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族大迁徙

汉与匈奴的和战

两汉时期

两汉时代，汉朝周边的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地区发展。汉朝中央政府基于实力的强弱，或采取和亲政策，或采用军事手段，积极拓展疆域，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控制，力求实现国家的“大一统”。战争与和平并存，交流与融合共生，从而形成了中国文明的显著特征——多民族、多样化的统一局面。在众多的民族中，匈奴与汉王朝的对抗最为激烈，引发的战争竟绵延数百年之久。

匈奴文明

匈奴具有悠久的历史，是过着“逐水草而居”生活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吃苦耐劳、骁勇善战。

匈奴的历史始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匈奴”是匈奴对本族人的自称，例如匈奴首领单于曾派遣使者致书汉文帝，书中有“天所立大匈奴单于，敬问皇帝无恙”等语。匈奴人又自称为“胡”，《汉书》曾记载匈奴单于致书汉武帝，书中有“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的话语。因为匈奴人自称为胡，所以秦汉时期，“胡”为匈奴的专称。匈奴政权结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军制与政制相结合，是游牧性质的军事政权。单于是部落联盟的最高首脑，总揽军政及外交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诸大臣由贵族担任，世代相袭为官。左、右贤王是匈奴政权在地方上的最高长官。因为匈奴尚左，所以左贤王是单于的继承人，经常让太子担任。左、右贤王之下有左、右谷蠡王和左、右大将等，他们既是部族首领，也是军事将领。部族首领之下，又有千长（千骑长）、百长（百骑长）、什长等中下级带兵长官，分领数量不等的骑兵，指挥作战。匈奴最强盛的时候，军队由二十四部族组成，各部族的兵力，多者万人，少则千骑，总计有骑兵三十万。这种军事编制使匈奴兵民合一，聚结大量人马，随时可以举国出征。他们对外掠夺和压迫邻近各族，统治被征服地区；对内则保护贵族的私有财产，维护社会秩序。

在生活习俗上，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过着游牧生活。为求得丰盛的水草，匈奴族随着畜群四处迁徙，居无定所。其衣食住行，大多仰于畜牧及相关产品。匈奴族的食物，以畜肉、乳浆和奶酪为主。他们以皮、革、裘等为衣，以毡毯为帐幕住处，其他物品多用皮革制成，如铠甲等。除畜牧业外，狩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还有一小部分匈奴人从事农业，生产粮食。匈奴人这种以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对自然环境有较强的依赖。如果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往往畜死人亡。这也决定了匈奴人长期游移不定、力量时强时弱、部族“时大时小、别散分离”的社会特性。匈奴人在战国中晚期进入铁器时代，掌握了冶铁技术，生产铁制工具，冶铁业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部门。从其出土的刀剑与汉式刀剑的相似性来看，匈奴是从中原地区那里接受了铁器文化。匈奴人非常重视与汉人互通“关市”，交换有无，以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需要。

根据文献记载，匈奴人只有本民族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即“毋文书，以语言为约束”。匈奴人流行的乐器是胡笳，诚如《胡笳十八拍》中所言，“胡笳本自出胡中”。后来，胡笳传入中原地区，深受汉人喜爱。匈奴人的艺术，在题材上反映了他们的游牧和狩猎生活，例如出土的匈奴物品中，纹饰多以草原常见的动物为主题图案，或鹿纹，或马形等。匈奴人相信死后灵魂不灭，对于一些无法解释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都认为是鬼神在起作用。其祭祀天、地、日、月系自然崇拜，是为了求得天地、祖先、鬼神的护佑。他们尚“左衽”，多“披发”。一夫多妻的现象在匈奴贵族中很普遍，而收继婚即所谓的“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习俗也还保留着。

和与战

因为气候条件的变化和对中原财富的觊觎，匈奴向南迁移，侵扰汉朝的控制区域；汉朝为了保护农业文明区域，进而实现天下一统，也积极向周边地区扩张。双方战争与和平并存，交流与融合共生。秦末之际，群雄逐鹿，争斗不已。此时此刻，长城以北的匈奴，也出现了王位更替。王位继承人冒顿射杀其父头曼单于，自立为单于。之后，冒顿单于率众东征西伐，灭东胡，驱月氏，降服楼烦等部，控制河西、西域诸国，并占领河套地区，建立了一个东自辽东、西逾葱岭、北达贝加尔湖、南抵长城的强大草原汗国。

