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性善论／性恶论

孟子和荀子

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38年

孟子是传统儒家的主要继承人，地位仅次于孔子，因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杰出贡献，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被人尊为“亚圣”“中国之柏拉图”。荀子是孟子之后、战国末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倡“性恶论”，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进行比较，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发展有所贡献。

孟子其人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城市）人。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他受业于孔子的嫡孙子思，在思想上与孔子一脉相承。孟子一生的经历和孔子有些类似，少年求学，壮年怀揣政治理想，带着学生游历齐、宋、滕、鲁等国，前后长达二十多年。然而孟子到了任何一国，都在宣传他“效法先王、施行仁政”的主张，被梁惠王、齐宣王等急于“富国强兵”的君主视为空谈家，一生都未得到重用。晚年，孟子回到老家著书立说，教育子弟。孟子的核心思想都记录在《孟子》一书中，书中还包括他多年的政治活动、政治理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等等。

在政治上，孟子主张效法先王，实行“仁政”和“王道”，反对当时部分国君的虐政和霸道，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他竭力鼓吹尧舜，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他把政治体制分为“霸道”和“王道”两种，“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所谓的“王道”，实质就是他的政治理想，即“尊贤使能，俊杰在位”“为民制产”“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这样就能使人民归心，“无敌于天下”。“民为本”“民贵君轻”，这就是孟子的仁政学说的核心所在，也可以说是孟子人本精神的集中体现。

在个人修养方面，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这是他“仁政”思想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人的性情本来是善的，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四端，这是天生的仁、义、礼、智的萌芽，只要不为物欲所累而满心向善，“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修养论并不局限于内心的自省自律，他更提倡力行，激励人们于忧患之中锤炼自己，由此而引出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著名论断。他认为，只有通过苦、劳、饿、乏、乱等磨难来锤炼意志，强健筋骨和体肤，增强思维水平和办事能力，人才能担当重大使命。孟子从先贤的人生经历中感悟到：险恶的不幸往往更易激发人，使人不断地完善自己；而安逸的生活却会磨灭人的意志，使人颓废，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客观地说，孟子的思想仍然带有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局限性，但他痛恨暴政、重视人民生活的思想又具有古代民主的特征，对之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荀子其人

荀子（约前313—前238，另一说约前298—前238），名况，被尊称为荀卿，赵国人，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杰出的代表人物。荀子的一生和孔子、孟子非常相似，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曾经到齐国、赵国、秦国、楚国等国游历，参与了很多的政治活动。在齐威王、宣王时期，荀子游学齐国著名的稷下学宫，曾三次担任祭酒的职务。后来因为遭到齐国人的妒忌，荀子前往楚国游历，楚国重臣春申君任命他为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子隐居著书，教导子弟，其中最出名的两个学生，一个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另一个是为秦国统一天下立有汗马功劳的重臣李斯，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荀子的著作《荀子》现今仅存3 2篇，主要有《天论》《非相》《正名》《议兵》《非十二子》《劝学》等篇。

就学派而言，荀子属于儒家，但他政治思想与孔孟有许多不同，甚至有许多截然相反的地方。比如说荀子主张尊王道，举贤能，与孟子相同；而兼称霸力，法后王，则与孟子相反。荀子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批判地吸收春秋战国时期各家的理论，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荀子否定天命论，宣传朴素的自然观。荀子认为自然界有其规律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的治乱兴衰与“天命”没有关系，人事才是决定性的力量。此外，荀子还认为人对自然不是无能为力的，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去改变自然，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

荀子主张“法后王”，以“礼”“法”“术”实行有效统治，崇尚君权集中和思想统一，也就是所谓的“尊无上”“一天下”。荀子更强调学习后王，从实际出发，解决社会问题。荀子认为国家和家庭一样，只有树立一个权威，才能彻底安定。他主张“天下为一”，在追求政治上统一的同时，思想上也必须统一，应该是“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这些思想都维护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此外，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论”。孟子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先天的，因此启发人的“良知”就可以使人为善，成为圣人。而荀子则认为人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环境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这种环境决定人道德品质高下的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荀子还强调后天教育和隆礼重法的作用，认为礼与法并举才能做到“无功不赏、无罪不罚”。

