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被遗忘的记忆并没有消失。它们依然为患者所拥有，并且随时会在联想到患者仍然记得的事情时浮现出来。但是，确实有某种力量在阻止它们成为有意识的，并且迫使它们保持在无意识之中。

女士们，先生们：

大约在布洛伊尔对其病人实施“谈话疗法”的同一时期，巴黎的伟大的沙可 （Charcot） 开始了在萨尔佩特利埃医院对癔症病人的研究，这些研究将会导致对这种疾病产生新的理解。当时他的研究发现不可能在维也纳被人们所熟知。但是，10年之后，当布洛伊尔和我发表了我们关于癔症现象之心理机制的“绪论” （preliminary communication） 时，我们已经完全被沙可的研究迷住了。我们把患者致病的体验视为心理创伤，并且认为它们与躯体创伤是等同的，躯体创伤对癔症性瘫痪的影响早已在沙可那里得到了确认；沙可已经在催眠状态下人为地再现了那些创伤性瘫痪，而布洛伊尔关于类催眠状态的假设只不过是对这个事实的反映而已。

1885—1886年，我成了这位伟大的法国观察家的学生，他自己并不倾向于采取心理学的观点。正是他的学生皮埃尔·让内 （Pierre Janet) 第一次尝试对在癔症中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心理过程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当我们把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作为我们研究的中心时，我们遵循的就是让内的先例。你们在让内那里将会发现这样一种癔症理论，它把在法国流行的关于遗传与退化所发挥的作用的观点考虑在内了。根据让内的看法，癔症是神经系统发生退化改变的一种形式，表现为心理综合能力的先天虚弱。他相信，癔症患者先天地就无法把复杂多样的心理过程统合成一个统一体，因而才会引发精神分裂的倾向。如果允许我打一个普通却清楚的比方的话，让内的那位癔症病人使我们想起了一个体质虚弱的女人，她出门去商店购物，现在要回家了。她带着很多包与箱子。她的两只胳膊和十个手指拿不了这么一大堆东西。所以，一开始就有一样东西从她手上掉了下来。当她弯下腰想要把东西捡起来时，另一样东西又不受控制地掉了下来，如此反复。当我们发现在癔症病人发生能力减弱这种现象的同时，还可以观察到能力部分增长的例子，仿佛借助于补偿似的，此时癔症病人的这种假设的心理虚弱也就得不到证实了。当布洛伊尔的病人忘记了她的母语和任何其他语言，而只记得英语时，她对英语的掌握竟然达到了如此高的程度，以致如果让她翻开一本德语书，她就能直接读出正确而流畅的英语译文。

后来，当我继续对布洛伊尔开创的研究工作做出自己的解释时，我很快就得出了关于癔症性分裂 （意识分裂） 之起源的另一种观点。这种对其后的一切都具有决定意义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并不是像让内那样从实验室中的实验开始的，而是从一开始心中就抱着治疗的目的。

首先是实践的需要驱使我奋力向前的。布洛伊尔所采用的那种宣泄疗法预先假定要使病人处在深度催眠状态，因为只有在某种催眠状态下，他才能获得对病人在正常状态下遗忘了的致病联系的了解。但是，我很快就开始不喜欢催眠术了，因为催眠术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几乎可以说是神秘莫测的伙伴。当我发现，尽管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也只能成功地使我的一部分患者进入催眠状态时，我便决定放弃催眠术，把宣泄疗法从其中独立出来。既然我无法随心所欲地改变我的大多数患者的心理状态，我便开始着手研究处于正常状态时的患者。最初，我必须承认，这似乎是一项毫无意义、毫无希望的事业。我面对的任务是从患者那里了解一些我不知道而且连患者也不知道的事情。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希望了解到这些东西呢？但是，当我回想起我在南锡和伯恩海姆 （Bernheim） 一起工作时目睹的一个最著名且最有指导意义的实验时，我茅塞顿开。伯恩海姆向我们演示说，那些被他置于催眠的梦游状态的人，以及在那种状态下体验到各种经历的人，只是看起来在梦游期间丧失了对他们体验到的事情的记忆，但这些体验有可能在正常状态下得到恢复。的确如此，当他就患者的梦游体验进行询问时，患者们一开始坚持认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但是，如果他拒绝让步，坚持并使他们确信，他们对此有所了解，那些被遗忘的体验就必然会再次出现。

