危机的时候。80多年前，这所学校诞生于芝加哥市南区的罗斯兰德地区的中心，这里曾经兴旺一时，但如今，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譬如贫困人口率、失业率、犯罪率，甚至是街道上的那种空旷和败落感，这个地区都是整个芝加哥城最破败、最贫穷的地方。这里昔日曾经商业繁荣、高楼林立，而今却人烟稀少、杂草丛生。罗斯兰德不仅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临近芝加哥南郊，再向南便是臭名昭著的艾尔区），而且种族隔离现象极为严重：在芝加哥的全部人口中，白人、非洲裔美国人及拉丁裔美国人的比例几乎平分秋色，而在罗斯兰德，黑人比例则高达98%。与大多数贫民区的公立高中一样，芬格高中同样也保持着一项不光彩的记录：考试成绩低，到校率低，违纪现象普遍，辍学率居高不下。

每每谈到芬格这样的学校，人们的语气中都会毫无例外地充斥着蔑视和淡漠：被边缘化的学校，学校里面尽是被市政官僚和华盛顿忽略不计甚至是彻底遗忘的学生。但芬格高中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例外：它并没有被人们抛弃，一点也没有。相反，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一些负责教育的政府高层人员和著名慈善家一直将其视为改革的核心，并为之投入了大量资金。几乎所有关于拯救濒临衰亡的公立高中教育的策略，都曾把芬格高中作为试验对象。

芬格高中的现代史源于1995年，当时，芝加哥市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 M. Daley）负责全市的学校工作。为体现他所推崇的商业化运作模式，戴利认为，教育机构的最高负责人不应被称为校长，而是应视为等同于商业机构负责人的首席执行官（CEO）。为实现自己的设想，戴利选定了一贯工作出色且鲜有争议的市政预算主管保罗·瓦拉斯（Paul Vallas），立即着手应对芬格及其他问题高中面对的困难。瓦拉斯创建了一套适用于全市学校的评估体系，按照需要帮助的程度对各个高中进行排名。根据这个评估体系，芬格高中属于岌岌可危之流 ——暂留查看。年轻时，瓦拉斯曾在芬格高中就读过两年，这或许也是他全身心投入到这所中学的改革计划中的原因。他为芬格高中制订了一项重建计划，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雇用一家外包培训公司为学校教师提供读写辅导训练。他在芬格学校教学楼专设一层作为新生学堂 ，在这里，刚刚入校的新生可以接受整整一年的专门教育。1999年，他又在该校创建了一个数学和科学研究院 ，美国航天局科学实验室为此专门拨付了52.5万美元赞助资金。两年之后，他就把芬格高中变成了一所以科技见长的磁石学校（magnet school） 。

尽管瓦拉斯的所有改革都已付诸实施，但这些措施似乎并未给芬格高中的学生带来丝毫改变。瓦拉斯的继任者阿恩·邓肯（Arne Duncan）同样不能例外。2006年，芝加哥教育系统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开展了一项大型合作项目，邓肯选择了芬格高中作为试点 。在这项名为“高中改造”的项目中，盖茨基金会为之提供了一笔21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三年之后，盖茨基金会为这个覆盖芝加哥全市范围的教育改造项目已合计投 8000万美元。）在最初确定该项目时，邓肯曾说过，这“不仅是芝加哥公立教育历史上的重要一天，也是整个美国公立教育的一个历史性时刻” 。但就在两年多之后，无数证据便已表明，“高中改造”项目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于是，芬格高中又随即成为邓肯下一个改革措施的实验对象 ：“高中转型”项目规划。按这个项目规划，学校校长和至少一半的教员将被撤换，并以全新的教育团队取而代之。2009年，当“高中改造”项目在芬格高中正式开始实施时，新当选的校长就是伊丽莎白·多齐尔。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瓦拉斯，还是邓肯，都不是那种平庸无能的官僚，他们是美国最杰出的教育领导者。瓦拉斯在离开芝加哥之后，来到费城继续从事学校教育工作，随后，他再次因在卡特琳娜飓风后领导重建新奥尔良州的学校体系而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邓肯在离开芝加哥后的事业更有说服力：2009年他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美国教育部部长。尽管两个教育界的大腕用心良苦，为芝加哥的高中教育体制改革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但是，严酷的统计数字却说明，芬格高中的境况几乎依旧与1995年时差别不大：全部入校新生中有一半到2/3的人未能坚持到高中毕业。而在最终能够完成学业并拿到毕业证的少数人中，在学术上获得成功的人更是寥寥无几：2008年，也就是邓肯在芝加哥的最后一年，只有不到4%的学生达到或超过美国大学入学统一考试的及格线。在邓肯的任期内，芬格高中从未实现联邦政府“有教无类”（No Child Left Behind，又译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提出的“每年均取得适当进步”的要求。瓦拉斯提出“暂留查看”类学校的初衷是为了定义一种公立教育迫切需要改善的状态，但却不幸成为芬格高中的现实。到2011年，该校已连续六年被划为“暂留查看”类学校。

当多齐尔来到芬格高中时，这个信心百倍、意志坚定的31岁女性相信，在现代教育体系改革家的基本工具和手段中，包含了她为改造学校学生所需要的一切工具。她曾参加过一个极具竞争性、名为“新型学校，新型校长”的校长培训项目，这个为期一年的培训旨在让被培训者认识到，不论社会经济环境如何，只要拥有忠诚敬业的教职员工，一个有活力的学校领导者就能让学生有更好的成绩，追求更高的目标，达到更高的层次。根据这个思路，多齐尔对芬格高中进行了全面洗牌，替换了部分行政人员及大部分教师。我第一次来到芬格高中并见到这位女校长时，她刚刚接手校长职位一年多，在全部70名教职员工中，仅有3人是“转型”前的老员工。绝大部分新任教师都是年富力强、意气风发的青年人，由于没有签订聘用任期，因此，多齐尔可以毫不费力地替换那些不符合要求的人。