关键词：合纵／连横

纵横之术动天下

战国中后期

在战国中后期，魏、楚、齐相继衰落，秦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对这一形势，那些在各国间奔走的纵横家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外交政治主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合纵”和“连横”。合纵，是指东方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因为其国家态势为东方各国间南北向的联合，所以称为“合纵”；连横是指东方各国分别与秦国交好，国家态势为东方各国与秦进行东西向的联合，所以称为“连横”。为了争取盟友，孤立敌国，战国诸强们本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原则进行了错综复杂的纵横结约活动，战国时代也成为中国古代“伐交”谋略运用最频繁的时期。

苏秦佩六国相印

在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中，推行合纵政策最为得力的是燕国的苏秦（？—约前284）。苏秦是东周洛阳人，相传他曾到齐国跟随鬼谷子先生学习，和张仪（？—约前309）是同窗关系。最初，苏秦在外游说诸侯，没有人理睬他，他的盘缠耗尽，只好返回家乡，遭到亲人和乡里的冷遇和嘲讽，于是更加发愤读书，“头悬梁，锥刺股”，终于学业大进。公元前3 14年，燕国发生内乱，齐国乘机大举攻燕，几乎灭掉了燕国。公元前3 11年，燕昭王即位，他不忘亡国之耻，广纳贤才，力图报仇。这时苏秦来到燕国，他受命出使齐国，劝说齐宣王归还了燕国土地，因此受到燕王器重。他一生主要谋求燕国的强大，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同时奔波于齐、赵、韩、魏等国之间，组织合纵攻齐和合纵攻秦。

公元前288年，秦昭襄和齐湣王相约称帝，秦为西帝，齐为东帝。秦、齐联合对其他国家更加不利，燕昭王于是再次派苏秦到齐国，劝说齐王进攻宋国。宋处在齐国南面，齐若攻宋，必然就减弱北面对燕的防守；宋与楚、魏接壤，而且还和秦国交好，齐国进攻宋国，肯定与这三个国家产生矛盾，处于四面树敌的境地。苏秦又劝齐湣王放弃帝号，孤立秦国，拉拢各国反秦，以便乘机灭宋，齐湣王采纳了他的主张。于是苏秦于公元前287年分别游说韩、赵、魏、燕四国国君，各自出军兵粮草，进攻秦国。这次合纵声势很大，联军与秦国军队对峙在荥阳（今属河南）、成皋（今属河南）一带。然而，各国表面上联合起来了，其实都有自己的打算。齐国乘各国无暇东顾之机，同时出兵攻打宋国，引起各方不满。秦国乘机对五国联盟进行分化瓦解。齐国并不卖力，其他各国自然也都互相推让，逡巡不进，联军始终未与秦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尽管如此，这次合纵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秦昭襄王放弃了帝号，退还了过去所占魏国、赵国的一些土地。

公元前286年，齐国灭掉了宋国，土地和人口大大扩张，各国感到了齐的强大压力。公元前285年，秦昭襄王趁机约韩、赵、魏、燕攻齐，在济西（今属山东）大败齐军。公元前284年，燕昭王趁机派乐毅率军南下攻入齐国。由于齐湣王对苏秦十分信任，所以对燕军毫无防备，齐军大败，几乎亡国。但苏秦身在齐国、心在燕国的间谍身份完全暴露，被处以车裂之刑。从此以后，东方巨人齐国一蹶不振，秦国独霸的局面形成。

此外，战国时期还有一批纵横家，如李兑、公孙衍等人，他们也曾发起和组织合纵，但是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影响上都比不上以前。

张仪替秦奔走

如果说苏秦是合纵政策的第一推行人，那么组织连横最有成效、最著名的就是秦国的张仪。张仪是魏国贵族的后代，据说他曾经到楚国游说，和楚相饮酒。不久楚相发现自己的一块玉璧不见了，他的手下都怀疑是张仪偷的，于是抓住并鞭打他，张仪不肯承认，只好释放了事。张仪的妻子埋怨他说：“要是你不去读书游说，怎么会受到这样的羞辱呢？”张仪对妻子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他的妻子笑着说：“还在。”张仪说：“这就够了。”

