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和政治扩张

在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中，比英法发展晚的现代化国家，在进行经济扩张和追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遇到了已然形成的“原材料供应国和成品生产国”的经济形势。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开启了以武力抢夺经济资源和殖民地的模式，导致了血腥而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先发现代化国家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进行政治扩张，在全球划分势力范围，建立殖民地政治，以维护其经济利益，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扩张的重要特征。

第二次工业革命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本完成，此后世界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在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工业重心由轻纺工业转为重工业，出现了电气、化学、石油等新兴工业部门。从1870年至1900年之间，在工业国家里，实际工资，也就是说工资领取者的收入在实际上可能有的购买力，即使把由于失业造成的损失也算在内，增长大约50％。从1800年到1950年，不过经历五代人，欧洲人口就由二亿左右增加到七亿。1871—1914年欧洲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在物质和工业上空前未有的发展，国际和平，国内稳定，立宪的、代议制的和民主的政府建立，以及继续对科学、理性和进步怀有信心。

与此同时，新一波的欧洲帝国主义浪潮在非洲和亚洲扩散，造就新的殖民帝国、新的世界经济联系及新的国际冲突和文化冲突。对世界市场的向往，驱使欧洲开始了真正的全球性扩张。到1900年左右，欧洲人占领了美洲和大洋洲的全部、非洲的绝大部分以及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切还制造出一份遗产，这份遗产甚至影响了现代世界。三个多世纪以来，对自然科学力量的相信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特点，但是以前任何时候都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半个世纪那样，这种信念为那么多人所接受，被他们那样坚定地、乐观地持有，并且抱有那样少的疑虑。科学成为整个工业化运动的基础。科学在1870年之后已经变得绝对流行，即便对科学一无所知的人也将它视为智慧的启示，这是因为它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显现出新的奇迹。当世界上较文明的地区刚刚领会了铁路、轮船和电报的好处的时候，一系列的新发明便问世了。在1875年之后的30年里，美国的专利数量增加了3倍，德国增加了4倍，其实，在所有的文明国家里这一数字都在成倍地增加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就像在这个世界曾看到过的任何一次运动一样完全国际化了（尽管主要限于“内部地带”）。科学发明的突飞猛进，对于建设性的工作和人类的严重问题，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技术对人本身的发展也产生着同样的效果。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城市生活逐渐取代农村生活，城市也有了现代社会的风气。

以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率先拉开现代化大幕的英国和法国开始反思资产阶级倡导的自由主义，注重加强在经济社会与政治领域的控制和计划。在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取得自身自由后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开始要求控制和秩序，但是他们吸取君主和贵族被取代的教训，也注重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维护工人利益及其诉求表达渠道，资产阶级在这一阶段仍然显示了满满的自信。新帝国主义的产生其实也是自由主义衰落的重要症候。古典自由主义对殖民地并不感兴趣。到1900年左右所谓的经济民族主义开始引人注目，其主要是国家依靠关税、贸易竞争和国内管理，奋力改善自己的境况，而无须理会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企业、工人和商人隶属哪个国家、受什么样的政府支持，以及所在地区的法制制度，对其有重要的影响。戴维·劳合·乔治时代的英国自由党人、美国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均认可了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扩大作用的做法。用政府行动反对垄断和托拉斯以复兴经济竞争的行为越来越普遍。不应忘记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鼓吹者们往往反对日益加强的政府权力和中央集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盛行的“计划经济”也标志着古典自由主义的衰落。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社会发生了许多比战争本身要持久得多的根本变化。正如人们早已知道的，战争深刻地影响了资本主义制度。旧资本主义制度（经济自由主义或自由私人企业）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即政府应让企业独立地活动，或者说，至多是要求工商业在遵守某些共同规范的条件下经营其本身的事务。早在1914年以前，各国政府已日益参与经济领域的活动。它们提高关税率，保护民族工业，通过帝国主义扩张活动以寻找市场或者原料，或者批准颁布有利于雇佣劳动阶级的社会保护法规。在战争期间，所有参战国的政府不断地控制其经济体制。的确，“计划经济”的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先得到了应用，因为交战中的各个国家都试图将整个社会的财富、资源与精神上的意图统统引向单一的目标。德国由于通往海上以及通往俄国和西欧的通路受到阻拦，于是被迫采取了前无先例的自给自足的一些措施。跟其他的交战国相比，德国属于食物较少的国家。德国政府对各方面的控制变得更为彻底和有效，由此出现了其所谓的“战时社会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的这些衰落，都和其自身的弊端分不开，这也说明了人们在不断探索更完善的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或国家运行模式。

