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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出现在历史中的，当然是晏婴这个人。在他去世多年以后，出现了“晏子”——《晏子春秋》中的同名主人公。作为公元前6世纪生活于齐国的一个历史人物，有关于他的生平的可靠史料非常稀少并且难以考证。尽管如此，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晏婴的个人特征逐渐合并汇聚成一个独特的形象。最初，晏婴只是在《论语》中被简单提及，《论语·公冶长》中记载：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接着，晏婴在《左传》中首先作为历史人物登场。《左传》中记载了晏婴的几个故事，这些故事主要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齐国公室衰微、田氏即将取而代之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所有这些故事集中在一起塑造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形象，作为齐国的大臣，晏婴善于巧妙进谏，同时，在侍奉三位不称职的君主的时候，他坚持原则、不畏权势。
接着，在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晏子的形象开始在文学中产生影响，其形象毁誉参半。稷下学宫的成员之一淳于髡（生活于公元前340年左右），在向齐威王（公元前378年—前320年）进谏时曾经充满赞美地称引晏婴。然而，孟子（公元前372年—前289年）的弟子，来自齐国的公孙丑，坚持将孟子与管仲和晏子比较的时候，却使孟子觉得受到冒犯。孟子傲慢地回应弟子的提问，否认管仲和晏子作为两位伟大的齐国大臣的重要性，他把他们看作是严格受限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与地位的两位普通官员。稍后于孟子，在荀子（公元前310年—前235年，一说公元前314年—前217年）的著作中，同样也记录了对待晏子和管仲的轻蔑态度。《荀子·大略》中云：“子谓子家驹续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产；子产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为人，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为天子大夫。”管仲尚是“野人”而“不可以为天子大夫”，晏婴的成就还不如管仲，那么他对待晏婴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在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晏子的形象逐渐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在包含有晏婴形象的故事中，还是在冠上他的名字的文献记载里，晏婴都变成一个越来越中心化的人物。直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晏婴的所作所为，无论是被赞许还是被批评，一直被文本中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所遮蔽，晏婴的形象超越了自我言说所展现的个性特征，服务于更广泛的目的。然而在公元前250年左右，在叙述中处于边缘地位的晏子形象逐渐占据了中心位置。随后，晏婴这一人物被广泛引用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他的形象也越来越复杂——有时候具有示范意义，有时候又暧昧不清——并且最终形成一系列极具特色的轶事，这些轶事不仅聚焦于他的所作所为，同时也关涉到他具有独特思维模式的个性特征。这些主角化的变化反映在当时三部重要的著作中：《墨子》、《吕氏春秋》和《韩非子》。
在《墨子》的第三十九篇《非儒》中，晏子不再是一个附属的人物，而是成为墨家学派中“非儒”的一名主将。他被描绘为齐君的密友与顾问，他对于儒家的世界观和过于现实的做法的一系列敌对观点促成了齐君站在墨家立场上反对儒家。晏子的态度非常激烈；他不仅谴责孔子本身是一个谋逆者甚至是一个凶手，还批判儒家的核心价值，指出儒家的鼓吹者是一群进行无用表演的人。从此以后，晏子不仅成为一个墨家学者，而且变成了一位反对孔子和儒家学派的领头人，晏子的这一身份在其他一些文献和注释中同样也有所反映。
在《吕氏春秋》中，晏子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善于自省的、无畏的独特模范而发挥作用。书中有三段记载，描写了晏子在绝望和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的举动。在第一段记载中，晏子的仁慈与道德使得他人愿意为他牺牲自己的生命。在第二段记载中，他的仁慈的行为描画出他极为可贵的自省与自律的能力，一个完美主义者可以从他的全部行为中意识到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在第三段记载中，当晏子面对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胁的时候，他所展现出的伟大的真正的勇气足以作为典范。
在《韩非子》中有三段非常尖锐地批评了晏子对君主关切的问题所做的分析、他仁慈的救济主张以及他有关于严刑与缓刑的心理上的考虑。看起来《韩非子》似乎把晏子当作是一种具有威胁性的世界观的体现，从法家的立场上看，必须对其进行挑战与批驳。因而，晏子在文本中受到激烈的哲学批判，甚至他的一些论点从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不忠诚”的体现。这三段中的第一段记载抨击了晏子著名的节俭与节制的特点。文章不仅论证了这两种价值的无意义，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大臣们对获得成功缺乏动力，更宣称孔子曾经专门批评过晏子。第二段记载则认为晏子对于官僚系统和百姓的仁慈与慷慨反映出他缺乏摆脱困境的能力，从而会使他的君主面临更加严重的灾难。最后，在第三段中则抨击了晏子的缓刑主张，认为晏子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论点。对于《韩非子》来说，晏子的宽缓态度表明晏子并未清楚地了解治理的意义。
