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凿空之旅/丝绸之路

开辟丝绸之路

两汉时期

两汉时代，汉朝政府与周边及域外各民族和国家进行广泛的交往。西域诸国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向外进行民间贸易往来，实际上构成了丝绸之路的雏形；汉朝政府对西域的开发及苦心经营，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畅顺更是至关重要。各国使节频繁往来，随之而来的商旅、僧侣络绎不绝，终于实现了东西方连接的梦想。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等各具特色的文明，在中西交通的中间地带——西域地区汇合、交融，从而缔造了举世瞩目的西域文明。

初通西域

西域是见诸中国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甘肃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历史上狭义的西域指今敦煌以西到新疆全部；广义的西域则可远至中亚、西亚、印度半岛、北非以及东欧部分地区。

汉代以前直至远古时期的新疆地区，基本没有确切系统的文献记载，故称“史前西域”。西域一带地理环境特征分明：以天山为界，天山以北的地区属于温带干旱半荒漠和荒漠气候，适合畜牧业的生产经营，当地居民多具有游牧民族的特点。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被称为“行国”，其中又以乌孙较为突出。乌孙极盛之时，是一个有十多万人口的骑马游牧部落，畜牧马、牛、骆驼、羊等，又以羊居多。“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简明概括了乌孙人的饮食起居。天山以南地区属于暖温带极干旱荒漠气候，灌溉农业发达，当地居民多具有定居民族的特点，这里的国家称为“城郭之国”。各个绿洲上的国家情况有所不同，或以畜牧为主，兼营农耕，如鄯善等，因为仰仗邻国粮食，故而也称为“寄田仰谷”；或以农耕为主兼有畜牧，如于阗等。

汉武帝统治时期，听说西迁的大月氏与匈奴有仇，为了寻找讨伐匈奴的同盟军，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建元三年（前138），张骞一行一百余人从长安出发，但不久就被匈奴抓获，并押送到漠北的单于王庭，扣留十多年。后来，张骞逃离匈奴，继续西行，历尽辛苦，才辗转到大月氏。但大月氏人已经西迁，现居地肥沃，安居乐业，不再考虑向匈奴复仇之事。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一年多，始终没有说服大月氏。然而，张骞带回丰富的西域知识，是中原汉人闻所未闻的，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河西一役，汉军打通河西通道。在此形势下，张骞建议武帝与乌孙结盟，共同打击匈奴。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奉命西行，企图招引乌孙东归。此时的乌孙国家分裂，国王年老，既对汉朝缺乏了解，又惧怕匈奴，张骞未能如愿。但乌孙使者随张骞来到汉朝，“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从而开启两国交通往来。而张骞派遣出使大宛、大月氏、康居等国的副使，几年后多与出使之国的使臣回到汉朝，“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经营西域

西域归属汉朝统治以后，汉军在这里驻扎屯田，设置机构，做好了长期留守的打算。到了两汉之际，由于政局的改变与动荡，中原对西域的保护变得无力，匈奴乘虚而入，于是有了东汉班超的再通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每年都要向西域派遣使团，以求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但这些使团，或受到匈奴的侵扰，或遭受西域小国的劫持，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作为汉朝管理西域的最高行政军事机构，以监护西域南、北两道的安全畅通。西域都护相当于内地郡守，下设副校尉、丞、司马等属吏，有统率的军队。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归属中央政权，这对于加强汉朝对西域的控制和军事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西域屯田的顺利进行和过往商旅的正常往来。伴随中原王朝的治乱和国力的兴衰，西域或归附汉朝，或臣服于匈奴；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或紧或疏，甚至完全断绝。

东汉光武帝初年（25），西域诸国无法忍受匈奴的沉重赋敛，相继遣使要求内属，请求汉朝派遣都护。光武帝刘秀考虑到天下初定，无暇西顾，予以拒绝。汉明帝时，汉朝政局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反击匈奴、恢复中央政府在西域的统治已经成为可能。永平十六年（73），班超投笔从戎，跟随窦固出击匈奴，建立战功，崭露头角，受窦固器重，因此被派遣出使西域南道诸国。班超一行走南道，至鄯善。他因时行事，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豪迈气魄斩杀匈奴使者，安抚鄯善，威震于阗，靖定疏勒。明帝去世，汉朝尽撤西域屯兵，班超决定率部返回中原。疏勒等国害怕匈奴卷土重来，苦苦请求班超留驻西域，于阗王甚至抱住马腿，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班超因而决定留驻西域。他在西域历尽艰险，苦心经营，使丝绸之路保持畅通。和帝之时，班超击败月氏，讨伐焉耆，使焉耆降服汉朝，“于是西域五十余国皆纳质内属焉”。班超在西域的军事外交实践，使这一地区和中原的联系空前密切，也为东西文化交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班超再通并经营西域之功，其意义绝不亚于张骞初通西域之举。

值得一提的是，永元九年（97），班超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甘英抵达条支海滨（今波斯湾），无功而返。即便如此，此行仍加深了汉朝对沿途各地情况的了解，开阔了视野。永元十二年（100），一个罗马商人使团到达洛阳，这是中国与欧洲有据可寻的首次交往。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从海路辗转来到洛阳，敬献象牙、犀角等礼物，中西方开始了有明确历史纪年的官方交往。

丝绸之路

19世纪后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第一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向西方的贸易通道，从今天的西安出发，经新疆分南北两路，越过葱岭，到达中亚、西亚各国，再由这些国家转道至欧洲。其实，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向外输出的物品远不止丝绸一宗，但以丝绸最为有名。从公元前2世纪起，以后的千余年间里，中国的丝绸通过大宛，源源不断地经由这条商路远销地中海世界，成为国际市场上闻名遐迩的畅销商品，此路故而得名。早在张骞通西域前，西域绿洲诸国为了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必须谋求各个绿洲之间的合作，互通有无，无形中沟通了绿洲之间的交通路线，形成相对稳定的商道，奠定了丝绸之路的雏形。张骞通西域，使绿洲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又借汉朝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加强，使丝绸之路得到实质性开发。东西方彼此间物质、技术、文化的互相需要，是丝绸之路得以开通的根本性原因。各国商旅的贸易往来、使节的频繁交通，都对丝绸之路的实质性进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及其他手工艺品输入西方；中亚和西亚的一些植物品种，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等，盛产于康居等国的皮毛，月氏、安息、大秦的毛织品及各种珍奇异兽，如琉璃、琥珀等也输入中国。精通天文、农业、水利、冶金等各种技术的人才移居西域地区，对于推动当地生产技术和科学进步，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西域地区具有波斯、印度风格的乐舞、美术、生活用品，如胡坐（靠椅）、胡床（折叠椅）等，一时间也引得西汉皇室、贵胄、官僚的竞相效仿，风行一时。西域南北两道城郭诸国在丝路贸易中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使得中国与西方文明频繁接触，交流持续不断，而西域则成为各个文明的交汇、融合之地。汉代，不仅有陆路丝绸之路的开放，几乎同时也有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东南沿海擅长航海的百越民族，沿着大陆边缘的海岸，经过长途航行，到达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汇聚地南印度洋海岸，进行各种物品，主要是奢侈品的交易。随着历史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