汉朝初年，强盛的匈奴不断攻扰汉朝北方郡县，掠夺人口和财物。高祖七年（前200），刘邦借着平定投降匈奴的韩王信叛乱的余威，亲率大军征伐匈奴，结果被匈奴40万精锐骑兵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达7天之久。后来，刘邦听从陈平计策，用重金贿赂冒顿单于的阏氏（相当于皇后）才得以脱身，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与汉军会合。经此一役，刘邦认识到还没有实力抗击匈奴，只能忍辱含垢，等待时机。他采用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把宗室之女当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每年馈赠大量的丝织品、酒食给匈奴，并与匈奴互通关市，以减少侵扰。但和亲政策的作用不大，匈奴仍是不断侵扰，有时烽火警报竟逼近首都长安城。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国家实力大大增强。武帝即位几年后，认为再也不能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必须以武力对付匈奴，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北部边患，求得边境的安定。元光二年（前133），汉军于马邑（今山西朔州）附近设下埋伏，企图一举歼灭入侵的匈奴军队。匈奴人发觉汉军计谋，中途撤退，汉军无功而返。自此，汉朝与匈奴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汉军与匈奴作战的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卓越的军事将领，如“飞将军”李广、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等，他们精忠报国，留名青史，广为后人传颂。通过漠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作战，汉匈力量发生了改变，战争主动权不再只掌握在游牧的匈奴人手中。

匈奴的分裂与西迁

自第三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结束后，武帝适时调整国防战略，不再大规模出击，而是在保持军事压力的态势下，采取稳守边塞、和战结合的方针。西汉五凤元年（前57），匈奴终于分裂为东、西两部，这也是匈奴历史上第一次分裂。匈奴分裂之后，东匈奴在呼韩邪单于的率领下，归附汉朝，向南迁徙至长城一带，汉政府对之优待有加。

王莽当政时期，对匈奴实行错误的贬抑政策，汉朝与匈奴关系恶化，匈奴侵扰频繁，又一次成为严重威胁。东汉初年，经济破坏严重，对匈奴只能采取守势。当时由于匈奴也连年遭受旱蝗灾害，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亡大半；又由于匈奴贵族内部争权夺利，内讧不断，又面临东方乌桓势力的逼迫，匈奴日逐王比率其所统辖的南边部众四五千人投奔汉朝。

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南边八部大人商议，拥立比为呼韩邪单于，遣使至五原塞（今内蒙古河套北），向东汉王朝表示“愿永为藩蔽，御北虏”。汉廷正苦于应付匈奴连年之侵扰，便接受了他的请求。匈奴于是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边境得以安定，而原来内徙的边郡居民多陆续返回。南匈奴人入塞居住，缓慢内迁，与汉人杂居，逐步向定居和农耕生活过渡。

东汉和帝年幼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窦氏家族势力膨胀。窦宪凭借外戚辅政之机，仗势欺人，诛杀无辜。罪行被人揭露后，窦宪害怕被太后处置，故上书请求出击北匈奴以赎罪过。当时，北匈奴大乱，又遭遇干旱、蝗灾，部众、牲畜死亡严重。南匈奴也想乘机吞并北匈奴，上书请求汉朝出兵助战，窦太后遂决定讨伐北匈奴。永元元年（89），窦宪、耿秉率兵出征，会合南匈奴，与北匈奴战于稽落山（今蒙古汗呼赫山脉），大败北匈奴，斩首众多，俘获牲畜百万余头，北匈奴归降者约二十万人。窦宪与耿秉出塞三千余里，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令班固写铭，刻石颂功而返。次年，汉军又击败伊吾地区的北匈奴。窦宪想乘北匈奴衰落之机，一举歼灭之，于永元三年（91）派军出居延塞，围击北匈奴单于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终于彻底击溃北匈奴。自此之后，北匈奴余部或降附汉朝，或归附鲜卑，其余大部则离开故地而走上西迁路程。延续数百年的汉匈战争至此基本结束。

北匈奴大败之后，北单于逃亡，不知所终。西迁的匈奴人，历经厮杀血战，先到达西域地区，后又迁往中亚、东欧。大约从公元4世纪中后期起，匈奴人开始出现在欧洲大地上，时间是374年。罗马史学家阿密阿那斯·玛西里那斯的《历史》，是最早记录匈奴人的西方史学著作。他说：匈人从顿河以东向阿兰人展开进攻，遭遇顽强抵抗，双方激战于顿河之上。阿兰人以战车为主力，但敌不过勇敢善战的匈人骑兵，结果大败，国王被杀，民众降服。阿兰人被征服的消息传到东欧国家和罗马，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匈人”这个名称，对其骤然来临感到十分恐慌，对匈人掠夺破坏的行为更是心惊胆战。匈人占领匈牙利平原后，逐渐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特别是在匈奴王阿提拉时代，积极向外扩张，席卷欧洲大部。直到18世纪后期，法国学者才根据中国的历史记载，指出“匈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匈奴”。直到今天，大多数匈牙利人还认为自己是匈奴人的后裔。匈奴西迁，由此引起欧洲持久的“民族大迁徙”，也加速了东、西罗马帝国的衰落与灭亡，改写了欧洲历史的进程。 MQiQZnRWPZXN8eq0B5B+FaxgkZNiA0s7Hqn5oJSS3Z+UfzbLtBFynVn6NCi0qW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