所有这些文本的例子表明在公元前200年左右，晏子的形象不仅在相关的叙述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很有可能促成了某些独特文本的形成，这些文本仅关注晏子的历史，有些甚至把他的名字作为标题。公元前139年，晏子形象的演进变得非常明显。在这一年，汉宗室刘安向汉武帝进献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哲学著作《淮南子》。《淮南子》第21篇《要略》，目的在于总结分析之前二十篇的内容，最后又通过回顾和解释那些在过去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杰出人物之所以开创新说的原因为全书的结束。《要略》中说：
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好色无辨。作为路寝之台，族铸大钟，撞之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钟赣，梁丘据、子家哙导于左右，故晏子之谏生焉。
首先，《淮南子》在这里交代了“晏子之谏”这一文本之所以产生的背景。其次，晏子对齐景公的“谏”，不仅仅是今传本《晏子春秋》的核心内容，而且还是刘向（公元前77年—前6年）整理的《晏子》的前两章的标题。最后，《淮南子》所列举引起晏子之“谏”的齐景公的乱政，与今传本《晏子春秋》中近一半的内容相符合。我们据此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在公元前139年左右，存在着一部题名与“晏子”相关的书，这部书的内容与今传本《晏子春秋》的部分内容非常接近。实际上，大约五十年之后，晏子已经被看作是一位直言敢谏、充满勇气的大臣，并且他还成为当时流行于世的《晏子春秋》的作者。晏子的形象，最终被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前86年）《史记》中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传记记载所定型。
晏子的传记记载于《史记》的第六十二卷，司马迁把管仲的传记放在晏子之前写在同一章《管晏列传》中。在晏子的传记中，前两段专门叙述晏子，而后面两段则是将管仲和晏子放在一起讨论。在《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中，也记载了来自《左传》的有关于管仲和晏子的很多传记资料。读者应该注意到，《齐太公世家》中有关于管子的内容，被概括进了《管晏列传》，而有关于晏子的内容则没有被司马迁记录到《管晏列传》中。另外我也希望读者在开始阅读《管晏列传》之前，先关注一下司马迁在《管晏列传》的结尾所做的总结。司马迁在其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晏子极深的敬意，他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司马迁对于晏子的敬意，在整篇《列传》中得到彻底的体现，也影响到其内容的选择。司马迁在叙述完管仲的事迹之后说：“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司马迁用这句话将管仲和晏子联系在一起，使二者的传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序列。虽然管仲与晏子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读者却不得不对二人做出比较：管仲，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建立了齐国的霸业、塑造了齐国一百年的历史；而晏子，一位杰出的谏臣，却无法挽救齐国公室被取代的命运。在晏子传记的开头，司马迁写道：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读完晏子传记的第一部分，再回想管仲的传记，读者可以看到管仲在齐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发挥着关键作用，并塑造了齐国后来的历史。然而，在晏子的生平中却没有类似的叙述。晏子传记的开头部分，仅仅是简单地介绍了晏子的名字、籍贯以及侍奉的君主。读者从中看不出晏子对于齐国历史有任何贡献，这里既没有涉及任何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没有可以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生事业。相反，这些记述倒是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晏子的个性和道德行为的特点，仿佛他是一部缺少故事主线的书中的主人公。因此，当读者读完晏子传记的开头部分，会觉得晏子在齐国历史的地位远逊于管仲。此外，除去粗疏的大背景，读者对于晏子生平的主要事迹几乎毫无线索。这也就是说，晏子之所以在当时出名，是因为他节俭、勇毅、正直、诚实与大胆等个性特征，而这也成为吸引后人注意的主要原因。
从这一点上来看，读者会对司马迁将二者合并为一个列传的做法感到困惑。然而，根据列传最后的总结，读者或许可以多少理解这一令人费解的处理方法。司马迁对晏子的为人推崇备至，他竭力缩小管仲与晏子这两位齐国大臣在历史影响力上的巨大差距。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司马迁将管仲的历史成就与晏子的高尚德行相并列，从而避免了对二者历史作用的直接比较。
晏子传记的第二个部分包含了有关于晏子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也出现在今传本的《晏子春秋》中。第一个故事相当于《晏子春秋》第五卷第24篇“晏子之晋睹齐累越石父解左骖赎之与归”的简写。这个故事讲述晏子用自己的一匹马赎回了贤人越石父，之后晏子用一般性的礼节对待他，这引起了越石父的不满与抗议，晏子立刻忏悔自己的过失并且待之如上宾。第二个故事则与《晏子春秋》第五卷第25篇“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损晏子荐以为大夫”完全相同。在这段故事中，晏子的车夫为晏子驾车时得意扬扬，车夫的妻子看到后要求与他离婚，并且说，晏子身不满六尺，相齐国，名显诸侯，然而态度谦卑，而你身长八尺，为人驾车，反而志得意满。这番话令车夫悔过，并从此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晏子觉察到车夫的变化，便推荐他担任了齐国的大夫。