正是英国这个当时的“世界工场”，在19世纪中叶发起了向自由贸易进军的运动。人们不难想起，由于废除了《谷物法》，英国人在1846年着手制定了一项系统的自由贸易政策，在食品上故意甘愿依赖从海外进口。1860年，法国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紧跟着其他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不错，除了英国、荷兰和比利时之外，1880年那时确实有一个退回到保护性关税政策的运动存在。但是，这些关税与其说是障碍，倒不如说是限制，而且直到1914年，经济体制的特点仍然是货物不受国界所限，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在政治方面，欧洲流露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的国家主义；不过，经济活动处于普遍的自由主义环境里，在这种环境下，商业被认为应该不受政治国家限制，因而经济活动依然主要是国际性的和全球性的 。实际上，这种对自由主义的坚守，所坚守的已不再是古典自由主义，而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反思、批判和超越。1870年以后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已经是一种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新形式了。

相对于英国和法国的先发性现代化，德国走上了一条后发的防御性现代化道路。在古典自由主义逐渐衰落的时代，德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主动选择对自由精神的超越。德国的现代化道路即德意志的“独特道路论”，是对德国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阶段，主要由19世纪中后期的“普鲁士学派”所创造，经过之后一两代历史学家（尤其是所谓的“新兰克学派”）的进一步发展，并在所谓的“1914观念”或“1914精神”中达到了顶峰。令人遗憾的是，德国的防御性独特现代化模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刺激下，走上了法西斯主义指导下的极权式道路。在英国和法国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时，德国在1871年以前还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走向统一后的德意志也不甘心跟随英国和法国的道路，而是试图探索自己的独立的现代化道路。

在意大利兴起的组合制度、鼓舞国民的心理作用和军事帝国主义的冒险引起了德国人的兴趣和模仿。希特勒是墨索里尼在德国最聪明的学生。德国政府在把所有权留在私人手里的同时，对工业采取了越来越多的控制。20世纪的极权主义国家，是庞大而坚如磐石的，声称对生活的每一个部门具有绝对的支配权，这些国家把国家主权的这种原有的事态发展推到新的极端。各极权主义国家的人民接触不到一切独立的消息，又没有方法检验任何官方的断言，因而越来越在事实上，而不仅仅在社会学的理论上，变得没有推理的能力。极权主义是对真实的阶级冲突的一种逃避。它也是佯称贫富之间的差别是次要的一种方法。典型的做法是，极权主义政权通过煽起阶级恐惧来取得权力，然后继续掌权，并通过宣布它已经解决了阶级问题，而把自己说成是必不可少的。各专政国家把它们的种种麻烦归罪于国外的势力。暴力，接受甚至美化暴力，确实是把极权主义制度同民主主义制度最明显地区分开的特点。极权主义教育青年人要重视身体，不要重视头脑，要强硬和冷酷。身体的崇拜风靡一时，但头脑衰退了。专政政体（即使不一定是极权主义类型的专政政体）的倾向在20世纪30年代扩展到欧洲各地。到1938年，就不同的政党为公职进行诚实的竞争以及公民在宽宏大量的限度内为所欲为的这个意义来说，27个欧洲国家里面只有10个仍然是民主政体，它们是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捷克斯洛伐克、芬兰、丹麦、挪威和瑞典。议会或民主传统的薄弱或缺少、教育和文化水平的低下、反动分子的敌意、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担心，以及对现有的少数民族的不满，全都和大萧条里产生出来的经济的极度紧张凑在一起，导致新的代议制的垮台。除了德国和意大利公开宣布的极权主义或法西斯政权以外，新的专政政体和独裁制度一般都是建立在个人权力和军事权力的结合上。在许多方面，军事首领和军事集团统治下的拉丁美洲的独裁政体，都很像欧洲的军事独裁政体；而且到目前为止，类似的压制性的一党政权也在世界其他地区重新出现。各独裁政权在压制个人自由、禁止反对党以及取消或废弃议会制度方面都是一样的。许多国家从法西斯主义那里借鉴一些特点，建立组合国家，宣布独立的劳工组织为非法，并禁止罢工；许多国家，如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制定了“反犹主义”的立法。在一个以群众为基础的革命的独裁政体里，把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智力的和生物学的活动全面协调起来的，没有任何一个右翼政权做得像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那样彻底 。古典自由主义因其自身的弊端而衰落，是时代的潮流。试图取代这种现代化模式的德国却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这不得不令人思考究竟如何处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自由精神和控制强度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等从扩展公正意识的维度继续着这一探索。

