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枪没有指着我，他只是拿着它。

这是一把中口径自动手枪，外国货，不是柯尔特或萨维奇。苍白疲惫的脸、伤疤、竖起的衣领、压得很低的帽子，这简直就是一个从警匪片里走出来的人。

“你把我送到蒂华纳去吧，我要赶10点15分的飞机，”他说，“我有护照、签证，一切都准备好了，除了交通问题。因为某些原因，我不能从洛杉矶出发。这一趟我给你500美元怎么样？”

我站在门口，没让他进来。“500美元，外加一把手枪？”我问。

他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眼那把枪，然后把它放进口袋。

“这是护身用的，”他说，“为了你，而不是我。”

“进来吧，”我侧身示意他进屋，他精疲力竭，像是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冲进来，瘫在沙发上。

客厅依然很暗，因为房东任由灌木丛疯长，遮蔽了窗户。我打开台灯，跟他要了一根烟点上。我看着他，拨弄着本来就已经乱糟糟的头发，依旧摆出不耐烦的笑容。

“我是怎么了，居然在这么美妙的早晨睡懒觉。已经10点15分了？嗯，还有不少时间。咱们去厨房吧，我去煮点咖啡。”

“我现在有大麻烦了，探子。”这是他第一次叫我探子。不过这和他这次来的风格一样，他的穿着，他的枪。”

“今天天气真好啊，微风轻拂，你都可以听到街对面的老桉树在窃窃私语，聊着当年在澳洲时，小袋鼠们在树枝下跳，考拉们骑在彼此的背上。是啊，我大概知道你遇到了麻烦。我喝几杯咖啡后，咱们再谈吧。刚起床时我总是不大有精神，我要和哈金斯先生和杨先生商议一下。”

“听着，马洛。现在不是……”

“别怕。哈金斯先生和杨先生是最棒的。他们做出了哈金斯—杨咖啡。这是他们一生的事业，是他们的骄傲和乐趣。总有一天，我会看到他们得到应得的认可。眼下他们只是在赚钱，不过他们绝不会满足于此。”

我一边漫无边际地唠叨，一边走进厨房。我打开热水龙头，从架子上取下咖啡壶，把吸管放到水里蘸了一下，量好咖啡倒进上面的容器。我把冒着热气的水装满下面的容器，放在炉子上，再把两部分拧到一起。

这时，他跟过来，靠在门边往里看了看，挤进早餐区，然后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他还在发抖，我从架子上取下一瓶“老祖父”威士忌，倒了一大杯给他。我知道他需要一个大杯子。即便如此，他还是只能用双手捧着才能端起来，他喝了一大口，把杯子重重地放在桌子上，又斜倚在椅子上。

“我要晕了，”他说，“昨天一夜没睡，那感觉就像是一个星期没合眼一样。”

咖啡快要煮开了。我把火调小了一点，看着壶里的水往上升。我让水在玻璃管底部留了一会儿，再把火开大，等水刚漫过小圆顶，就马上调小。我搅了搅咖啡，又盖上盖子，定时3分钟。

我是一个做事很有条理的人。任何事都不会干扰我煮咖啡的程序，哪怕有一个歹徒拿枪顶着我。

我又给他倒了点威士忌。“就坐着吧，”我说，“什么都别说。”

他用一只手端起这杯威士忌。我去卫生间快速洗了一下，回来时计时器的铃声刚好响了。我关上火，把咖啡壶放到桌上的一个垫子上。

我为什么要写得如此详细？因为紧张的气氛放大了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使之成为表演，使之独特而重要。在这高度敏感的时刻，无论你下意识的动作多么根深蒂固，它们都变得不自然。

你就像是个学走路的小儿麻痹症患者，没有一件事是理所当然的，一件都没有。

咖啡融进水里，空气也流了进来，发出嘶嘶的声音。咖啡煮开了，渐渐平静下来。我移开壶盖，放到滴水板上。

我倒了两杯咖啡，又往他的杯子里加了点威士忌。“给你黑咖啡，特里。”我给自己的杯子里加了两块糖和一些奶油。现在，我慢慢清醒了，我都没意识到刚才自己是怎么打开冰箱取出奶油的。