于是，我对我的患者也如法炮制。当我进行到这个关键时刻，患者们坚持认为他们再也不知道更多的事情时，我就使他们确信，他们对此是知道的，只要他们说出来即可。我甚至大胆地宣称，当我把手放到他们的额头上时，那些正确的记忆就会出现在他们的脑海中。无须使用催眠术，我仅用那种方式就成功地从患者身上获得了所需要的一切，从而确定了患者已经遗忘的致病情景和那些情景所遗留下来的症状之间的联系。但是，这是一种很耗费体力的方法，从长远来看这也是一种令人精疲力竭的方法；而且不适合用作永久的技术。

但是，在我使用这种方法进行观察并获得决定性的证据之前，我一直没有放弃。我发现了证实以下事实的证据：被遗忘的记忆并没有消失。它们依然为患者所拥有，并且随时会在联想到患者仍然记得的事情时浮现出来。但是，确实有某种力量在阻止它们成为有意识的，并且迫使它们保持在无意识之中。这种力量的存在当然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如果一个人试图把无意识的记忆引入患者的意识之中，那么他就会觉知到一种与此相对应的力量在与之对抗。这种保持病态状况的力量在患者身上以抵抗 （resistance） 的形式表现出来。

正是基于这种抵抗的观念，我才建立了我对癔症中心理事件之过程的看法。为了取得使病人康复的效果，消除这些抵抗就被证明是有必要的。从治愈的机制出发，现在已经有可能对这种疾病的起源形成某种相当明确的看法。以抵抗的形式出现，现在开始阻止被遗忘的材料成为有意识的那些相同的力量，以前必定就曾经导致过遗忘，而且必定曾把那些致病的体验排除在意识之外。我把这个假设的过程命名为“压抑” （repression） ，我认为这可以用抵抗的不可否认的存在来证明。

此时人们可能会提出另一个问题：这些力量是什么？我们现在认为压抑是癔症的致病机制，那么压抑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通过宣泄疗法我们开始认识到那些致病的情景，对致病情景的比较研究就使我们能够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所有这些体验都包含着某种愿望冲动的出现，这种愿望冲动与主体的其他愿望截然相反，而且被证明与其人格中的伦理标准和美学标准互不相容。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冲突，这种内部斗争的结果是，在意识面前作为这种不可调和的愿望之手段而出现的观念，成了压抑的牺牲品，连同所有与之相关联的记忆，都被排除在意识之外，而且被遗忘了。因此，这种愿望与患者自我的不相容性就是压抑的动机，主体的伦理标准和其他标准则是压抑的力量。接受这种不相容的愿望冲动或者延长这种冲突就会产生高度的不愉快，这种不愉快可以借助于压抑来避免，因此可以把压抑视为旨在保护心理人格的手段之一。

我不想占用这个地方讲太多的例子，我只讲述我的一个病例，在这个病例中压抑的决定因素和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就我目前的目的而言，我将不得不再次压缩这个病历，并且省略某些重要的基本材料。我的患者是一位姑娘，她在参与了对其父亲的护理之后失去了她深爱的父亲——这种情况与布洛伊尔的那位患者情况相似。此后不久她的姐姐结婚了，她的新姐夫在她心中唤起了一种独特的同情感，这种情感很容易被掩盖在家庭感情的伪装之下。此后不久她的姐姐生病去世了，这位患者和她的母亲都不在身边。当她们被匆忙地召唤回来时，她们对这个悲剧事件没有任何确切的信息。当这位姑娘赶到去世的姐姐床边时，在她的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可以用以下这句话来表达：“现在他自由了，可以娶我了。”我们可以明确地假设，这个念头把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对姐夫的深切爱恋在其潜意识中显露出来，而在片刻之后这个念头又被压抑下去，因为这个念头与其情感是相对抗的。这位姑娘病倒了，患上了严重的癔症；而当她接受我的治疗时，她完全忘记了在她姐姐床边的那个场景，也忘记了在她心中浮现出来的那种可憎的自私冲动。在治疗期间她又回忆起了，并且以最为强烈的情绪表现把那个致病的时刻再现出来，这次治疗的结果是，她恢复了健康。