欧洲文明带有浓厚的扩张性特征，它的崛起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张、显出强烈的扩张倾向的过程。从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依靠征服和改变宗教信仰进而囊括了从西班牙直到芬兰的整个地区的扩张，到地理大发现时期以及随后开始建立殖民统治的时期，从美洲国家的欧洲化，到欧洲文化在俄国上流社会中间传播和扩大影响，从法国人进入了阿尔及利亚、英国人加强了对他们占领下的印度的控制、荷兰人加紧了对爪哇岛及邻近岛屿的全面开发，到西方列强打开日本国门及开始向中国全面渗透，欧洲人的扩张意识经久不衰，欧洲文明的扩张精神源远流长，这种扩张的后果就是帝国主义的出现。帝国主义是由欧洲综合在一起的商业、工业、金融、科学、政治、报业、知识、宗教和人道主义等的推动力所共同产生的，是伴随现代化进程而不断演化的，它的倡导者声称它可以给那些尚处在蒙昧状态下的国家和地区带来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帝国主义甚至成为代替中世纪宗教信仰的新信仰，成为“现代文明”信奉者的“远征十字军”。比如，英国人说这是“白人的责任”，法国人称其为“文明的使命”，德国人的说法是“文化的传播”，美国人则说成“盎格鲁撒克逊保护者的祝福”。当然，这种帝国主义扩张精神中还包含19世纪国际法的一个准则，即文明国家不可以互相干预内部事务，但是有权在落后国家进行干预甚至对其直接控制。

1880年左右，殖民地问题突然又出现在显著位置上，并成为政治扩张的主要形式。短短20年的时间，即到1900年，这些先进国家已经瓜分了大半个世界。现代欧洲文明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及其思想，约在1870年之后已经稳步扩展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那些欧洲的大民族国家，如今倚仗科学和工业的占压倒优势的新力量为它们自己建立了跨越全球的帝国。从此欧洲历史同亚洲、非洲和美洲历史比以往更多地融合到世界历史之中。到1900年，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称为“世界文明”。1914年欧洲确立起了世界性优势地位。尽管所有国家在语言、文化和社会实践等方面还保持着重要的差异，但都不由自主地被拖入一个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之中。那些政治和经济的现代性的标志，如现代科学、现代战争武器、机器工业、快速通信系统和交通系统、工业组织机构、有效率的税收和执法形式、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体系、卫生设备和医学等，无论在何处都非常相似。

帝国主义，或者说19世纪后期的殖民主义，可以简短地解释为一国人民统治着另一国人民。事实证明，欧洲帝国主义不过是昙花一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样的形式就减弱直至消失了。但是“后殖民”社会获得政治独立以后，殖民体系的经济和文化方面仍继续影响着它们。新帝国主义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均不同于早期殖民主义。过去那些旧殖民地区是沿海的。欧洲商人在印度、爪哇或广州，只是从当地商贾手中收买货物，而那都是些用土法生产的产品，他们之间是在现金交易的基础上往来。欧洲各国政府还不曾有过占领货运通道中继站和贸易中心的领土野心。就这些一般情况来说，美洲、菲律宾和澳大利亚是例外，它们既无欧洲人敬重的当地政府，又无令欧洲人感兴趣的本地工业，所以欧洲人在那里提出了领土要求，并进行投资，带去了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管理制度，特别是在当时西印度群岛那些盛产蔗糖的岛屿上。处于新帝国主义阶段的欧洲人不再满足于只购买由当地商贾提供的货物，他们想要的货物，无论是种类或数量，都是从前的手工业方式不能满足的。他们更加彻底地渗透到“落后”国家。他们在那里投资，建设矿场、农场、船坞、货仓、工厂、提炼厂、铁路和银行。他们又修建办事处、住宅、旅馆、俱乐部和适宜白人在热带生活的凉爽的山岭避暑地。同时还接管了该国的生产活动，把当地的大部分居民变为外国雇主的支薪雇员，结果把工业欧洲的阶级问题也传了过去，而这种阶级问题因为种族差别变得更为严重。或者，他们借钱给当地统治者，如埃及总督、波斯国王或中国皇帝，使他们得以维持摇摇欲坠的宝座，或者只是让他们能享受本国人负担不了的奢侈豪华的生活。这样一来，欧洲人就超越了西方文明的范围，与各国政府在各种经济事业上建立了重大金融利害关系。该阶段与旧殖民主义时期发生的情况大不相同了，欧洲人为了保护这些投资以及出于其他原因，急欲取得政治和领土的控制权 。

