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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皇帝最厌恶的一件事就是臣下结党，结党不仅是营私，还威胁到皇权。在打击朋党方面，朱元璋和雍正都是专家，说是专家，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招数，无非是将人从肉体上消灭，从精神上折磨。
朋党问题同样纠缠着乾隆，这个朋党问题还是雍正留下来的。我们知道，雍正有一对左膀右臂，分别是鄂尔泰和张廷玉。在鄂尔泰进入内阁之前，张廷玉已经相当于内阁首辅了，不料鄂尔泰后来居上，张廷玉心里的不痛快可想而知。
雍正死前留下遗诏，允许鄂尔泰和张廷玉百年后配享太庙，这个荣誉非常高，自大清开国到雍正去世只有十二个臣子享受到这个待遇，其中没有一个汉人。张廷玉可算是第一个汉人了。奇怪的是，无论是鄂尔泰还是张廷玉似乎都不重视这个恩典，也许这两人思想比较超前，配享太庙什么的都太空，人死后什么都没有，还是把握住生前可见的好处比较实在。
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人的关系很不好，两人都是军机大臣，都在军机处上班，但往往一整天不说一句话。不仅如此，两人还互相挖苦，互相讥讽。譬如，有一个夏天，鄂尔泰进来后摘下帽子，为了缓和气氛，问大家：“这个帽子放什么地方呢？”张廷玉冷笑道：“这顶帽子还是放在自个儿头上为妙。”鄂尔泰听了，脸色阴沉，一句话也没说，好几天鄂尔泰心情都糟糕至极。
对于鄂尔泰和张廷玉的矛盾，大家都心知肚明，于是不同的人就依据自己的好恶和师承分投到两人门下。时间长了，就形成了派别。在雍正时期，鄂尔泰和张廷玉不敢结党。乾隆时期就不一样了，首先乾隆是晚辈，他们都当过乾隆的老师，论年纪也可以做乾隆的父辈，加上两人位高权重，自然充当了党魁的角色。
乾隆很生气，忍了他们很久，直到乾隆五年（1740年）才发难。乾隆发难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皇帝，大臣仗着资历老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这让他的自尊心往哪儿搁啊？
乾隆五年（1740年）四月，乾隆召集文武百官开会，措辞严厉地警告大臣：“为人臣者有臣德，不要成天想着巴结权贵，枉自揣摩。”乾隆甚至点了鄂尔泰和张廷玉的名，当然也给他们留了面子，乾隆说鄂尔泰和张廷玉不会有党派之心，只是下面的人喜欢胡作非为，满洲的人想依附鄂尔泰，汉人想依附张廷玉。最后，乾隆愤怒地质问群臣：“你们这么瞎搞，把鄂尔泰和张廷玉当成手握大权的人，那么朕在你们眼里又算什么呢？”
群臣立刻感觉到了情况的严重性，意识到党派跟皇权的矛盾。只不过，乾隆认为满人依附鄂尔泰、汉人依附张廷玉，这个看法有些片面。固然有相当多的满人依附鄂尔泰，但是依附他的汉人更多，譬如封疆大吏张广泗、张允随就是鄂尔泰的门徒，回族人哈元生也是鄂尔泰一手提拔起来的，像杨名时、方苞、胡中藻等人跟鄂尔泰的关系也相当好。连文坛怪杰郑板桥都对鄂尔泰心悦诚服。
郑板桥也算是鄂尔泰的门生，郑板桥中进士的那年，鄂尔泰正是主考官。鄂尔泰有意把自己打造成清廉正派的儒学名臣，加上他非常爱才，所以聚集在他门下的人才特别多，其中以汉人居多。郑板桥是个愤世嫉俗的人，连乾隆都敢批评，后来还傲然辞官，这样一个人却对鄂尔泰尊敬有加，说明鄂尔泰确实有过人之处。
张廷玉与鄂尔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鄂尔泰思想开明，张廷玉则显得相对保守；如果说鄂尔泰汉化非常严重，张廷玉则满化得非常厉害，张廷玉满文非常好，能够用满文写文章，在今天肯定是个国宝级的学者；如果说鄂尔泰有尊重人的前沿意识，张廷玉身上则表现出奴才气，张廷玉为官相当谨慎圆滑，聚拢在他周围的大体是一些圆滑之人，除了蒋廷锡比较正直外，很难再找出一些正派的官员。
当然，在张廷玉的门下也不乏大量才智之士，汪由敦就是其中的优秀人物。汪由敦和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是知交，赵翼对他评价很高，说他学问冠盖当时，胸襟广阔，从不嫉妒别人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