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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的现实意义
孟子见梁惠王 ①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 ② ，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③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①梁惠王：即魏惠王，魏国都城在大梁，即今河南开封，北宋时称汴梁。魏惠王名
。公元前370年即位，前362年将都城由安邑迁到大梁，故称梁惠王。在战国中叶是著名诸侯，魏国很强大，因此第一个自封为王。②万乘（shèng）之国：拥有一万辆战车的诸侯国，是大国。③餍（yàn）：满足。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人都追求的，但不是通过正道获得，则不取。追求利益没有错，只不过利益永远是第二位的。如果把追逐利益摆在第一位，这个人便不值得尊敬，有的可能会是罪人。孔子在《论语》里仁篇中曾经说过非常概括而经典的一句话：“放于利而行，多怨。”即完全以利益来引导社会、指挥人们的行动，结果一定会招致更多的怨气甚至怨恨。
孔子的话过于简略，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孟子时期金钱的诱惑更大，天下拜金之风更加盛行。这种倾向会严重腐蚀人的灵魂，使人逐渐违背人性而成为金钱的奴隶。因此孟子曾反复强调“义利之辨”，且开篇便是这个话题。
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是将要对我国有利吧？”孟子立即回答：“大王何必说利，只要有仁义也就行了。大王说‘怎么有利于我国’，大夫说‘怎么有利于我家’，士人和庶人说‘怎么有利于我自身’，上下交互争取利益，国家就危险了。拥有万辆战车的大国，杀害其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千辆战车的大夫之家；拥有千辆战车的中等诸侯国，杀害其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百辆战车的大夫之家。在万辆战车的国家，拥有一千辆战车；在千辆战车的国家，拥有一百辆战车，不算不多了。但如果先追求利益而把正义放在后面，那么不全部抢夺到手就不会满足。然而，没有仁义之人遗弃亲人的情况，也没有仁义之人轻慢国君而将其放在后面的情况。王只要说仁义就可以了，何必说什么利益？”
仔细琢磨，孟子这番话很有针对性，实际上也是对当时天下局势和弊端的高度概括和深刻解析。杀害国君者必定是大夫，这一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极其尖锐的看法，对于国君威胁最大的不是百姓而一定是国君身边的重臣或权臣。如果国君只是强调利益，那么大臣最大的利益是弑君篡位，接近上级领导的人最大的利益便是取而代之。这样，社会和官场便会布满陷阱和机关，哪里还会有正义和公平呢？
时代在发展，人们想要生存就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物质基础便是利益所在。追求正当的物质利益是生活所必需，故追求利益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追求利益的前提是正义。对于正义虽然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人人心里都明白，“义”者，“宜”也，宜是适宜、合适、应当的意思。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回答：“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其实这个回答既是仁的问题，也是义的问题。“先难而后获”即先劳动后获得报酬的意思，这种获得就是应该的、适宜的，就是“义”。
当年子贡出使齐国，想办法带回了几名因战争被俘而在齐国做奴隶的鲁国百姓。按照国家规定，这种情况国家要按照人数给予补偿，应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但子贡拒不接受，有弟子在孔子面前表扬子贡，却遭到孔子批评。孔子认为子贡这样做不对，因为该得的利益就应心安理得地接受。如果不接受，那么其他人再出国，就不会去想办法拯救沦落在外的鲁国百姓了。因为做这种事有一定风险，也可能要付出一定的金钱。
孔子的弟子子路曾奋不顾身救出一名溺水儿童，家长一定要送给子路一头牛表示酬谢，子路就将牛拉回家了。有弟子向孔子汇报，说子路不应该接受人家的牛。孔子却说子路没有错，因为这样以后鲁国人便会乐于做好事，尤其是如果有溺水者就一定会有人去救了。子路救儿童绝不是为了那头牛，但如果家长一定要酬谢，接受也没有什么不对，不然便可能会陷家长于不义，那么大的恩情一点酬谢都没有好像也不应该。
需要说明的是，孟子是在特定对象和背景下讲述的义利之辨，实际上是针对当时上层统治者贪婪饕餮，奢侈腐败，根本不管百姓疾苦，“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的情况而发的。梁惠王还在追逐利益，故孟子才这样劝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