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88年，在法国巴黎，七十五名诺贝尔奖得主齐聚一堂，他们发表宣言道：“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是振聋发聩的宣言，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更应该引起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关注。毫无疑问，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消灭人类，只有人类可以毁灭自己。这种观点并非耸人听闻，而是现实存在的。当我们将所有的文化因素都综合在一起考虑，就会发现，儒家思想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它温情脉脉，具有强烈而普遍的人文关怀色彩，反对暴力、反对强权、反对战争，提倡仁义礼智信、提倡天人合一、提倡和谐中庸，没有民族偏见和种族偏见。“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是最宝贵、最宽容、最容易被普遍接受的思想观点。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开创人和集大成者，《论语》是研究儒家思想最根本的文献。

中国文化热即将来临，而且会越来越热。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国学，国学的核心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的关键人物是孔子，了解孔子的关键是《论语》。《论语》的社会需求必定会越来越多，不单是国内，海外学习中国文化者同样离不开《论语》，因此本书的社会意义将是巨大而深远的。

在简要说明本书注疏解说体例之前，先将孔子以及儒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做一个简略的说明，这对于理解孔子思想以及《论语》本义是大有益处的。

一、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并没有到达无法修复的程度，当时许多诸侯国在处理国家政治、国与国关系中所遵循的依然是周礼。而社会主流对于人物之评价，对于是非之判断，甚至对于一些政治要人进行审判的依据也是周礼。周礼依然是社会衡量是非曲直的准则，具有普遍遵守的法规意义。实行周礼文化的华夏民族诸侯国基本是这种情况。因此孔子提倡“克己复礼”是有现实依据的，也是有现实可能性的。并不是绝对的“不可为”。

二、孔子生活的时代确实到了天下存亡的关键时期，所谓存亡主要表现在文化存亡上。当时全天下的文化状况大体是这样的：奉行华夏民族文化的诸侯国与奉行自己独特文化而并不遵从周礼的戎、狄、夷、蛮等主要少数民族国家与部落犬牙交错。这些少数民族国家并非都在周边地区，中原地区也有很多。这些国家并不奉行周礼，各自有其祭祀、节日、丧葬、服饰等文化形态。还要指出，即使在当时，华夏与夷狄的区分也是在文化而不在血缘与民族，如杞本是夏禹之后，邾本曹姓，论出身都是华夏，但因为其奉行夷狄文化而不遵守周礼，便被视作夷狄。平王东迁时，周大夫辛有到伊水，“见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辛有看到这些人披散头发在野外进行祭祀，便断言这是戎人，预言一百年后这里的周礼将要衰亡。可见当时人们最关注的是文化形态。这些国家或部落也有很强的力量和势力范围，如鲁宣公十一年，“晋郤成子求成于众狄”，强大的晋国主动要求和几个狄国结盟，可见奉行狄文化的部落与国家还是有相当的势力的。而当时很强大的赤狄就在今山西省南部，所谓的骊戎主要区域在今河南，距离洛阳和郑州都不远。而有的夷狄之国轻易就可以灭掉几个奉行周文化的小国。每到这种时候，齐国或鲁国等军事强大的诸侯国便派出军队将那些被灭之国的政权重新恢复，实际就是文化之争。孔子坚持克己复礼是很强烈地坚持继承优秀的先进文化的自觉意识。

三、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包括他出生前的很长历史时期中，鲁国保存的礼乐文化、礼器与历史文献最完整、最齐备。孔子又非常勤奋好学，自觉执行倡导礼乐文化，“子入太庙，每事问”，可见其严谨的程度。而鲁国又是当时坚持执行礼乐制度最模范的国家。当年鲁国出现内乱时，齐桓公询问管仲，鲁国是否可以讨伐，管仲回答不可，原因是鲁国实行的是周礼，根本没有动摇。鲁昭公二年，“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正是这种主客观两个方面提供了条件，促使孔子成为当时全天下掌握礼乐知识的权威，孔子所云“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话不是狂妄，而是事实。

正因为当时礼乐文化并没有完全被抛弃，如果几个大国出现几名开明有魄力的国君，如果周天子的传承中出现一两个政治明星，周文化中兴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孔子是当时掌握礼乐文化最全面、最权威的人，面临周文化被夷狄戎蛮文化取代的危险，孔子才坚决站出来，拯救华夏文化，避免文化的灭亡。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思考，孔子的目的达到了。他提倡的克己复礼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创建的儒家文化却成为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最大的文化，难道这还不是最大的成功吗？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化的影响力是长久而深刻的，与政治经济不同。

中国春秋时期是政治纷乱、战争频繁、文化多元且决定方向的关键时期，因此孔子坚持的文化大一统观念极其重要，甚至决定了其后的中国历史即使出现几百年的分裂，最终还能够统一，即所谓的“分久必合”，其他民族是没有这种状况的。孔子思想对于建设稳定、和谐、文明的社会是最好的思想资源之一，对于现实依旧有指导意义。

古今关于《论语》的书很多，但能够准确简明解释《论语》的书实在不多。现在比较通行的《论语》注本，早一点的有何晏的《论语集解》，后经北宋邢昺疏成为流传最广之版本《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中便是此书）；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诸子集成》中是此书），但此二书注释很烦琐，又没有译文，一般读者不太适合阅读，可以说除专门研究者外几乎无人读此书。新近出版影响较大的有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论语今读》理论性强，而《论语译注》注释平实，南怀瑾的《论语别裁》发挥较多，各有千秋，但因三本书各有侧重，也各有不足。

本书综合采纳古今研究者之长，并融入作者自己的心得体会，用简明通俗的语言将《论语》注释并解析出来，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论语》的桥梁。

细读部分是理解《论语》思想的关键，撰写时容易明白处尽量简明，容易产生歧义处稍加详解，最易产生误会处则条分缕析。如“贤贤易色”“唯女子与小人”“子见南子”“祝之佞”“色斯举矣”等疑难之处，都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解说。力求使读者能够领会孔子思想以及《论语》之本义，正确传达其思想意义。并结合社会现实和历史经验，适当增加一些实例来说明问题。

总之，全书写作以全面、准确、清晰地阐释出原文的本义为旨归，以准确深刻传播孔子的思想精髓为旨归。总的原则是不离经叛道，不以经注我，而是以我解经，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也”。吾是践迹而行，是否登堂入室则不敢说，但确实是“尽心焉而已”，两度春秋，“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其苦其乐，吾心自知也。

国学之根基在六经，六经之中枢在孔子，孔子之思想精粹在《论语》。《论语》是打开国学大门之钥匙。故欲进入中国古代思想之殿堂，了解中国文化之精髓者必读《论语》。本书便是对《论语》之详细解读，欲为读者真正读懂《论语》和理解孔子架设桥梁，能否达此目的有待读者诸君指教。“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经典更是如此，诚望读者诸君开诚布公，不吝赐教焉。

毕宝魁
于沈阳三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