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推恩令／独尊儒术

汉武帝的大一统

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

文景之治的盛世光环，并不能掩盖潜在的社会矛盾。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兼并之风渐起；汉初分封诸侯王的弊病，仍然威胁中央集权的巩固；匈奴对汉王朝的侵扰愈演愈烈，势不可遏；百家学说纷呈，思想不统一的状态依然。诸多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摆在武帝面前。武帝凭借文景时期集聚的巨大物质财富，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积极开疆拓土，极大地推动了“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基本实现。

中央集权的加强

景帝平定“七国之乱”，虽然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但有的王国仍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武帝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采取了许多措施。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采纳大臣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所谓推恩，就是诸侯王可将其封地分封给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建立侯国，并上报朝廷，由皇帝制定侯国名号。按定制，侯国是由郡管理的。这样做的结果，王国的面积不断缩小，再也无力与中央政府抗衡。为了加强皇权、打击豪强，武帝任用一批以张汤、杜周等为代表的执法官吏，借他们之手，达到推行政令、安定地方等目的。这些人善于揣摩武帝心意，舞文弄法：对于皇帝要释放的人，就法外开恩，为其开脱；对于皇帝要严厉惩罚的人，则严刑逼供，陷之死地。但酷吏政治并非一无是处。在“盗铸钱”问题上，或有奉行法律、严厉打击盗铸行为之吏；在打击强宗豪族方面，其间或有不畏强暴、秉公执法之人。酷吏之弊在于重刑任法，过于血腥残酷。诸多酷吏深文周纳，陷人于死地，甚至广为罗织，株连达数千家之多，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

为了有效控制地方，武帝进一步完善秦朝所创的御史监察制度，于元封五年（前106）在全国统治重心三辅（京兆尹、冯翊、扶风）、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和弘农以外的各地区设定13个监察区，称为州或部。每州设刺史一人，以监察地方政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刺史秩六百石，位在大县的县令之下，但出巡时却代表朝廷，故职权极重，所到之处，郡国守相及诸侯王无不侧目。此外，在人才选拔制度上，汉武帝完成由“高门政治”向“选贤政治”的转变。武帝通过一系列诏令和措施，革除靠资历出身而取官的陋习，建立以察举制为核心、以征辟制等多种途径为辅的选官制度。武帝即位后，下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前134），他又下诏策试贤良，并明确规定郡国须察举的人数，后又规定郡守不荐举者，论罪免官。对被举荐人的考试方法有对策、射策两种，对策命题，射策抽题。考试内容，儒生学者考经学，官吏考章奏。根据考试成绩的优劣，酌情任用。察举的科目很多，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等。

四面出击

武帝时国力强盛，恩威播于异域，解除了周边民族，特别是匈奴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并采取灵活多样的政策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因地制宜，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

汉初，匈奴铁骑屡侵中原，掳掠不已，延续十多年之久。武帝登基后，出兵抗击，其中影响最大的战役有三次。元朔二年（前127），汉军将领卫青采用远程奔袭战术，发动河南之役，收复秦末陷入匈奴的河南地，解除匈奴对都城长安的威胁。元狩二年（前121），汉军将领霍去病采用大迂回侧击战术，发动河西之役，一举荡平河西地区的匈奴各部，夺回河西走廊，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匈奴实力大损，汉朝与西域的通路由此得以打通。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又采用快速连续攻击战术，发动漠北之役，长驱直入，深入匈奴腹地二千余里，直至狼居胥山。匈奴左贤王部完全被击溃，全军覆没。自战国以来匈奴骑兵肆虐边地、破坏中原北部农耕经济的局面不复存在。

“越人”，又统称“百越”，是广泛分布于南方的少数民族。其支系繁多，各有种姓，互不统属，存在扬越、句吴、闽越、东瓯、南越等支。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受人唆使，进攻东瓯。汉朝派军援助，闽越仓皇撤退。东瓯害怕闽越再度进攻，请求内迁。汉朝迁东瓯四万余人于江淮流域（今安徽庐江一带）。建元六年（前135），闽越王又滋生事端，兴兵出击南越，南越向朝廷告急。汉军未到之前，闽越内部发生内讧，举众请降。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国国相吕嘉弑王及太后，另立新君。汉军五路齐发，以武力平定南越。元鼎六年（前111），东越地区又发生叛乱，汉朝平定叛乱后，武帝又迁徙其众于江、淮间，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从此控制了广东、广西大部地区及越南北部和中部。武帝以其地及今海南岛分立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等九郡。