但是在我们的谈话中，多齐尔告诉我，在来到芬格高中之后，她对学校的认识彻底发生了变化。“我曾经一直认为，如果一所学校状态不佳，要么是因为校长不称职，要么就是教师不合格，”多齐尔解释说，“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芬格高中毕竟是一所社区学校，因此，学校状况也只是对所在社区基本状态的反映而已。如果不考虑社区的实际状况，你就不可能指望着解决学校的问题。”

随着多齐尔对芬格高中学生状况的深入了解，很多学生家庭中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令她触目惊心。多齐尔告诉我，“我们的大多数学生都生活在入不敷出的赤贫状态，而且很多人就生活在帮派势力盛行的地区。在这所学校里，我真不知道哪个孩子不是生活在这样的窘境中。”她还说，在芬格高中，1/4的女孩子曾经怀孕或是已经成为年轻妈妈。在让她估计一下有多少学生与亲生父母一起生活时，多齐尔的脸上掠过了一丝诧异的神情，她回答，“我实在是想不起来谁和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我知道肯定还是有的。”

暴力的威胁如同散不开的阴霾，始终围绕在芬格高中的学生身边。芝加哥的谋杀率是洛杉矶的两倍，是纽约的两倍还多。黑社会帮派的规模和危害性远远超过美国其他主要城市。在多齐尔刚到芬格高中时，发生在年轻人当中的枪击犯罪率刚刚经历过一个高峰：2008年，整个芝加哥市死于枪杀的学龄少年为83人 ，受伤人数更是超过了600人。

尽管多齐尔曾经把改造芬格高中视为一个挑战，但她显然没有为上任第16天发生的意外做好丝毫准备。就在距离学校几个街区的地方，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事件大概共涉及50名少年，其中大多为芬格高中的学生。尽管没有使用枪支和刀具，但有些孩子把捡到的铁路枕木当作武器。芬格高中一名叫德里昂·阿尔伯特的16岁男孩参加了斗殴，他被枕木击中头部，当场不省人事。即便是在阿尔伯特倒地之后，还有几个孩子在他的头上踢了几脚，连续的钝击最终导致阿尔伯特命丧人寰。

从根本上说，德里昂·阿尔伯特在2009年9月的死亡事件与当年芝加哥地区的其他学校暴力事件并无区别。但问题的关键是，这场冲突以及阿尔伯特的整个死亡过程被旁观者拍摄下来，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视频片段也很快通过YouTube成为轰动事件，进而成为各大主流新闻媒体报道的头条，顿时，芬格高中成为舆论的中心，引发一片哗然。来自芝加哥本地和美国各地的媒体纷至沓来，涌进芬格高中的校园。连续几周，学校周围的街道上挤满了有线电视卫星转播车，人们聚在学校门口，既有祈祷守夜的，也有抗议示威的。美国司法部部长埃里克·霍德尔（Eric Holder）亲自来到学校看望学生。到了10月份，芬格高中再次成为媒体焦点，在一座教学楼的三个楼层，几乎同时爆发了三个聚众斗殴事件。几十辆警车开进学校，5名学生被捕，整个教学楼被临时关闭3个小时。

在经历了这场全校范围的骚乱之后，多齐尔针对暴力行为及可招致暴力事件的行为制定了一项零容忍制度：如果有学生在校园内传递或交换聚众斗殴信息，将自动受到停课10天的处罚。如果有学生参与打架斗殴，多齐尔将报警并不惜一切代价将这些学生永久性地开除出校门。在阿尔伯特事件发生一年多之后，我来到芬格学校，此时，整个校园变得安静有序，尽管在外人眼里，这里永远都会显得与众不同：全副武装的警卫随时在学校各个角落巡逻，学生在校园内必须随时在脖子上佩带一张标示身份的铭牌，否则哪儿都去不了；如果有学生上课时要去上厕所，那么必须携带一个巨大的通行证，这张证足有两英尺（约61cm）长，而且是明亮刺眼的黄色。课间休息时，电影《比佛利山超级警探》（Beverly Hills Cop）中充满节奏感的合成音乐就会在走廊响起，学生们必须在最后一个音符结束前回到自己的课堂上。尽管有这么多严格的规定，但学生暴力事件依旧频发：就在我第一次来到芬格高中采访多齐尔时，我们的谈话就曾两次被走廊里的叫喊声打断，遇到这种情况，多齐尔当然会责无旁贷地立刻冲出去，平息一触即发的混战。

多齐尔告诉我，在担任校长的第二年里，她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所掌握的最重要的手段并不是在课堂上的训诫。鉴于阿尔伯特被杀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霍德尔和阿恩·邓肯承诺以联邦政府名义出资50万美元，在芬格高中建立一个以克制暴躁情绪和心理创伤咨询为目的的课后项目，学校也在为学生提供心理救助的同时，为学生家长提供心理咨询。多齐尔在芬格高中招募了25名最“臭名昭著”的问题学生，参加这项高强度的辅导项目。她希望能借此找到出路，解决当前芬格高中最紧迫也是最棘手的危机：当然不是学生的学习成绩——尽管这个问题的确令人沮丧，而是一系列因家庭不完整、不和谐而引发的深层次问题，这让他们根本就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有一天早晨，多齐尔对我说，“在接受这份工作时，我根本就没认真想过，这些孩子来自什么样的家庭？或是贫困会给孩子们带来哪些影响？但自从我来到芬格，我开始重新认识这些问题。” 6gqQO4eA/lZe50IacyC9P3IlCr4WbrmpQQMeMiO4RrSNsg/vqAXy6OYKbuczWp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