公元前329年，张仪进入秦国，公孙衍离秦赴魏。张仪入秦后，被秦惠文王拜为客卿，直接参与谋讨伐诸侯的大事。不久之后，秦国就发兵进攻魏国，夺取河东的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皮氏（今河津西）、焦（今河南三门峡西）、曲沃（今河南漯河东）。公元前328年，张仪建议秦王把刚刚攻占的蒲阳归还魏国，向魏国示好，游说魏王结盟秦国。结果魏王被张仪说动，割地与秦，两国结好。张仪的连横政策首战告捷。公元前323年，纵横家公孙衍趁机发起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相王”，就是五国国君都宣布称王，互相承认，联合抗秦，借以增强魏国的防御力量。但是，楚国就在当年发兵攻魏，大败魏军，占领了八个城邑，魏与楚结下了深仇。张仪再次出使，讨好和拉拢魏国，魏惠王果然放弃公孙衍的合纵政策，接受了张仪的联合秦、韩以对付齐、楚的政策。公元前319年，张仪为秦国谋利的内情暴露，被赶出了魏国，公孙衍在齐、燕、赵、韩、楚五国的支持下做了魏相。公元前3 18年，公孙衍发起合纵，联合魏、赵、韩、燕、楚五国，联合伐秦。但由于各国的利害关系不同，楚、燕两国对合纵不热心，没有出兵，在公元前317年的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之战中，三晋联军大败于秦军，被斩首8万，这次合纵以失败告终。

眼见秦国越发强盛，齐国和楚国开始接近，互相结盟，加强了与秦国争雄的力量。因此，齐楚联盟成了秦国的心腹之患，而离间齐楚联盟，削弱齐楚力量就成了张仪推行连横的关键。公元前313年，张仪来到楚国见楚怀王，宣称只要楚国断绝与齐国的关系，秦惠文王就献出商於（今河南淅川、内乡一带）六百里的土地给楚国。目光短浅的楚怀王中计了，决定和齐国断交，派人去秦国接管土地。张仪假装坠车受伤，三个月不上朝。楚王以为张仪嫌他与齐国断交的意念不诚，于是派人骂了齐王一顿。齐王盛怒之下，和秦国联合起来，要进攻楚国。这时张仪却翻脸不认账，对楚国使者说：“秦国的土地怎么可能随便送人的呢？我答应让给楚国的是我的六里封地，不是什么六百里。”楚王得到使者的回报后勃然大怒，于公元前312年调集大军进攻秦国，结果在丹阳（今河南淅川北）一战中被秦军打得大败，楚国的汉中（今陕西西南部）也被秦国夺去。失败的消息传到楚国，怀王恼羞成怒，倾全国之力进攻秦国。同年，秦楚又战于蓝田（今陕西蓝田县），楚军再次大败。这时，韩、魏两国趁火打劫，攻击楚国，楚军两面受敌，只好割城与秦国，草草撤兵。公元前3 11年，秦惠文王派使者知会楚怀王，说愿意以秦国武关以外的地方换取楚国的黔中地。怀王对张仪痛恨未已，说：“只要得到张仪，就愿意献上黔中地。”张仪听说后请求到楚国去，秦惠文王认为危险，张仪却认为在秦强而楚弱的大环境下，楚王不敢对自己下手。果然，张仪到楚国后被关押起来，张仪买通了楚怀王的宠臣靳尚和爱妃郑袖。郑袖对楚王说，杀掉张仪于事无补，而且势必破坏与秦国的关系，不如放掉张仪，与秦国和好。怀王果然听从了她的意见，放了张仪。之后，张仪又游说齐国、赵国、燕国与秦国连横，都取得了成功，受封武信君。不久，秦惠文王病死，秦武王继位。武王自幼讨厌张仪，群臣中忌妒张仪的人又趁机向武王进谗言，张仪害怕大祸迟早降临，因而辞掉相位，去了魏国，于公元前309年病死。从公元前328年开始，张仪游说于魏、楚、韩等国之间，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或组织连横，或拆散合纵，为秦国利益谋划。尽管他不讲信义，在外交场上运用欺骗伎俩，为人所不齿，但在整个秦惠文王时期，他使秦国在外交上连连取得胜利，为秦国日后统一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心怀机诈权谋，巧舌如簧，活动于政治舞台，一旦他们的主张被采纳，各国关系就可能面临调整，关系到一国兴衰，所以《孟子》上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足见他们的影响力之大。 7VwGPPGbocknPugDCB22XXaPawXZoRMcliA52HYgxVKbaEueURohSppsoq6TJdwT