我坐在他对面。他一直坐着不动，僵硬地蜷缩在角落里。接着，他毫无征兆地伏在桌子上啜泣起来。

我伸出手去，把枪从他口袋里掏了出来。这是一把7.65毫米口径的毛瑟枪，很迷人。我闻了闻，拉开弹夹，子弹满满的，一发不缺。

他抬起头，看到咖啡，缓缓喝了几口，没看我。“我没开枪杀人。”

“最近应该没用过，否则这枪一定擦过。我想你没朝别人开过枪。”

“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他说。

“等等！”我快速喝完咖啡，差点被烫到，然后又倒了一杯。“是这样，”我说，“你要注意你说的话，如果你真的想让我把你送到蒂华纳，有两件事你一定不能跟我说。第一——你在听吗？”

他轻轻点了点头，眼神空洞地看着我头顶的天花板。这天早晨，他脸上的疤呈乌青色，面色惨白，但伤疤仍然像往常一样引人注目。

“第一，”我缓缓地重复道，“如果你犯了罪，或是做了任何法律认定是犯罪的事，我指的是重罪，我不能知道。第二，如果你知道有人犯了罪，我也不能知道。除非你不想让我带你去蒂华纳，你明白吗？”

他看着我的眼睛，眼神专注但毫无生气。他喝下咖啡，情绪稍稍稳定了一点，但脸上仍然没有血色。我又给他倒了点咖啡，还有点威士忌。

“我跟你说过，我有麻烦了。”

“我听到了。我不想知道是什么麻烦。我要工作，要谋生，不能被吊销执照。”

“我可以拿枪逼你去。”他说。

我笑了起来，把枪放在桌上。他低头看了看，没碰它。

“你不可能拿枪押着我送你去蒂华纳，特里。你没法押着我过边境，上飞机。我偶尔会和枪打交道。我们别再聊枪的事了。要是我告诉警察，我很害怕，不得不按你的要求做，那就有意思了。当然，如果我并不知道有什么要告诉警察的，那就不一样了。”

“听着，”他说，“中午之前，没人敲她的门。仆人们知道，在她睡懒觉的时候，最好别打扰她。到了中午，女仆就会敲门进去，但发现屋里没人。”

我品着咖啡，一言不发。

“女仆会发现她根本没在床上睡，接着就去其他地方看。离主屋后面颇远的地方有栋大客室，有自己的车库和专用车道。西尔维娅就在那里过的夜。女仆会在那里发现她。”

我皱了下眉。“我要仔细地向你提问，特里。她有没有可能没在家过夜？”

“她的房间里满是她自己乱扔的衣服，她从不把衣服好好挂起来。女仆知道，她只在睡衣外裹了件袍子就跑出去了，所以只能是去那里。”

“不一定吧。”我说。

“肯定是去了客房，你以为他们不知道客房里发生了什么？下人们的消息最灵通了。”

“下个话题。”我说。

他用手指沿着没疤的半边脸使劲按下去，留下了一道红印。“在客房里，”他缓缓地说，“女仆会发现——”

“西尔维娅烂醉如泥，瘫软在地，面如死灰，全身冰凉。”我挖苦道。

“哦，”他想了好一会儿，说，“应该是这样，西尔维娅不是酒鬼。不过如果她喝多了，也会变得很极端。”

“故事结束了，”我说，“或是马上就要结束。让我即兴发挥一下。上次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我对你有点粗鲁，把你扔下独自走了。那次你确实很让人烦。后来我想了想，觉得你只是在自嘲，以摆脱一种大难临头的恐惧。你说你有护照和签证。要拿到去墨西哥的签证是要花点时间的，他们并不会随便让什么人都入境。看来你已经准备了不少时间。我还在好奇你能坚持多久。”

“我觉得自己还有义务待在她身边，她或许还有些地方需要我，除了让我做花瓶，以免老头子疑心太重。还有，我半夜曾给你打过电话。”

“我睡得沉，没听见。”

“之后，我去了一家土耳其浴室，待了几个小时，做了桑拿，池浴、淋浴后，还做了按摩，打了好几个电话。我把车停在了‘拉布雷亚和喷泉’车站。我从那里走过来，没人看见我走进你家这条街。”

