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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成果总是时代精神的总结和升华。任何划时代的理论体系都是由于产生这个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的。一个理论体系的形成总是和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紧密相联的，或者说是时代的发展需要催生了理论的形成。一切理论创新既源于时代的发展与需要，又具有引领时代前进的价值功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是在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规律进行深刻总结基础上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探讨在这一时代主题下的社会主义伦理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问题，回应时代的关切和人民的期盼，逐步形成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
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民族解放运动交错发展，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列宁把帝国主义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称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时代观，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战争将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首先爆发，然后无产阶级将在革命中夺取政权。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美苏关系开始缓和，整个世界形势出现了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的大趋势，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及美苏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人民经过战争的摧残不希望再次被卷入战争，要和平不要战争成为时代的呼唤。冷战结束后，虽然世界上地区性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但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一个时期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谈判协商来解决争端。从总体上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进一步发展，世界范围内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总体稳定。邓小平根据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透彻分析二战后世界的变化，经过深思熟虑，于1985年3月4日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
他做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普遍追求和平、谋求发展，并使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和主流。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整个90年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尽管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但是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各国人民要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呼声日益高涨，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的共同发展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谋求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国家间的较量不再以意识形态的较量为主，而主要体现在综合国力的较量，主要是经济实力（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的较量。重视发展成为各国主要的政策取向，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发展已成为普遍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2003年6月1日，胡锦涛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上做了题为《推动全面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讲话，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必须看到，实现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发展任重道远。……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是解决全球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实现全球协调、平衡、普遍发展，才能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加快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使更多的国家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才能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2013年，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指出：“这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
要跟上和平发展的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时代主题要求各国人民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时间较长的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这样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根本不存在的。同时，由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发展经济文化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这就为中国结束“闭关锁国”的局面，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样有利的国际环境在过去是没有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就是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发展于21世纪。这前后40年的时间，是整个世界发生大变动大调整的时期，这种变动调整的剧烈和深刻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的趋势加速发展，引起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与时代主题和时代变革相联系，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以增强综合国力为中心目标的改革浪潮，其遍布国家之广泛、涉及领域之全面、改革程度之深刻、持续时间之长久都具有标志性的时代意义。和平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大思路，在这一思路下形成的伦理文明建设思路、精神文明建设理念和举措，充分反映了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时代特征以及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紧紧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而展开，将时代主题融入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凸显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精神因子。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诸多论述中，和平、和谐、和睦、均衡、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持续发展成为基本的价值理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从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到江泽民“发展是硬道理，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
，到胡锦涛“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再到习近平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标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发展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并在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等方面殚精竭虑，从而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东方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和胜利。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看重的发展是与和平、和谐、和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张把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与世界和平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又通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形成的实践基础。
恩格斯在致奥托·冯·伯尼克的信中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使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创新、改革和变化熔铸在一起，始终要通过创新、改革为自己开辟通向更高境界的道路。这种创新、改革，并不是要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搞生产关系“大跃进”，而是要从体制机制上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是不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没有止境，为其发展扫除障碍的改革与创新同样没有止境。改革、创新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而直接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且发展不平衡是其显著特点。为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学习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当时确有其合理性，也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比如中国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这种体制在经济上推行单一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在政治上推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在文化上推行过于集中的管理体制，发展到后来弊端日趋明显，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意突破“苏联模式”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取代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多样性取代文化单一性。“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战略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一场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的新的历史性伟大革命。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进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而又波澜壮阔的变革。改革开放是立足中国国情所进行的新的伟大实践。这一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的深刻变革和全面开放，使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新的巨大解放，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取得了新的伟大进步。事实雄辩地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中国的一切。改革开放是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我国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焕发出无穷无尽的勃勃生机与创造力，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进出口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人民生活从不足温饱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017年末的3 000万。改革开放使得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得到大解放，进一步深化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使得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感召力，共产党在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创造力和战斗力。这些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来自经济、政治、社会和自然领域的一次次严峻考验，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进，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就在于改革开放所形成的有利局面，就在于凭借改革开放所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和社会财富，就在于伴随改革开放而得以全面提升的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正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及其宝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而形成的理论成果，同时又是指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行动指南。这一最新成果既来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又引领并助推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所以这一最新成果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血肉联系与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这一最新成果，不仅同改革开放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而且在价值追求和精神实质上是改革开放的。改革开放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和行为品质，在这一最新成果中有着丰富而深刻的体现，也构成这一最新成果的理论特征和目标指向。改革开放作为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的战略抉择和必由之路，本身就是当代中国的大道、大德，是具有高度的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的崇高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也对中国原有道德体系甚至西方道德体系有着全面反思、革故鼎新的伦理意义。改革从经济体制开始向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或方面推进，内在地包含对此前的伦理道德规范、道德类型等的变革和改造。因此，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充满着对旧道德的批判、对新道德的建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是其基本的价值追求，也是其基本的伦理品格和思想特性。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项充满艰辛、充满创造的壮丽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改革开放集事业、行动和精神于一身，需要我们敢于担当、勇挑重担、攻坚克难，破除旧体制的束缚，为着建设充满活力、发展有序、持续协调的体制机制而奋力拼搏，胼手胝足，勇往直前。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相伴随，始终护卫着改革开放这一当代中国所最为需要的价值理念和伦理品质，从而掀开了人类伦理文明史的崭新一页。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如果缺失了对改革开放这一价值理念和伦理品质的研究与把握，就无法把握其时代精神的旋律，也无法理解其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贡献，无法理解其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和卓越贡献。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完全是建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基础之上并生动展示与深刻反映改革开放这一价值理念和伦理品质的，是改革开放这一实践所具有的开创性、丰富性、承前启后与继往开来等鲜明特性的能动反映、科学体现和创造性理论总结。