秦汉时，居住在蜀郡西南的各少数民族，史书称为“西南夷”，主要有滇、夜郎等族群。建元六年（前135），武帝派遣唐蒙出使招抚夜郎，于此地设立犍为郡；后又派遣司马相如招抚邛、笮等地。张骞在西亚的大夏时，见到邛竹杖和蜀布，得知巴蜀地区有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武帝根据这一发现，于元狩元年（前122）派遣使者从巴蜀出发，试图由此实现同西域的交通。因汉朝使者多次被夷人劫杀，武帝派兵遣将，出击西南夷，在此地区相继设置沈黎、汶山、武都等郡。元封二年（前109），滇王在汉军重压之下归附汉朝，汉置益州郡，并向滇王赐予“滇王之印”，令其统领当地事务。

独尊儒术

在文化上，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力求以思想的一统维护政治上的统一。汉初以来的学术思想，继承战国末期诸家综合和总结的趋势向前发展。儒学大师董仲舒，以孔孟儒学为思想主导，兼采各家思想之长，融会先秦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吸纳法家的集权思想和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使儒学适应当时社会的急切需要。

武帝时代，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政策，就是确立儒学在诸子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武帝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学，起用文学儒术之士。儒学大师董仲舒以贤良文学身份，就武帝提出的命题发表对策，讨论治世策略。他直言不讳，揭露时弊，指出秦朝流毒至今犹存。汉朝自建立迄今，之所以未能“善治”，是因为应当“更化”而不“更化”。他提出“更化”主张时，特别强调“教化”的作用，主张推行文化体制改革。其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是要确立儒学独尊的地位。这种观点，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于是确定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原则，完成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体制转变。

汉代“尊”儒，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将儒家经术作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基本内容。建元五年（前136），武帝接受丞相公孙弘的拟议，设立《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博士，使得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之学失去在官学中的合法地位，五经博士几乎独占官学权威。武帝又接受董仲舒的献策，于元朔五年（前124），创建太学，为“五经博士”配置弟子。这是汉代官方教育的开始，而儒学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此确立。

改革经济

中央政府收回货币铸造权，统一发行货币，结束了货币流通领域中的混乱问题；并因时因事，通过经济改革，为国家开边、征战活动提供强有力的财富支援。

汉初之际，袭用秦朝的“半两”（12铢）钱，但质量低劣，重量严重不足，危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除以严酷刑法禁止私铸钱币外，武帝于元鼎四年（前113）下令取消郡国铸币的权力，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并指定专门机构，负责铸造新钱。因为禁令严格，新铸币“五铢钱”铸造质量高而实用，盗铸无利可图，货币的统一发行及通用长期稳定，通行很多年。为了增加政府收入，武帝采纳张汤“天下盐铁”的建议，于元狩四年（前119）任用熟悉盐铁事务的东郭咸阳和孔仅为大农丞，统领盐铁之事，又起用桑弘羊参与理财。公元前118年，他们提出盐铁官营的具体措施：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设置盐官和铁官，实行统一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盐铁官营，使国家独占关乎国计民生、意义最为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利润，民不加赋而国用充裕。但是，盐铁官营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如官盐价高而味苦，铁器农具质量低劣等。

汉代郡国要向朝廷贡献方物，但很多郡国因路途遥远，运费往往超过货物的价格，而且货物长途运输容易损坏变质。武帝元鼎二年（前115），桑弘羊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均输法”。所谓“均输法”，就是在中央设置均输令，地方设均输官，专门负责均输事宜，即把征调贡物和官营商业结合起来，凡是各郡国应贡物品，一律改由当地出产、价格低的物品抵充，然后将该贡物运往需要的地区出售，“输者既便而官有利”。作为“均输法”的补充，桑弘羊又提出“平准法”，即在京师设置平准官，进行官营商业管理，平抑物价，调剂供需，节制市场。均输平准，实际上是将富商大贾的致富术变为官营商业的生意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商品收购和转卖，有效调剂物资供应，控制市场。

动荡危机

汉武帝在位的五十多年，推动了封建制度的全面发展，确立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央集权和尊崇儒家这两个主题，打造了封建王朝的鼎盛局面。然而武帝对外连年征战，对内重用酷吏，执法严苛，也带来了严重的弊端和社会问题。