欧洲文明的这种扩张精神，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在经济方面，只有热带地区能够供应欧洲人在生活上需要的许多东西。其次，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都在想方设法为它们的产品寻找出路，帝国主义急需寻找新的市场。1870年以后，英国、德国、美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在国际贸易上的竞争日益激烈。再次，先进国家提高关税限制他国产品进口，这就使每个工业国家必须开发依附于自己的一片有相当数目的“保护性市场”，在这个市场里面宗主国将供应工业制成品以换回原料。这种想法便是创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巨大贸易单位，它有各种各样的气候和各种类型的资源。最后，资本逻辑推动着欧洲国家的海外资本输出。利润动机或为“剩余”资本找出路的欲望，促进了帝国主义的发展。19世纪中叶，大部分输出资本为英国所拥有，到19世纪末叶，法国、德国、美国、荷兰、比利时和瑞士等国的投资者增加了在国外的投资和贷款。从1850年，输出的大多数资本用于建设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或阿根廷这些白人世界，到1900年投向未开发地区的输出资本多了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欧洲文明的扩张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亚洲的自我主张与新民族主义也开始出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以及和西方的接触与交流给亚洲被压迫民族做出了榜样，亚洲人得出了这样的深刻教训，即必须把西方的科学和工业引进自己的祖国，同时必须像日本人那样摆脱欧洲人的控制，自己掌握现代化进程并保留自身的民族特点。殖民地的知识精英将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学来并不断增长的关于西方文化的知识，与自己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由此创造了成为现代欧洲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主要遗产的新的民族主义。比如，伊朗在1905年，土耳其在1908年，中国在1911年先后爆发了民族主义革命。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有许多人为日本人的成就所激励。英国人面对日益激烈的骚动，从1909年起准许一个印度人参加总督领导下的执政委员会，而荷兰人则于1916年设立了一个包括印度尼西亚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人民会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人争取自治的运动愈演愈烈了。

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显示了西方国家政治扩张过程中的矛盾冲突，给世界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从经济实力来看，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都是必然的。1913年，德国只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16％，英国法国俄国三国加起来占26％，美国则占36％。日本直到1938年也只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4％，英国占9％，法国占5％，美国占32％，苏联占19％ 。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必败无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失败也是必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经历战败的德国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一切稳定的社会秩序都面临土崩瓦解，一切由来已久的客观信念都丧失殆尽，通常被视为牢不可破的价值观被当作可疑的破烂，所有的生活意义都被相对化了。一般民众也开始怀疑相对主义的确定性，而渴望一个最终的、绝对没有条件的支撑点。当现实生活四分五裂、不存在普遍有效的客观世界秩序的时候，人们只能反观自身，在思想中寻求生命的意义。由于德国完全退出世界市场，英法两国拼命为它们的军队生产，世界各国货船也在战时被征用，这样，西欧作为“世界工场”的地位遭受了破坏。19世纪的经济基础不知不觉地丧失了，欧洲霸权的时代已经没落。日本人的胜利和俄国人的失败可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亚洲的反抗这三个重大的发展步骤中看出来。这三个发展步骤结束了欧洲的世界优势地位，也结束了欧洲文明的进步和扩展是不可避免的那种信条。或者至少可以说，它们使这两方面有了剧烈的改变，从而使得20世纪的这个世界再也不同于19世纪的那个世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古老的君主制度和贵族封建制度以最后的打击。在土耳其、俄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各个单一的德意志国家，帝王宝座倒塌了。朝廷臣子以及所有社会上的头面人物与拥有特殊利益的旧的土地贵族，全都随着国王的垮台而消失了。这次大战的确是民主制度的一次胜利，尽管是辛酸的胜利。它把如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那样时间长久、影响深远的过程更向前推进了。但对现代文明的基本问题，如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经济保障和国际稳定等，这次大战并没有做出任何回答。而且，它使欧洲主要国家的实力被严重削弱了，它们面对的则是经济力量日益兴盛的美国、建立起革命政府的苏联，以及反殖民运动蓬勃开展的非洲和亚洲。

从1939年到1945年在全世界激烈进行的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它也是波及最广泛的全球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到各个大陆国家，造成了六千万人（其中至少三分之二是平民）死亡，在城市、工厂和乡村都造成巨大的物质破坏，既产生了大规模杀伤性新式军事武器，又产生了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的新方式，决定性地促生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新的全球势力。历史学家对于战争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往往意见不一，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有一个明确的后果，构成了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些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那萦回脑际的复杂的遗产仍然影响着21世纪各地人民的现代文化 。受战争的影响，欧洲和北美的一批哲学家新秀发展出一个名为“存在主义”的松散的思想共同体。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见证了人类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也经历了帝国主义的疯狂扩张，最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显现出了理性的局限。 Eo8UD4OOjAxF2ThguP0XuD23HcRwfWa3pTGz2t/C4SI1FB3LoiaZC8RfEkoElt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