这两个故事非常微妙地提出一个隐含的问题：一个人的真正身份到底由什么构成？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两段故事既可以从哲学的层面来分析，也可以从心理学层面来讨论。而在这两段故事中，除了暗示晏子是一个小个子之外，再无有关于他生活的任何其他信息。看起来，这两段故事同样也是通过描述晏子的美德来向读者展现晏子两方面的人格特点：他不遗余力地解救处于困境中的人，并且他善于自省从而有能力调整自己在复杂情况中的态度；另外，他有一种巨大的超越表象和探寻内在品质的能力。
司马迁在晏子的传记中记录了这两个故事，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呢？有鉴于他在列传最后的总结中对晏子所表达的“忻慕”之情，相比于对管仲的记载，关于晏子的记载无论在字数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显得比较单薄。
在列传的最后部分，司马迁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这段话在晏子文本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记载。司马迁非常明确地指出他曾经读过管仲的五篇论述以及《晏子春秋》这部书。
司马迁表示《晏子春秋》为晏子所作。他同时还指出，这部书写得很详细，在当时很流行。司马迁的这段话充分证明在大约公元前100年左右，《晏子春秋》已经被看作是有关于晏子的真实传记。《史记》中将其题名为“晏子春秋”，并且这个名字多次出现在汉代学者的记述中，“春秋”本来是史书的名字，既然这部书题名为“春秋”，也证明其书写了有关于晏子的历史。
最后，司马迁对管仲和晏子分别做出评价。对于管子，司马迁含蓄地表达出严厉的批评态度：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所谓“孔子小之”，是指《论语》中记载孔子曾经说过“管仲之器小哉”。司马迁通过引用孔子的观点，将之前所记载的管子的所有成就进行了贬损。相反，对于晏子，司马迁却表达出强烈的赞美以及将其看作是个人偶像的崇敬：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管晏列传》至此结束，司马迁在最后表达出自己渴望侍奉晏子的崇敬之情，这使读者反思这部《列传》中的两位主人公，到底哪一位才是齐国更加杰出的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非常聪明地将二人联系到一起，而他的目的也很快达到，《史记》成书后不久，晏子已经成为与管子相并列并且在此基础上去评价和衡量的重要人物。
公元前1世纪，晏子的形象继续在汉代学者的著述中留下痕迹。桓宽在《盐铁论》中不止一次提到晏子，晏子不仅作为历史人物被提及，他说过的话也被当作是引用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在公元前1世纪末，刘向整理校订出一部书题名为“晏子”并且为该书写了一篇前言，晏子的形象在这部书中更加令人难以忘怀。
公元前26年，汉成帝（公元前33年—前7年在位）命令刘向校理群书。作为结果，刘向搜集了超过八百个有关于晏子的生平以及其生活时代的故事，并且努力将它们编联成一个由215章组成的整体，这215章展现出比较明显的主题，大致按照年代顺序排列，最终形成了晏子独特的个人形象。这是一个身材矮小但是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杰出人物形象；是一个节俭与慷慨双重性格的缩影；一位心理操纵与喜剧表演的大师；一位具有渊博的知识、语用推理能力并且强烈反对盲目崇拜超自然现象的杰出学者；一位试图挽救无可救药的君主、像希绪弗斯一样努力的勇气与道德的模范；一位与管仲比肩、与孔子竞争的人物。然而更重要的是，刘向所整理的这215章内容，是中国古代有关于晏子这个独特的人物形象的第一本文学传记，描画了这位“社稷之臣”，这位没有门生的大师，这位生活中真正的英雄的一生。刘向几乎为他所整理的所有图书都写有“叙录”，“叙录”中的内容包括本书的内容简介、版本来源、作者生平以及对于本书的意义和真实性的讨论等等。在刘向的《晏子叙录》中，同样也涉及了这些内容。《晏子叙录》中先列举了《晏子》八篇的内容。前六篇被称作“内篇”，并分别题名为“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第七篇和第八篇被称作“外篇”。第七篇题名为“重而异者”，第八篇题名为“不合经术者”。在列举了《晏子》八篇之后，刘向交代了校订《晏子》的各种版本及来源。之后，他比较清楚简洁地记录了晏子的生平事迹。最后，他对《晏子》这部书做出评价，对不同部分的真实性做出说明。刘向在《晏子叙录》中说：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谨颇略椾。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晏子名婴，谥平仲，莱人。莱者，今东莱地也。晏子博闻强记，通于古今。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道齐。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亲。不用则退耕于野，用则必不诎义。不可胁以邪。白刃虽交胸，终不受崔杼之劫。谏齐君，悬而至，顺而刻。及使诸侯，莫能诎其辞。其博通如此。盖次管仲。内能亲亲，外能厚贤。居相国之位，受万钟之禄，故亲戚待其禄而衣食五百余家，处士待而举火者亦甚众。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驾敝车疲马，尽以禄给亲戚朋友。齐人以此重之。晏子盖短。
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第录。臣向昩死上。”
显然，《叙录》中的第一部分是刘向根据自己校理《晏子》时的实际经验所写。只有他才可以真正告诉未来的读者，《晏子》的定本是如何形成的。在第三部分，同样也展现出刘向是本书的直接整理者，他认为前六章是关于晏子言语的真实记录，而后两章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尽管如此，刘向依然审慎地将其附录在书末。在记录晏子生平的第二部分，如果读者与《史记》中的晏子传记相比较就会发现，刘向像司马迁一样表达出对晏子的崇敬之情。然而，尽管司马迁说他曾经读过《晏子春秋》，但是他在写作晏子传记的时候依然非常小心地避免直接从中选取材料来组织晏子的传记；相反，刘向却从自己所编订的《晏子》中借用了大量材料来构成自己对晏子生平的描述。
从此以后，晏子的历史形象主要被刘向所整理的《晏子》以及其《晏子叙录》所确定，而其他文献中所记录的晏子在历史的记忆中则越来越模糊。
刘向去世以后到唐代，晏子的文本，或者题名为《晏子》，或者题名为《晏子春秋》，在流传过程中被以下的15部著作所列举、引用或者评价：
据张守节《史记正义》中的记载，刘歆曾经在《七略》中儒家著作的部分记录有“《晏子春秋》七篇”。