武帝为了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大量任用酷吏，以严刑酷法镇压反抗，不但株连甚重，还导致了大量中等人家趋于破产。武帝本人虽然能够不拘出身地提拔人才，但他使用人才得心应手的时候自然是君臣相得，一到不合心意的时候动辄诛杀，灭人三族。汉朝初年丞相职权极重，在礼节上也与诸侯王相同，尊贵无比。然而武帝一代对大臣督责苛严，三任丞相李蔡、严青翟、赵周都先后下狱诛死，一时弄得人人自危，丞相一职竟成为人人害怕的官位。大臣公孙贺被选用为丞相后，当场就对着汉武帝磕头大哭，自称干不了这样的要职。但他最终还是没推掉这个职位，几年后就在巫蛊案中被族诛。以丞相之尊尚且如此，其他大臣就更不用说了。

由于武帝连年用兵，与匈奴等周边民族战事不断，每次大规模的战事少则动员将士数万，多则达到几十万，为军队转运粮食、物资的丁壮更是不可计算。因此，农民要承担大量的兵役和徭役，严重耽误了农业生产，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除了连年战争外，武帝从元鼎二年（前115）起，大兴土木，屡修宫室，先后营建了建章宫、明光宫、柏梁台。长安周围还建有长杨宫、五柞宫等六宫。为了便于巡游，武帝还在各地大建行宫，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大修宫室之外，武帝巡游无度，元光二年（前133）以后，武帝多次携带文武百官巡游全国各地，见诸史册的就达二十余次之多，其巡游的次数之多，范围之广，花费之大都超过了秦始皇，让西汉的财政雪上加霜。

巫蛊之祸

除了社会矛盾尖锐、财政危机恶化之外，迷信鬼神的武帝还在小人的挑唆下，在统治阶层内部发动了一场被称为“巫蛊之祸”的政治风暴。“巫蛊”在汉代由来已久，很多人固执迷信，将某人的名字刻在木偶人身上，通过巫师写上各种恶毒的语言，便能起到诅咒某人的作用。武帝到了晚年迷信方士神巫，加上年迈体弱，不免多疑健忘，猜忌固执，他总是疑心有人用“巫蛊”诅咒的方式谋害自己，于是就指使酷吏清查使用“巫蛊”之人，形成了空前的政治风波。征和二年（前91），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指使巫者诅咒武帝。武帝立刻下令将名将公孙贺全家抄斩。几个月后，大将军卫青之子卫伉被指控与公孙敬声“巫蛊”案有关。武帝丝毫不念旧情，将卫氏全族老少处死，太子刘据的母族被斩尽杀绝。然而这并不是事件的结束，征和二年（前91）秋，汉武帝来到咸阳甘泉宫养病，掌管惩处巫蛊事件的直指绣衣使者江充害怕武帝死后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就借“巫蛊”陷害太子。不甘心坐以待毙的刘据调动卫士，逮捕了江充，将其斩首示众。这时长安城中纷扰动乱，都传言太子造反。

身处甘泉宫的武帝信以为真，派丞相刘屈氂率兵镇压。经过五日激战，太子战败，弃城逃走。武帝下令将太子刘据的门客全部处死；追随其起兵的家臣和官吏士卒，一律按谋反罪满门抄斩。随后，武帝派遣使臣携带诏书来到未央宫，收缴卫皇后的印玺和绶带，卫皇后被迫自尽。太子逃离长安后，隐藏在湖县（今河南阌乡西南）泉鸠里一个编织草鞋的贫民家中，食不果腹。太子无奈之下派人去找当地的一个朋友求助，结果被官府发觉。官府立即派人包围了太子的藏身之处，绝望中的太子自杀，两位皇孙全部遇害，幸存者只有皇曾孙刘病已，这个仅有几个月大仍在襁褓中的婴儿也被投入了监狱。

征和三年（前90），经官府证实，“巫蛊之祸”中的案件大多查无实据，大家都认为太子是受江充陷害惶恐不安而被迫起兵自保的，没有任何谋逆的企图。一个叫田千秋的郎官上书为太子鸣冤，说做儿子的擅自调用父亲的军队，其罪不过是受鞭笞的惩罚。武帝大为感动，下诏将江充满门抄斩，丞相刘屈氂被灭族。随后，武帝在长安修建了思子宫，在太子殉难的湖县筑归来望思之台，以表达追悔之心，以示怀念之意。征和四年（前89），武帝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承认自己的一系列政策存在过失。后元二年（前87），武帝驾崩，8岁的皇子刘弗陵登上皇位，是为汉昭帝。13年之后，汉昭帝去世，在大臣霍光的主持下，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被扶立为皇帝，是为汉宣帝。宣帝即位后，继续执行武帝晚年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的政策，汉朝的国力得到恢复，西汉盛世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