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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大一统，维持政权稳固，保障社会长治久安，文化系统的凝聚力至关重要。在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中，只有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才能具有最大的统摄力和凝聚力，制度法律才能有效运作。
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政权后，李斯提出政治思想一元化，“别黑白而定一尊”（《史记·秦始皇本纪》）。汉朝统一后，随着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的不断完善，是否有统一的政治思想，与政权能否持久密切相关。大儒董仲舒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回答汉武帝策问时提出政治思想独尊的主张，认为这是实现大一统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的政治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所遵奉，不仅因为其学说本身的内涵符合治理大国的要求，还因为其实现政治思想一统的方式顺应了政治发展的趋势。汉代儒家被定为一尊与秦朝独任法制不同：董仲舒所主张的“罢黜百家”，不是实行全面思想专制，对其他各家各派思想言论赶尽杀绝，而是“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如此，“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韦政通先生认为，儒家思想的制度化始于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独尊儒术：“在中国历史上……是董仲舒，由于他，才使儒家的部分思想，终能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并取得历史上的正统地位。当然，这不是他一人之功，而是经过许多儒者的努力与挣扎。”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被钦定为法定的国家经典教材，其正确性和权威性已无可怀疑，儒学从私学变成了官学。由于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官学的核心内容，所以至西汉元帝时，从皇帝到臣下，受的都是儒家的教育，使汉代的政治思想儒家化。至王莽时代，儒家思想更加具有推行的广度和力度。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政治文化层面，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但这并不妨碍与之相契合同时也存在张力的民间思想和文化的多元化。随着汉代末年佛教进入，加上本土的道家文化，儒释道三者并存，共同扎下了中国人文化精神的根脉。
儒家教育的本质在教人做人，其政治以教育为基础，又以教育为目的。儒家认为好的政治必然建立在好的民众的基础上，不经教育，无政治可言。儒家政论的根本精神在于养成国民性格。
在传统社会，通过建立官学、私塾、民间书院等等，儒家的思想得以传承和发展，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儒家观念的实践者，而儒士是政府官员的最主要来源，他们的影响遍及政府和社会。特别是历朝历代不断发展的选官制度，在教育与政治之间建立了制度化的联系，科举制度最为有效地实现了这一点。儒家王道政治的理想状态是儒家建立道统，儒家的学统培养儒士，儒士入朝做官，辅佐君主代表的政统，就这样道统、学统、政统实现了统一，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处于一致状态。通过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种种制度的建立，儒学已一步步进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上至朝廷的礼仪典章、国家的组织与法律、社会礼俗，下至族规家法、个人的行为规范，凡此自上而下的一切建制之中都贯注了儒家的原则，正是由于建制化的发展，儒家才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主流
。
深入人心的教育与重视民意表达并重。“什么是保持中华帝国完整的力量？”“什么是在那个地方把广大不调和的领地结合于一体的纽带呢？”芮玛丽在深入研究了清朝同治中兴的历程后，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礼的观念”“规定每一位个人和每一个集团的权利和义务”
。靠教育引导来落实的权利和义务规范，能让社会成员所受到的各种压抑得到自然的宣泄，把社会矛盾消弭在激化之前，这是最省力也是最有长效的统治方式。当然，这种教化不是单向度的，需要畅通民意表达渠道。西周的邵穆公就曾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主张给民众一定的途径，让民众表达意见甚至是发泄不满，这样执政者就可以从中知道政治得失，及时调整政策。各代都设有到民间收集民情的官员，也设置了一些机构提供表达渠道，例如，在西周设有“行人”“小司寇”，唐代设置观风使、采风使，他们一方面收集民情民意，以此作为制定和调整政策的依据；另一方面还可把淳朴、优良的民风民俗加以推广。“一种观念的制度化首先是观念本身必须具有统摄人心、关照现实的力量，而不可能仅仅通过权力强制来达成。儒家的制度化就是儒家内在的超越性的力量和其建立在对中国人的人性的了解基础上的秩序感结合的产物。”