班固（公元32年—92年）《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晏子》八篇”。
王充（公元27年—100年）在《论衡》中称“管仲、晏婴，功书并作”，并且屡次称引晏子所说的话，这些话几乎都见于今传本《晏子春秋》。
应劭（大约死于公元204年左右）《风俗通义》引用了今传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景公病水瞢与日斗晏子教占瞢者以对”章并直接表明引自《晏子春秋》。
在王肃（公元195年—256年）年轻时写的《孔丛子》中，曾提到“晏子之书亦曰春秋”，王肃在书中还猛烈批评了把晏子看作是反对儒家的墨家信徒的观点。
刘勰（公元465年—522年）在《文心雕龙·诸子》中说道：“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
郦道元（死于公元527年）在《水经注》中提到“刘向叙《晏子春秋》”，并称引了今传本《晏子春秋·谏下》“景公养勇士三人无君之义晏子谏”章的内容。
虞世南（公元558年—638年）在唐朝建立之前编辑的类书《北堂书钞》中多次称引《晏子》与《晏子春秋》，所有的内容均见于今传本《晏子春秋》。
欧阳询（公元557年—641年）在公元622年至624年之间编成的类书《艺文类聚》中也多次称引《晏子》和《晏子春秋》的内容，所有的内容亦均见于今传本《晏子春秋》。
魏征（公元580年—643年）在公元631年编成的《群书治要》中，包含了38条称引自《晏子》的内容，这些内容也全部见于今传本《晏子春秋》。这38条引用均比较完整，有7千余字，相当于今传本《晏子春秋》百分之十七的内容。魏征在书中将这38条引用重新排列，尽管它们都被标明为来自内篇六篇的相应篇章，但是实际上其中也包括了现在属于外篇两篇的内容。
同样有魏征参与撰写的《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中著录有“《晏子春秋》七卷”，作者被标为“齐大夫晏婴”。《隋书·经籍志》是从汉代到唐代唯一保留下来的完整的书目著作，其中还保存了现在已经失传的唐代之前的一些书目——如阮孝绪（公元479年—549年）《七录》——的内容与特点。
在唐代的正史，如后晋刘昫（公元887年—946年）所编撰的《旧唐书》以及宋代学者欧阳修（公元1007年—1072年）和宋祁（公元998年—1061年）编撰的《新唐书》中，《晏子春秋》均著录于儒家类，七卷，作者为晏婴。
李善（死于公元689年）在《文选注》中引用《晏子春秋》40次。所有的引用均见于今传本《晏子春秋》的八篇中。
徐坚（公元649年—729年）所编撰的类书《初学记》中，多次引用《晏子》与《晏子春秋》的内容。所有的引用也都见于今传本《晏子春秋》。
马总（死于公元823年）的《意林》中引用了16条题名为《晏子》的内容，这部《晏子》共八篇，所有的内容均见于今传本《晏子春秋》。
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
1. 著录、称引、流传的晏子文本有两个题名：《晏子》和《晏子春秋》。
2. 刘向的《晏子叙录》广泛流传并且直接被引用。
3. 晏子文本中“内篇”六篇的标题在当时已经存在并且被引用。
4. 晏婴被看作是晏子文本的作者。
5. 晏子文本被归类为儒家文献。
6. 晏子文本的文学意义被高度赞扬。
7. 大量的晏子文本出现在类书或类似的书中。
8. 晏子文本的“外篇”两篇有时被合并为一篇。偶尔地还有将外篇内容归类到内篇的情况。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外篇的内容在分卷或分篇时，它们的归属比较灵活多变。
公元8世纪末，晏子文本被高度重视并且稳步流传的进程被打断。那曾经被看作是晏子所作，冠以刘向的《叙录》，在各主要书目中被归类为儒家文献，在各种著述中被广泛引用并被当作历史典故的晏子文本，其身分认同在柳宗元的质疑后迅速瓦解。柳宗元在《辩晏子春秋》中说：
司马迁读《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
柳宗元总结了墨家学说的特点，并且指出《晏子春秋》的内容与墨家学说非常接近。柳宗元接着说：
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
柳宗元将晏子文本看作是冒名晏婴的墨家弟子的著作，并且切断了其与并非墨家的历史人物晏婴的关联，这一结论貌似公允，实际却极具颠覆性。而且，柳宗元还否定了晏子文本为晏子后人所创作的可能性，这就相当于将该书看作是一部“伪书”了。柳宗元的论辩的结果，推翻了对晏子文本原来的认识，使其成为齐国墨家暗中宣扬自己主张的工具。
总之，刘向已经指出，在他所整理出的《晏子》八篇中，包含有一些后世创作的并非晏子所作的内容。接着，王肃在《孔丛子》中竭力辩驳晏子并非反对儒家，尽管在《晏子春秋》中有一些墨家的观点。然而柳宗元直言不讳的批评彻底改变了《晏子春秋》的流传轨迹，从此之后，有关于这部书的真实性、成书时间、作者以及其中的哲学观点都成为争论的焦点，而后世所有相关的争论无不回应着柳宗元破除古代文本偶像的观点与精神。
到了宋代，《晏子春秋》的流传出现了两条不同的线索：一条是在类书的引用中，似乎晏子的文本依然稳定；另一条则在各种书目的著录中，著录中的晏子文本似乎并不稳定。
当我们检查宋代类书中直接或间接引用的《晏子春秋》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在这300多年的历史中，《晏子春秋》似乎只有一个版本，而且这个版本非常稳定，被反复引用。
我统计了122条直接引用的晏子文本，从中可以看出晏子文本的流行趋势以及其在宋代作为古代典故所具有的稳定性。
如果我们将宋代类书中所引用的《晏子春秋》的内容与唐代类书和各种选集中所引用的《晏子春秋》的内容合并成一个综合数据库，我们根据两个时代的重复引用率可以看出《晏子春秋》的文本从唐初到宋末稳定流传的线索。在这个数据库中有一条内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今传本《晏子春秋》的最后一条内容（第215条），这条内容不仅首先在两部唐代类书《群书治要》（公元631年）和《意林》（约823年）中被直接引用，而且随后又在宋代的类书《太平御览》（公元938年）、最后在明代的类书《天中记》（公元1569年）中被引用。而这一条内容甚至还有更古老的源头，在银雀山汉简本《晏子》中第624至630简上，我们也发现了相同的内容。这七根竹简，从银雀山1号墓（公元前140年）穿越到唐、宋、明时期的类书中，最后又出现在今传本《晏子春秋》各种各样的印本中，我们因而可以认为《晏子春秋》的整个文本具有超越时代的稳定形态。