“这些电话和我有关系吗？”

“一个打给了哈伦·波特。老头昨天乘飞机去了帕萨迪纳处理生意上的一些事。他没来我家。我费了好大劲才联系上他，总算跟我通了话。我告诉他，我很抱歉，马上就要离开了。”他说这些话时，眼睛斜看着水槽上面的窗户，抚着纱窗的金钟花丛。

“他是什么反应？”

“他很遗憾，祝我好运，还问我需不需要钱。”特里生硬地笑了一下。“钱，永远是他字典里的第一个字。我说我还有很多钱。接着，我打电话给西尔维娅的姐姐。对话也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想问一下，你在客房里发现过她和其他男人在一起吗？”

他摇了摇头。“我从没这么做过。不过要发现一点也不难。”

“你的咖啡凉了。”

“我喝不下了。”

“很多男人，啊？不过你还是回来和她复婚了。她的确很性感，然而——”

“我告诉过你，我不是个强者。唉，我第一次为什么离开她？后来，为什么我每次见到她都喝得烂醉？为什么我宁愿跌进沟里也不问她要钱？在我之前，她还结过五次婚。只要她招呼一声，哪个人都会回心转意，不止是为了那上百万的资产。”

“她很漂亮。”我说。我看了看表。“为什么非要坐10点15分的飞机？”

“那班DC-3飞机总有空位。洛杉矶人更喜欢坐康尼飞机，7小时就能到墨西哥。没人愿意搭乘DC-3翻山越岭。而且，我要去的地方康尼也不停。”

我站起来，靠在水槽边。“现在我来梳理一下，别打断我。今天早上，你情绪激动地来找我，想让我送你去蒂华纳赶早班飞机。你口袋里有把枪，但我可以当作没看见。你告诉我你忍了很久，昨天晚上终于爆发了。你发现你老婆喝得烂醉，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你离开家，到了土耳其浴室想静静，一直待到早晨。你给你老婆最亲的两个人打了电话。你要去哪里和我无关。你有墨西哥入境所需的证件。你怎么去也和我无关。我们是朋友，我会照你说的去做，不会多想。为什么不呢？你没给我一点钱。你有车，不过你心烦意乱，不想自己开车。这也是你自己的事。你是个情绪化的人，在战场上受过重伤。我觉得我应该把你的车开过来，找个地方存放。”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皮质钥匙夹，从桌子那边推过来给我。

“听上去怎么样？”他问道。

“那要看是谁在听。我还没说完。你出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你岳父给的一些钱。你没带走她给你的任何东西，包括停在拉布雷亚和喷泉站的豪车。你想走得一干二净。好吧，我能接受。我要去刮胡子，换个衣服。”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马洛？”

“我刮胡子的时候，你可以再喝点酒。”

我走出去，他蜷缩在厨房的角落里，依然戴着那顶帽子，穿着那件薄大衣。现在，他的气色变好了一点。

我走进卫生间，刮了胡子，然后回卧室打领带。他走过来，站在门口。“我洗了杯子，以防万一，”他说，“我在想，也许你最好打电话报警。”

“要报警你自己去报，我没什么要告诉警察的。”

“你要我报警？”

我猛地转过身，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见鬼！”我几乎是在吼，“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就不能安分点？”

“我很抱歉。”

“你当然要道歉。像你这样的人总是在道歉，而且总是说得太迟。”

他转过身，沿着走廊走回客厅。

我穿好衣服，锁上卧室门。我走进客厅，发现他已经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头歪向一边，面无血色，身体瘫软无力。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才慢慢醒了过来，好像他和我之间隔了很远的距离。

我说：“那个箱子怎么处理？那个白猪皮革做的东西还在我壁橱上面的架子上放着。”

“它是空的，”他显得很没兴趣，“而且太招眼了。”

“如果你不带个箱子，会更招眼。”

我走回卧室，踩着梯子把箱子从高处的架子上取下来。天花板的正方形活板就在我头顶，我推开活板，手尽可能伸进去，把他的皮质钥匙夹放到一个布满灰尘的柱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后面。

