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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岁的乾隆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力排众议，钦点张广泗平息苗疆之乱，可以说为自己的统治建立了威信。
乾隆提拔张广泗为贵州总督兼贵州巡抚，授予他三等阿达哈哈番（轻车都尉）世职，每年赏赐养廉银一万五千两。
此时的乾隆称得上是一个英明的皇帝，他并没有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而是积极将精力投入到战后的重建工作中，这项任务的艰巨程度堪比平乱。
乾隆总结了这次苗变的原因，对张广泗说：“古州之变，主要是因为苗民本属化外之民，受到我大清礼法限制，需要交纳一定的赋税，虽然我们对他们征收的赋税很少，不过是表示隶属大清而已，但苗民不懂礼教，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从今以后，免除他们的赋税。”
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初九，颁布圣旨，宣布永远免除苗民税赋，并且向苗民解释为什么要对他们用兵以及为什么要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乾隆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苗民能够沐浴皇恩，接受教化和文明的熏陶，共享太平盛世之福。本来我们对你们征的税就是全国最少的，不过是象征性地表示你们是我大清国的子民而已，没想到你们还要作乱，危害了无辜的百姓，我们不得已才发兵征剿的。
乾隆也解释了为何要免除苗民税赋。他首先肯定苗民也是自己的赤子，很多造反的苗民骨肉相离，也挺可怜的，而且大多数参与叛乱的人不过是胁从，还有不少与叛乱绝缘，所以应该加以抚恤。乾隆对大臣们说，苗民之前的税赋虽少，但不排除地方官征收苛捐杂税，只有完全免去正税，才能避免他们与地方官发生矛盾，从此各安本分，即使要闹事，也找不到理由。
乾隆颁布的另一项政策是尊重苗俗，他认为苗民的风俗和内地百姓完全不同，因此允许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比如，诉讼之事，可以按照当地的风俗来解决，不必让官员来审理。
乾隆颁布的第三项政策是屯田，这项政策乾隆是经过反复考量才决定的。张广泗曾经提议将获罪苗民的田产交给汉民来耕种，乾隆反复思考后认为不妥，他说苗民现在虽然被制服了，难保以后不出乱子，如果将叛逆苗民的田地分给汉民，恐怕有朝一日苗民会再作乱，到时候，耕种的汉民反而受害。最后，乾隆决定将这些田产用于军垦，一方面让军队能够解决粮食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有变，也可以就近防御。
吏部尚书顾琮不同意乾隆这个决定，他认为这么做是掠夺苗民的田地，让他们无以为生。对于乾纲独断的乾隆来说，反对意见当然是无效的，张广泗很好地执行了乾隆的政策，乾隆非常满意。
后来，云南总督尹继善来京，说到军垦之事，尹继善也表示反对，他的看法跟顾琮是一样的，认为这么做只会招致苗人的怨恨，有害无益。尹继善是个封疆大吏，有丰富的处理边地事务的经验。他这么说，乾隆就不得不再次权衡。最终，他决定听从劝告，取消屯兵计划。听到这个消息，张广泗急了，他上奏强烈要求屯兵，据理力争，甚至用身家性命担保。
看张广泗态度这么坚决，乾隆又动摇了，决定允许张广泗屯兵。
到了乾隆三年（1738年）时，两广总督鄂弥达上了一篇很长的奏疏，大谈苗疆屯兵的害处。一、苗人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谋生，过去田地有余，能够养家糊口，如果收了他们的田地，将来人多地少，势必连生活都成问题；二、屯兵不会自己耕种，将来肯定会雇佣苗人来耕种，久而久之，苗人的地位就会等同于奴隶，这里本来是苗人的田产，现在世世代代反而被外人奴役，不出十五年，恐怕会再次出现叛乱。
乾隆看了后，思想再次动摇，他甚至说这道奏疏的意思跟自己的想法一致。但张广泗是封疆大吏，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他办的，他请示要屯兵，我也不好驳他面子，不过我始终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
乾隆再次把自己和大臣们的意见谕示张广泗，希望他做出回应。
张广泗不愧是一个强硬派，仍然坚持要屯兵，大谈这么做的好处。根据张广泗的说法，屯兵是必须的，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必须得这样，才能保证苗疆的稳定。针对反对派意见，张广泗一一反驳，他说屯兵的田是那些已经绝了户的苗人田地，至于没有绝户的田地仍然归苗人自己保留。张广泗还保证说，一定让军人自己耕种，绝不让他们奴役苗人，而且张广泗还说苗人的荒地非常多，绝不会出现人多地少的局面。张广泗最后表示，自己一定严格军纪，不让士兵侵犯苗人田地。
乾隆帝终于被张广泗说服了，最后拍板同意张广泗的意见，但他要求张广泗一定要抚恤苗民，千万不能让他们再生出事端。
事实证明，张广泗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不仅维护了苗疆的稳定，还促进了苗疆的经济繁荣。以前，苗疆没有的小麦、高粱、小米、黄豆、芝麻、麦子等农作物，全都移植过来了。军垦之后，收成也非常好，军队的吃饭问题解决了，不用再像以前一样从其他省份运送军粮到贵州。
苗疆以前没有市场，现在有市场有商贩，种植物也不再局限于农作物，也有一些经济作物，譬如茶叶、桐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