从公元1世纪到隋唐时期，晏子的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往往被题名为《晏子》或者《晏子春秋》，或者是8篇，或者7篇，或者是7卷。在此时期，晏子文本的作者一直被认定为晏婴本人，除了柳宗元（公元773年—819年），他认为晏子的文本是齐国墨家学派的作品。到了宋代，很多记载列出的晏子的文本变成了12卷。宋代的一些学者认为汉代出现的八篇的晏子文本已经失传，一些主要的书目拒绝承认晏婴为晏子文本的作者。
最早记录12卷本《晏子春秋》的，大概是王尧臣（公元1001年—1056年）。他在《崇文总目》儒家类中记录有《晏子春秋》12卷，并且指出汉代八篇的晏子文本已经亡佚，同时，王尧臣还认为将晏子文本的作者看作晏婴是错误的，实际上这一个文本应该是后人所作。
在王尧臣之后，晁公武（公元1105年—1180年）在他的《郡斋读书志》中也记录了12卷的《晏子春秋》。晁公武大段引述柳宗元的观点，并且将《晏子春秋》归类到“墨家类”著作中。
之后，陈振孙（约1211年—1249年）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也著录了《晏子春秋》12卷，陈振孙依然将其归类为“儒家类”著作，并且说：“《晏子春秋》十二卷，齐大夫平仲晏婴撰。《汉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号《晏子春秋》。今卷数不同，未知果本书否？”
南宋末年，王应麟（公元1223年—1296年）在《汉书艺文志考证》中亦采用了柳宗元的观点，认为此书实乃墨家学派的著作，王应麟还指出晏子的文本之所以从八篇变为七卷乃至十二卷，是因为“后人采婴行事为书，故卷颇多于前《志》”。
清末，刘师培（公元1884年—1919年）也曾经对《晏子春秋》从八篇变为七卷再到十二卷的过程有比较详细的讨论。他在《晏子春秋篇目考》中说：“隋唐《志》皆七卷，盖合《杂》上下二篇为一。”至于宋代出现的12卷本，他认为是将七卷本中除“外篇”上下二篇之外的五篇各分为二篇，这十卷内容与“外篇”两篇共同构成了12卷本的《晏子春秋》。
相比于刘师培的推论，一百多年前的《四库提要》对《晏子春秋》卷数的说明似乎更为严谨。《四库提要》中说：“《汉志》《隋志》皆作八篇，至陈氏、晁氏《书目》乃皆作十二卷，盖篇帙已多有更改矣。”在这短短的几句话中，四库馆臣承认历来书目著录上的差异，并且将其看作是文本流传过程中技术上的必然现象，无须过分解读。这一总结，将所有不确定性归结为文本流传的漫长历史。四库馆臣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比刘师培强作解人的做法更为可取。
我们首先必须指出，《晏子春秋》的木刻本应当在宋代就已经出现。然而，宋刻本既无明确记载亦无实物留存，因此相关讨论均属推测。而我们现在能够找到明确记载的两部最早的印本《晏子春秋》分别是：
（1）江苏常熟张金吾（公元1787年—1829年）《爱日精庐藏书志》著录有元刻本《晏子春秋》八卷，并云：“凡内篇六卷，外篇二卷，合八卷。卷首有吴岫印记、刘向序。”元刻本今亦不传，相关记载亦可参见吴寿旸（公元1771年—1835）《拜经楼藏书题跋》。
（2）浙江仁和丁松生（公元1832年—1899年）八千卷楼藏明活字本。这一版本亦八篇，书前有刘向的叙录，每篇前有本篇的目录。这一版本在20世纪被影印，收录入《四部丛刊初编》，然后成为“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史部第四种《晏子春秋逐字索引》所依据的底本。
四库馆臣将《晏子春秋》归入史部“传记类”，如此分类，避免了正面回答《晏子春秋》到底是属于儒家学说还是墨家学说的各种疑问。根据《四库提要》的记录，《四库全书》所录《晏子春秋》为“明李氏绵眇阁刻本”，这一版本不像明活字本一样有目录和叙录，《晏子春秋提要》列在书前被当作序言。该提要浓缩了从汉代到宋代千余年的目录记载历史，将《晏子春秋》与唐代魏征的《谏录》和李绛的《论事集》并列。提要还指出，《晏子春秋》的编辑者姓名佚失，题名“晏婴”乃“依托也”，书中又有后人窜入内容，已非原本。针对这部书到底是儒家著作还是墨家著作的问题，提要认为，《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篇》中记载鲁惠公时留止周桓王使者史角，史角的后人居住鲁国，墨子曾经从史角的后人问学，晏婴生活的时代稍早于墨子，自然也有可能先闻其说，因此书中有近似于墨家学说的内容并不奇怪。提要最后还讨论了晏子文本《晏子》与《晏子春秋》“二名兼行”的问题以及之所以选择“明李氏绵眇阁刻本”的原因。
孙星衍校订的七卷本《晏子春秋》包括了晏子八篇的内容。通过篇卷混编，孙星衍希望能够解决著录中汉代八篇与隋唐七卷的文本差异问题。孙星衍的校本，依据两个明代版本，这两个明代版本既无前言亦无目录，孙星衍将刘向的叙录放在书前，还加上自己的一篇序言。书后，附录两卷考证内容，题名为“音义”，是孙星衍据《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以及《文选》注等文献对《晏子春秋》的异文和部分内容所作的研究和分析。孙星衍在《晏子春秋》校本的序言中作出如下结论：
1. 根据文本内部的证据和书目中的记载，流传下来的晏子文本绝非伪书。
2. 流传下来的晏子文本成书于战国时期，材料来源于齐国的史书，由晏子的宾客在他死后搜集成书。
3. 明代的某些刊本变乱次序、删改内容，讹谬甚矣。
4. 晏子文本的内六篇符合六经之义，属于儒家内容。
5. 《玉海》引《崇文总目》著录《晏子春秋》十四卷，认为是后人采晏婴故事成书，因此导致卷数增多。《玉海》的说法不足信。
6. 柳宗元等人认为晏子文本的内容为墨家学派的作品，属于不学无术的无知之论。
7. 古人书外篇多为依托，刘向也已经怀疑晏子文本的外篇为后世辩士所为，外篇之依托不足以损害内篇记录晏子言行之真实。
晚清民国时期，对于《晏子春秋》的文本研究并没有更多突破。此时比较著名的研究者是梁启超（公元1873年—1929年）和刘师培（公元1884年—1919年）。梁启超对于《晏子春秋》文本的看法，实际上整合了过去两千年来中国学者的各种意见。梁启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他认为《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晏子》，不仅即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提到的《晏子春秋》，而且很可能与刘安在《淮南子》中所提到的“晏子之谏”为同一文本。接着，梁启超遵循柳宗元的观点，认为《晏子春秋》是齐国的晏子宾客所作，他同时还强调，按照四库馆臣的意见，这些齐国的晏子宾客并不知道墨子（这样就使得《晏子春秋》中即使有一些类似于墨家的思想，但是也与墨子没有关联）。梁启超最后总结说，《晏子春秋》以“晏子”为书名是比较晚的事情，这部书的实际成书时代可能从战国时期一直延续到汉代初年。对于流传下来的晏子文本，梁启超怀疑其不一定与司马迁和刘安所提到的文本相一致，但是他同时论证，流传下来的晏子文本很可能就是刘向所编辑整理的本子，而不太可能是后世的作品。