我拎着手提箱爬下来，掸去灰尘，往里面放了些东西：一套没穿过的睡衣、牙膏，备用牙刷、几条便宜的毛巾、一包棉手帕、一管标价15美分的刮胡膏，还有那种买一包刀片附赠的刮胡刀。都是没用过、没标记也不显眼的东西，还没有他自己的东西高档。我又往里面放了一瓶带包装的一品托波旁威士忌。我锁上箱子，把钥匙留在锁孔里，提了出去。他又睡着了。我没叫醒他，打开门，带着箱子去了车库，放在敞篷车前座背后。我把车开出来，锁上车库，回来把他叫醒。我关上窗锁上门，我们就离开了。

我开得很快，但没快到会招来警察。路上我们几乎都没说话，也没停下车吃饭，因为时间不多了。

边检的人没说什么。蒂华纳机场位于一片多风的平顶山上，我开上山坡，停在机场办公楼附近。我坐在车里，特里去买机票。DC-3的螺旋桨已经开始转了，在预热引擎。一位高大帅气、身穿灰制服的飞行员在跟四个人聊天。其中一个约有1.93米，腰间别着枪套，他旁边站着一个穿宽松裤子的女孩，一个矮小的中年男子，还有一个灰白头发的女人，个头很高，相比之下，那个中年男人显得更矮了。周围还有三四个人，一看就知道来自墨西哥。

这些应该就是这趟飞机的全部乘客了。扶梯已经架好，不过好像没人急着登机。一位墨西哥空乘走下飞机迎接，因为好像没有扩音设备。墨西哥乘客登上了飞机，但飞行员还在跟那几个美国人聊天。

一辆大帕卡德轿车停在我旁边。我伸出头看了一眼它的牌照。或许，有一天我能真正学会不多管闲事。我探出脑袋时，发现那个高个女人朝我的方向望了过来。

这时，特里沿着尘土飞扬的碎石路走了回来。

“手续都办好了，”他说，“该说再见了。”

他握了握我的手。他现在的气色看起来不错，只是显得很疲倦。

我从车里把猪皮革手提箱拿出来，放到石子路上，他有点生气地看着它。

“我跟你说过，我不想要它。”他厉声道。

“里面有一瓶好酒，特里。还有些睡衣之类的东西，都不显眼。如果你不需要，可以检查一下，然后扔掉。”

“我有我的道理。”他生硬地说。

“我也有我的道理。”

他突然微笑起来，接过手提箱，空着的手用力握了握我的手。“好吧，老兄，听你的。记住，万一情况紧急，你就自己看着办，你不欠我什么。我们喝过几次酒，有些交情，但我聊自己的事太多了。我在你的咖啡罐里留了500美元，别生我的气。”

“希望你没留。”

“我身上还有不少钱。”

“祝你好运，特里。”

两个美国人登上了飞机。一个长着宽脸盘、黑黑的矮胖男人从办公楼里出来，招了招手，然后指了指特里。

“上飞机吧，”我说，“我知道你没杀她。所以我会送你过来。”

他站住了，身体变得僵硬，慢慢转过身来。

“对不起，”他轻轻地说，“但是你错了。现在我会慢慢往上走，你有足够的时间把我拦住。”

他继续走，我看着他。站在办公楼门口的那个人在等着，没显得不耐烦，墨西哥人很少有这样的。他走下来，拍拍手提箱，冲特里咧嘴笑了笑，接着让到一边，让特里进去。

他穿过办公楼，从另一侧出来，那一侧是入境海关工作的地方。他走得依然很慢，走过碎石路，登上扶梯。他停在那里，回头看着我，没挥手也没致意。我也没有。然后他进了机舱。扶梯被挪走了。

我坐进奥兹车，踩油门、倒车、掉头，穿过停车场。那个高个女人和矮个子男人还在停机坪上，女人挥了挥手帕。飞机开始发动，向机场边缘滑行，扬起漫天尘土，在远处转了个弯，马达在一阵轰鸣声中加速旋转，飞机也开始慢慢提速。

飞机和尘土腾空而起。我望着它升入空中，随着一阵风，向着东南方向消失在湛蓝的天际。

然后我就离开了，边境关卡那里几乎没人看我一眼，好像我的脸像表盘上的指针那样平淡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