直面国际国内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不断回答与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和理论课题，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形成的经验借鉴。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社会主义体制危机要求社会主义必须进行改革，在突破原有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予以全面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就是在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重大创新理论成果。
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是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化事业和理想社会建构的伟大实践。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制度的建构以及建设的实践，都在某种意义上改写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昭示出全面的进步性、理想性和大多数人崇尚、青睐并为之奋斗不已的价值合理性。但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繁重的建设任务，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建立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历史条件，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性探索，特别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时并存且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占优势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把瓦解社会主义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还缺乏有效合作、有机联动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经历暂时的低潮和曲折发展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社会主义中国经历了自己曲折的发展历程，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也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体制性危机，并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发生的危机包括两个部分：内部体制的危机，指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危机；外部体制的危机，即各社会主义国家、各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危机，或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体制的危机。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体制与外部体制是一种互为表里、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建构在早期具有一定的不可抗拒性与合理性。发展到后来，随着各个国家自身核心利益的形成而产生了一定的隔阂，并导致矛盾与危机。1948年发生的苏南冲突，就是社会主义体制出现危机的最初征兆。此后，社会主义体制危机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断发展和深化，从时间方面看体现为三次大的危机：第一次危机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叶，标志性事件是中苏论战和波匈事件，最后导致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第二次危机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下半叶至80年代中叶，标志性事件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最后导致世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陷入更严重的困境；第三次危机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至90年代初，标志性事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最后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坠入发展的低谷。
20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体制危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件坏事，危机的发展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造成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打击和巨大损失；但它在一定条件下又能变成好事，危机的发展促使各国共产党独立思考“苏联模式”的弊病，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并创新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危机把人们从僵化固化的经济政治体制中解放出来，促使人们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或模式，有利于破除迷信、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解放思想，有利于加深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目的和优越性的认识。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积累了深刻的教训，为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特别是它集中地暴露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病和难以解决的矛盾，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比较明确的重点和突破口。社会主义体制危机为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创新提供了新的途径与方法，因为解决社会矛盾的物质手段并不存在于社会生活之外，而是存在于社会生活的矛盾之中，危机发展得愈深刻，社会为解决矛盾提供的物质手段就愈成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在深入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许可以说，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起到了直接推动的作用。其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最为直接、巨大。
196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深刻地表明，当时中国面临的危机十分严重，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催生作用特别明显。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中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指出：“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正是“文化大革命”“越穷越革命”“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叫嚣对国家经济生活所导致的严重恶果，使得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没有什么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虽然诞生在相对贫穷的国家，但社会主义在本质上要消灭贫穷，实现国家富强和人们富裕。“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
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又从苏联解体的严酷事实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处于极端困难的低潮时期，继续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并强调要把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好，“以实际的最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来回答人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忧虑”
。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虽然使不少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了怀疑，但也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中国共产党人只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硬着头皮顶住”，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就一定能促使社会主义从低潮走向高潮。2001年，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最近南斯拉夫政局的演变等事件，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外，执政党内和群众中发生思想变化、思想混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精神支柱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思想上的稳定，是很难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既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也发生了严重性挫折，这表明关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需要进行长期而艰巨的探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这一关乎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课题更加突出，也更加引人深思，促使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进行深入思考，从总结经验教训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党正是在对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进行正确分析、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的。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汲取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目的、价值追求予以深刻的反思和探讨，形成了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认识。我们党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最根本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过程中，脱离自己的国情，使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从而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吸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要求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和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中牢牢站稳脚跟，成为具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深刻反思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执政以后严重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的教训，注意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仅注意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能动性，而且注重加强党的执政伦理建设，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政治伦理理念，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执政兴国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我们必须看到，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建设国家的过程中，是受到人民群众高度拥护的，执政初期也比较注意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注意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辉煌的业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执政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就逐渐脱离群众，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之风开始在党内蔓延、泛滥，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严重脱离群众，最终导致失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指导改革和建设，明确提出了关于党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和新时期执政党建设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主张以强烈的紧迫感加强党的执政伦理建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面对新的时代课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科学地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坚持科学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发展问题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表明我们党对发展的本质、目的和意义的认识更为深刻、更为科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予以全面系统的总结，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构成的四位一体的体系，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精神动力，四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辩证结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既注重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在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独特的道路、独特的理论体系、独特的制度建构和独特的文化建设，特就特在四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彰显着当代中国的精神风貌和迎接伟大复兴的伦理品质，使人们看到了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低谷的希望和力量，拥有了成功的经验并形成了特有的发展模式。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当今时代条件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得失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我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伟大实践的理论总结，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它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实现了从西方到东方的成功转化和创造性发展，而且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实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转型和创新性发展，其伦理建构意义和对现实道德生活的指导意义都是空前的，已经并必将继续指导当代中国伟大的社会变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