清代末年，在上海出现了最早的西方人对《晏子春秋》的评价。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在1867年按照《四库全书》的分类编成了《中国文献录》，他在其中的传记类也列举了《晏子春秋》，并且介绍这本书完成于公元前若干世纪，这是一本有关于晏婴的个人传记，而晏婴是墨子的知名门徒。
总而言之：清末民初，有关于《晏子春秋》的真实性与思想特征等决定性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持续进行的有关于《晏子春秋》文本的学术研究需要一个更广阔的研究者和读者圈子，以便能够创造出一个可以包容新观点从而解决围绕着文本的众多不确定问题的空间。实际上，这个更广阔的圈子在20世纪出现了，对于《晏子春秋》的研究已经大大扩展到西方世界。
1972年，在银雀山发现的102枚“晏子”竹简及残片，震惊了学术界，对《晏子春秋》的文本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前，不少中外学者努力使《晏子春秋》更容易为研究中国哲学的学生所利用，并且在其作者、时代以及真实性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见。这些学者包括：德国汉学家伏尔克（Alfred Forke, 1867—1944）；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美国华裔学者高克毅（George Kao, 1912—2008）；美国学者吴克（Richard L. Walker, 1922—2003）；美国学者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 1925—2017）。而中国学者则包括：张纯一（1871—1955）；吴则虞（1913—1977）；王更生（1928—2010）。
1923年，伏尔克（Alfred Forke）在西方学界发表了具有开创性的关于《晏子春秋》的论文，至今依然有重要的影响。伏尔克坚决主张《晏子春秋》是一部真实的古代文献，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他认为，《晏子春秋》的主角晏子，之所以将他的一生致力于服务他的君主和人民，是因为一系列的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对于伏尔克来说，晏子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在抽象的知识与艰深的学习世界中开拓道路的儒家理论家。在伏尔克眼中，晏子也达不到管仲那样伟大的政治家的地位，然而，作为一个“角色”，晏子明显比管仲更出色。伏尔克的论文由多部分组成，其中包括从不同文献中搜集并重新编排的完整的晏子生平传记，有关于晏子文本历史的详细讨论，对于不同主题如伦理、节俭、人际关系、君民关系等所作的长篇的哲学分析。颇具突破意义的是，伏尔克提出，相比较于孔子和墨子的宗教信仰，晏子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某种“自然宗教”的支持显示出晏子思想更具理性主义的特征。最后，伏尔克在文章中表达出一个相当有见地的意见，他认为《晏子春秋》第八篇开头的几条猛烈抨击孔子和儒家学说的内容应该也是真实可信的。
1927年，马伯乐（Henri Maspero）在《古代中国》（ La Chine antique ）中讨论《晏子春秋》的内容还不到两页，然而这两页内容却包含了对晏子整个文本的精彩描述。马伯乐认为《晏子春秋》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文本，《晏子春秋》是一部历史浪漫主义的作品，也就是说，作者将真实的历史事件与自己的想象混合在一起从而创作了这样一部作品。马伯乐是第一位指出晏子文本中除了倾向墨家、反对儒家之外同时还反对管子的学者，但他也认为《晏子春秋》中的哲学思想无聊乏味。然而就文学风格而言，马伯乐赞赏文本中很多场景的生动描写。在有关于书目的大段注释中，他厘清了从汉代到唐代原本《晏子春秋》的不同的流传线索，即使其在宋代和元代屡被改编，但是原本《晏子春秋》文本中的大部分内容依然被保留在今传本中，马伯乐的这一分析极具说服力。
1946年，高克毅（George Kao）在《中国智慧与幽默》（ Chinese Wit & Humor ）的选集中收录了《晏子春秋》中十二段相对较长的内容的英文翻译。在选集中，高克毅不仅向西方读者介绍了机智的晏子，而且在智慧角度上，将晏子看作是与孔子、孟子、庄子、列子和韩非子相并列的不朽形象。
1952年，吴克（Richard L. Walker）有关于《晏子春秋》的极具分量的分析研究探索了中国学者长期争论的很多复杂问题，从而将《晏子春秋》介绍到英语世界的学术圈中。时至今日，对于那些希望研究像《晏子春秋》这样的文本的人来说，吴克的论文依然如同一个路标值得重视。吴克最主要的目标是提升始终徘徊在主流研究之外的《晏子春秋》的地位，并且检查伏尔克1923年的论文在发表二十五年之后如何经受时间的考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吴克建议将“晏子春秋”这一比较古典而庄严的书名改换成比较平易近人的书名，如“晏子说”“晏子格言”等。同时，他根据文本中所展现出来的晏子的特点，将其仅仅定性为善于“通过语言技巧摆脱困境”的人。至此，读者对吴克的真正意图困惑不解。显然，人们不明白如何通过贬低书名以及将主人公贬低为只会耍嘴皮子的人来提升其地位。而实际上，在他的论文的开场白以及所有的介绍性的评论与结论中，吴克始终瞄准着他的真正目标：有关伏尔克的1923年的论文中，他在文章开始阶段，先是表达了几句对于伏尔克在文本历史以及相关学术领域所做大量工作的赞美之词，接着便开始批评伏尔克对于文本的过度的哲学解读，并且列举了其在汉学研究方法论上的缺陷，吴克用多少有些蔑视的态度说：“因此，虽然我们可能会同意伏尔克教授关于《晏子春秋》成书于更早时代的结论，但是并非因为他给出的理由。”接着，吴克批判性地考察了《晏子春秋》成书时的政治背景，以记载了类似内容的其他文献为参考，从语法上分析了《晏子春秋》的语言习惯，并且对多层次文本中包括什么和没包括什么进行了出色的评估，从而得出以下结论：
《晏子春秋》是一个真实的古代文本，它很可能产生于《左传》成书之前。《晏子春秋》的成书时代大约是晏子死后两到三代人的时候，当时晏子的故事已经成为传奇，而且晏子死去不久，否则不可能的虚构故事就会进入文本或者文本将会在思想上和形制上逐渐定型。如此看来，这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00年之前的某一个时间段。