儒家思想被制度化，在制度化后发挥了积极功效——保证了传统政治的稳定和持续发展，都与观念本身具有的统摄人心、关照现实的力量是密切相关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事关大一统政体的民心认同。政治信任是外生的，是形成于政治领域之外的。在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中，推动经济的发展具有天然的优势，就效率、管辖权以及开展大型公共工程的能力而言，中国的政府机构无可匹敌，但问题是，经济的发展是否必然产生民心的认同，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不必然。民心认同需要情感上的感召、一种统摄人心的力量的渗透，需要用情、理、法相交融的方式构建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用今天的语言讲，就是需要搞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幸运的是，我们治理大一统国家的历史传统中有很多合情、合理、合法的经验方法可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至关紧要处在于，共同思想基础的形成，有利于我们了解历史传统，认识当代中国，看清外部世界，这是中国大一统政治长治久安固本之方。
第二，培育与主流价值观同质化的社会精英。社会精英应该是能超越个人利害、具有道德自律并与社会沟通而不是与之隔离、有责任感并服务社会的人。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官员、知识分子、教师这三类人是精英的代表，通过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实现了他们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与践行。当代中国，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等都承担着十分重要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我们党有一套教育培训系统，如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在培养精英的教育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西方国家靠机会主义上台的政党体制所难以企及的。问题在于同质化社会精英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否具有观念本身必须具有的统摄人心、关照现实的力量。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传统政治中寻找治理智慧，“儒家的制度化就是儒家内在的超越性的力量和其建立在对中国人的人性的了解基础上的秩序感结合的产物”
。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第三，深入人心的教育与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双向互动。大一统的建立和强盛立足于这样一种理念：一切好的政治都建立在好的民众的基础上，而好的民众的产生依赖于好的教育，教育是最大的政治。教育引导能力是指把政教风化、教育感化、环境影响等有形和无形的手段综合运用起来，既向人们正面灌输道理，又结合日常活动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达事明理、潜移默化，形成上下一致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养成良好的道德风俗和行为习惯。养民和平之气是大一统政治存续的文化保障。晚清精通9种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的辜鸿铭认为，在中国，存在一笔无法估价的、迄今为止毋庸置疑的巨大的文明财富。这笔财富，就是真正的中国人。原因是真正的中国人拥有一种良民宗教。“良民宗教教导人们，爱的法则就是要爱你的父母。……正义的法则就是要真实、可信、忠诚。这种良民宗教的最高责任，就是忠诚之责任（duty of loyalty），忠诚，不仅表现在行事上，而且蕴藏于内心。”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中，也始终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此外，畅通民情民意表达渠道也是大一统政治和谐稳定的题中应有之义。除了四大制度所建立的制度化的民意表达渠道外，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等新媒体的民意表达功能日渐加强。近些年在“两会”期间，一些电视台和网络媒体开辟了与代表委员直接对话的专栏专版，很多网民通过网络留言的方式给“两会”建言献策。在中国，网络媒体已经成为传递表达民情民意的重要渠道。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中国绵延数千年传承不辍的政治传统是中国政治发展最根本的国情，对它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深层的合法性依凭。实践证明，我们走了一条承载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需要警惕的是，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社会发展矛盾凸显以及全面从严治党对利益的深层触动，部分学界和政界“精英”会趁利益分化、思想多元之机，鼓动引入西方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等来回避矛盾和逃避责任，这只会导致中国政治社会动荡不安甚至陷入冲突乃至分裂。因此，我们应当理性把握中国道路的历史背景、历史延续性以及制度和文化所体现出的继承性和创造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其协调与达成共识的能力。此外，改革者要有历史感，要知道手中的制度意义何在，否则，不经意间改动最不能改动的关键环节会使制度残废，从而带来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