关键词：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韩非和法家

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333年

法家产生自春秋前期，其代表人物有管仲、子产、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他们主张“法治”，严明律令，使民“畏威如疾”。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相继提出和发展“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的思想。战国末期，思想家韩非进行了总结概括，形成了完备的法家理论体系。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积极倡导君主集权，提出重赏罚，重农战，反对儒、墨“法先王”等观点，主张变法改革，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

韩非其人

韩非（约前280年—前233），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是韩国贵族后裔，和李斯一起拜在荀况的门下。虽然有口吃的缺陷，但他的思辨能力和文笔很好，文章写得入情入理，逻辑性很强。青年时代的韩非见韩国日渐衰落，几乎沦为战国七雄中最弱小的国家，就上书韩王，主张进行变法，强盛韩国，却遭到了韩王的无视。一个偶然的机会，秦王政看到了韩非写的《孤愤》《五蠹》等文章，大加赞赏，对韩非有了一种恨不相逢的感觉。不久，秦国出兵攻打韩国，韩非作为求和使者被派往秦国。秦王政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韩非，非常高兴，向其询问治国称霸的意见。韩非的同窗李斯这时已经在秦国位居显官，他担心韩非受到秦王政的重用，影响到自己的地位，就和大臣姚贾等人一起向秦王政进谗言，说韩非心怀故国，导致韩非被关入监狱。后来，李斯又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迫使后者自杀于狱中。

韩非的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现存55篇，10万余字。全书风格犀利，文字简练，保存了大量的寓言故事，比如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借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也通俗易懂地宣传了韩非的法治思想，风格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堪称独树一帜。

法家的法、术、势

在韩非之前，法家内部分为任法、用术、重势三个思想派别。其中任法派讲究法律条文的制定和赏罚的执行，代表人物为秦国的商鞅；用术派注重对官吏的选拔任用、监督考核、奖赏处罚和驾驭的方法和手段，代表人物为韩国的申不害；重势派强调保持和运用国君的权势地位，代表人物为赵国的慎到。韩非观往者得失变化，认为必须综合“法”“术”“势”三派的精华，才能完成帝王霸业。他提出要剪除私人势力，加强君主专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的这种君主专制理论是受墨家“尚同”思想的启示。同时，韩非主张禁止私学，百姓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另外他还要求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他说，“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此必不亡之术也”。韩非具有进步的历史观。他坚决反对儒家的复古思想，主张因时制宜，“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认为用先王的方法来治理当今的国家，就如同是“守株待兔”，荒唐可笑。但韩非没有注意到人民的历史作用，主张对下层百姓实行残酷镇压。

韩非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完成专制集权的法治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君主专制的重要政治思想工具。法家思想是战国时期的“显学”，后来秦始皇全部采用韩非的上述主张，成为秦王朝统治天下的政治理论。韩非的学说对整个中国古代统治和传统文化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其历史进化论观念、严刑峻法的主张，成为历代君主励精图治、改革变法的思想武器，具有进步意义，但他的理论重暴力而轻怀柔，任法术而尚功利，信赏必罚，排斥仁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西汉以后，儒学独尊，成为正统思想，但法家学说始终被历代统治者或隐或显地重用着。“儒法并用”或者说“阳儒阴法”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方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