1962年，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在《早期中国文学》（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中有关于《晏子春秋》的一篇很短但是非常精彩的章节。这一章节为理解和探索晏子文本，特别是在心理学层面上，指明了新的方向。伯顿·沃森在他对早期中国文学的考察中，将《晏子春秋》归类于“哲学”部分，并且将其主人公晏子描绘为一个提倡节俭并且因为他无可躲避的唠叨而使得他放纵的君主生活痛苦的严厉墨家。对于两千年来所形成的一个直言敢谏的崇高榜样，伯顿·沃森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解，而在这一理解中，伯顿·沃森站在了自我放纵的齐君这边。他的新思路颠覆了千年以来《晏子春秋》文本崇高的道德核心，将其转变为一出现代戏剧，同时邀请观众对其自由解读。此外，沃森将这部戏剧的未来读者吸引到一幅既不能进步也不能突破的静止世界的画像前。这个世界和《晏子春秋》中的主要角色在他们原本的位置上固定不动，实际上，按照沃森所描述的：“几乎总是齐君承认他的愚蠢并且承诺改革，而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我们发现他不停地重蹈覆辙、故技重施。”毫无疑问，沃森对于《晏子春秋》的观点使这部书充满戈多式的荒诞——主人公啥事也没干。
从1930年到1962年，中国大陆出现了两部《晏子春秋》的注释本，这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936年，张纯一出版了《晏子春秋校注》，这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和详细的注本。张纯一首先向读者提到孙星衍1788年对《晏子春秋》所做的工作，然后他仔细比较了其他经典文献中的类似内容，对《晏子春秋》的各种异文作出细致的梳理与考证。
1962年，一部应当被看作是最全面详细的《晏子春秋》注本出版，这就是吴则虞的《晏子春秋集释》。在这部书中，吴则虞对于《晏子春秋》本身的各种有价值的资料以及其成书和流传的各种线索做了百科全书式的搜集与整理工作。两千年来，对于《晏子春秋》文本的每一条引用、每一条注释几乎都被吴则虞搜罗殆尽。吴则虞不仅对每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都给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广征博引、极具启发，同时他还附录了大量的参考文献供读者了解整个学术史的发展。在前言中，吴则虞提出五条意见论证《晏子春秋》的作者是类似于淳于越那样的来自齐国的学者，在秦统一天下后所作。其中前三条意见属于文本之外的外部证据，说服力不大。但是第四条和第五条意见则为讨论《晏子春秋》的作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维度。在这两条意见中，吴则虞指出淳于越所提出的“师古长久”与《晏子春秋》中的“毋变尔俗”“重变古常”的思想相一致，而《晏子春秋》中的谏议，带有托古讽今的意味，又与李斯所说的“各以其学议之”的“议”相一致，因此吴则虞认为《晏子春秋》的成书，“极有可能就是淳于越之类的齐人，在秦国编写的”。可惜，吴则虞可以用来比较的淳于越与晏子的材料数量太少，导致他的结论很难成为定论。尽管如此，这些有关于文章体裁的争论应该已经激起汉学界足够兴趣，促使汉学家建立一个相似文体的数据库，搜集各种线索的马赛克，它们或许会给我们指出一个方向，从此我们可以辨认出创造《晏子春秋》文本原型的那只“隐形的手”。总而言之，吴则虞作为一个注释者、目录学家和一个文本比较研究的创新者，其所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今后任何有关于《晏子春秋》的研究都必须以他的著作作为出发点。
1966年，台湾师范大学王更生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晏子春秋研究》。这是王更生研究《晏子春秋》的第一个贡献，随后，他又出版了两部《晏子春秋》的白话翻译以及很多其他优秀的成果，这使他成为《晏子春秋》研究领域的专家。在其博士论文以及之后其编辑的《晏子春秋》读本中，王更生将已经出现在吴则虞书中的那些传统中国学者所关注的作者、真实性以及成书年代等问题做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在他编辑的《晏子春秋》读本中，包括有完整详细的编年体的晏子传记，还有从诸如形而上学、精神、生死、伦理、政治哲学、财政、外交、自我修养、文学体裁、语法和修辞等各种角度对《晏子春秋》文本所作的分析与描述。
毫无疑问，在1972年之前的数十年间，无论是对于中国读者还是西方读者来说，《晏子春秋》都变得越来越容易接近和阅读。这不能不归功于众多学者在注释、翻译以及研究方面持续不断的努力。然而，1972年银雀山竹简的发现，迫使具有漫长历史的《晏子春秋》文献研究不得不面对这102根竹简重新评价已有的各种结论。
1972年，在山东临沂东南的银雀山，发现了两座汉代墓葬，出土4 942枚竹简和大量残片。这两座墓葬的埋葬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40年至134年和公元前118年，但是竹简的书写年代应当更早。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的成员将银雀山1号墓出土的4 942枚竹简分成两组。第一组竹简所记录的内容见于传世文献，而第二组竹简所记录的内容则早已佚失。在第一组竹简中，有102枚竹简组成了一个连续的序列（编号528—630），其中包括16段比较清楚的文本，这些文本包含了今传本《晏子春秋》八篇中每一篇的部分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这102枚竹简共有2 970个字，这相当于今传本《晏子春秋》7.2%的内容。
此外，1972年至1977年，在甘肃破城子、河北定县、安徽阜阳的考古发现中，都发现了《晏子》文本的一些残片，这些残片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49年。可惜，所有这些残片都太过残破，以至于没有办法复原出哪怕是一段完整的内容。
总之，在银雀山汉简与今传本《晏子春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文本。根据1972年至1977年其他考古挖掘中所发现的类似《晏子》文本的残片，以及《淮南子》中所提到的“晏子之谏”，我们推测在大约公元前200年或者更早，有若干种竹简本《晏子》在知识阶层广泛流传。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加令人兴奋的假设，那就是《晏子》文本的原型很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形成。
1936年，罗焌（公元1874年—1932年）在研究过《晏子春秋》的学术史后得出了一个崭新的、惊人的结论。他认为：《晏子春秋》中所记录的故事和谏言，与齐国的淳于髡、楚国的优孟和秦国的优旃的事迹非常近似。很明显，这个想法太过唐突而且毫无根据。然而，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剥去了晏子文本中独特的历史和哲学身份，将其主角晏子从一个渊博的学者和政治家替换为一位修辞大师或者一名俳优。
四十年后，在1976年，王更生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王更生指出，在晏子的文本中多次出现了没有意义的调笑段落，这暗示着作者或许是像淳于髡一样的俳优，晏子的文本反映出齐国稷下学宫中辩士的特点。
1986年，“淳于髡假设”被吕斌再次强调。吕斌提出五条证据来论证淳于髡的言行和生平与《晏子春秋》中的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或许淳于髡即《晏子春秋》的作者。特别是，他指出淳于髡的劝谏就是建立在对晏子的崇拜的基础上；他可以直接进入齐国档案馆并从中获取有关于晏婴的材料；他就像晏子一样并不严格属于哪一学派；而且在整部《晏子春秋》中到处都展现出他的主张与滑稽风格。最后，吕斌把“淳于髡假设”又推进一步，他指出，无论是淳于髡还是晏子，都被描述成极为矮小的人。这一身材上惊人的相似，与其他证据一起，构成了吕斌的假说，一位与淳于髡生平非常近似的作者将自己的个人经验、哲学思想以及身体特征投射到他所编写的文本上，这一文本借用了历史上的名人晏子的名字，《晏子春秋》就此诞生了。
渐渐地，“淳于髡假设”成为《晏子春秋》作者问题上一个重要的意见。1998年，陶梅生在《新译晏子春秋》中提出淳于髡的追随者编写了《晏子春秋》的看法。2000年，林心欣在她的硕士论文《晏子春秋研究》中讨论了将《晏子春秋》归类为“儒家”、“墨家”和“传记类”的各种问题，她提出应将其归类为“俳优”，并进而讨论了淳于髡与《晏子春秋》的作者之间的关系。2005年，赵逵夫在论文《〈晏子春秋〉为齐人淳于髡编成考》中提出了八条证据论证《晏子春秋》为淳于髡所编。赵逵夫的意见重复了吕斌在1986年所作《淳于髡著〈晏子春秋〉考》一文中的观点并且更加详细地论证了这一假说，他指出身材矮小的淳于髡编写了《晏子春秋》这样一部有关于身材矮小的晏子的故事集，通过这部书，淳于髡为自己赢得尊重。2011年，Andrew Meyer发表了一篇具有启发意义的综合性的论文，在论文中，他令人信服地指出《晏子春秋》是在田齐（公元前379年—221年）统治者支持下所创作的，无论是《管子》还是《晏子春秋》，它们最初被编成的目的是让齐国的知识阶层将自己当作“齐国学派”，而非“儒家”或者“墨家”。
如今，在汉学研究领域以及相关的互联网上，《晏子春秋》为淳于髡或者其追随者所编的意见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Andrew Meyer的论文所讨论的内容以及深入的分析为未来的汉学研究铺平了道路，也许今后可以将他的观点与其他学者对稷下学宫、淳于髡的生平和中国古代俳优传统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到那个时候，《晏子春秋》最初是由谁创作或者编写的，我们或许会得到一个确定的答复。
自从1974年以后银雀山汉简整理出版，《晏子春秋》变成了新的汉学研究领域的焦点。许多学者分享他们的见解与专业知识，探索与《晏子春秋》相关的文本考察方面与历史问题方面研究的新路径。在这些学者中，值得注意的是Rainer Holzer，他在1983年将《晏子春秋》内六篇翻译成德语，他在译文中加入一篇研究性的导言、详细的文本考证和许多宝贵的注释。1993年，Stephen Durrant在Michael Loewe的《早期中国文献书目指南》中为《晏子春秋》的文本和历史贡献了一份精练的学术提要，从而为研究《晏子春秋》的学生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帮助。在中国，除了众多白话翻译和注释之外，从1974年到2010年，有不少于280篇与《晏子春秋》相关的学术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此外，从1995年到2010年，在不同的大学和学院有30篇相关学位论文提交。
如此看来，除非在未来的考古挖掘中再次发现新的有关于晏子的竹简或相关文献，《晏子春秋》最初成书问题的研究将很难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再有突破。未来对于《晏子春秋》起源的研究，恐怕需要依靠最近被数码人文学学者发展出来的计算和统计工具进行。在谷歌搜索引擎中，输入“晏子春秋”，大约会看到400 000条结果。网站，比如中国古代文献数据库（CHANT）、中文文献计划（Ctext）、台湾汉学数字典藏资源等等，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可搜索字符，保存了浩瀚如海洋的中文文献，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经典还是非经典，也无论是广泛流传还是极其罕见。文本挖掘方法一定能够分析这些数以百万计字符的大型数据库，并提出首次出现某些名称、词汇或成语的时间以及之后它们被如何使用等各种建议，从而使研究人员能够成功地回答有关文本形成时间的问题。而且，某些网站如DID-ACTE和费正清中心已经开始支持主要依靠计量文献学（stylometric analysis）和数据提取的汉学研究新技术。事实上，计量文献学程序可以学习某位作者的写作模式，并计算出这位作者写出一个作者身份不明的已知文本的可能性，从而解决关于某些特定文本的作者问题。根据最近的报道，来自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两位研究人员，用程序学习了某位作者的54个戏剧作品的模式，并计算出该作者 撰写出一个已知文本的可能性，而这一已知文本在之前被看作是他人的作品。他们的测量分析确定了《将错就错》（ Double Falsehood ）这部从前被看作是莎士比亚学者刘易斯·西奥博尔德（Lewis Theobald，1688—1744）的作品，实际上是威廉·莎士比亚本人的作品。这一发现，震动了莎士比亚学界，也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去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在《晏子春秋》研究领域很可能也会发生类似的颠覆现象。
（欧永福 文，吴洋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