或许我可以从当前我们的实际情境中做一个粗略的类比，对压抑及其与抵抗的必然联系给你们提供一个更为生动的描绘。我们不妨假设，在这个演讲室里，在这些听众中间，你们模范的安静和专心听讲令我非常感激，但是有一个人在制造干扰，他发出毫无礼貌的笑声，喋喋不休，并且用脚在地上蹭来蹭去，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我不得不宣布我无法把演讲继续下去了。因此，你们中间有三四个比较强壮的人便站起身来，经过短时间的打斗，把这个捣乱者赶出了大门。所以，现在他就被“压抑”了，而我又可以继续我的演讲了。但是，为了使干扰不会再次出现，避免那个被赶出门外的人再次进入演讲室，那些将我的意愿付诸实施的先生用他们的椅子顶住门，从而在压抑完成之后又建立起了一道“抵抗”。如果现在你们把这两个有关的场所翻译成“意识”和“无意识”，那么在你们面前就会呈现出一幅关于压抑过程的相当完美的图画。

现在你们将会看出我们的观点和让内的观点究竟差异何在。我们并不认为精神分裂源自心理器官先天的综合能力缺失。我们从对立的心理力量的冲突这个角度对此做动态的解释，并且把精神分裂看作两个相互对立的心理集合体积极斗争的结果。但是，我们的观点又会引起很多新的问题。心理冲突的情境是非常普遍的，自我努力回避痛苦的回忆而又不会产生精神分裂的结果，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相当经常地发生的。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做出反思：如果这种冲突将导致分裂，那一定存在着更深一层的决定因素。我也很愿意向你们承认，关于压抑的这个假设并没有使我们面临着心理学理论的终结，而是心理学理论的开端。不管怎么说，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而且要获得全面的知识还必须等待更进一步和更深入研究的结果。

尝试用压抑的观点来解释布洛伊尔患者的病例是不可取的。那个病例不适合于这个目标，因为其研究发现是借助于催眠的影响而获得的。只有当你们排除催眠疗法，你们才能观察到抵抗和压抑，并对事件导致疾病的真实过程形成某种恰当的观点。催眠术掩盖了这种抵抗，并使心灵的某一领域可以进入；但是，与此相反，它在这个领域的边界处用抵抗又建立起一堵墙，使墙后面的一切都无法被接近。

我们从布洛伊尔的观察中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教训就是它所证明的东西，关于症状与致病的体验或心理创伤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现在一定不要忽略从压抑理论的立场来考虑这些研究发现。乍一看似乎确实无法从压抑追溯出一条通往症状形成的道路。我不想对此做复杂的理论阐述，而是回到我早先用来解释压抑的那个比喻中去。如果你们开始这样想，把那个捣乱者驱赶出去并且在门口设岗，并不意味着这个故事的结束。那个被驱赶出去的人，会变得非常痛苦而且不计后果，这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麻烦。他确实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我们已经摆脱了他的在场，使他无法发出侮辱性的笑声，也无法做出低声的评论了。但是，在某些方面这种压抑是不成功的；因为现在他在门外做出了不可容忍的行为，他大喊大叫，用拳头“砰砰”地砸门，这些甚至比他以前的不良行为对我的演讲造成的干扰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尊敬的校长斯坦利·霍尔博士愿意扮演调解者与和事佬这个角色的话，我们不可能不感到高兴。他会与外面那个任性的家伙谈一谈，然后带着一个要求回到我们中间，外面那个人要求人们重新接纳他：霍尔博士担保，那个人现在的行为会好一些。鉴于霍尔博士的权威，我们决定接触压抑，和平与宁静得以恢复。对于医生用精神分析方法治疗神经症这个任务来说，这种描述呈现了一幅确实不错的图景。

把这件事情说得更直接一些，对癔症患者和其他神经症患者的研究导致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对不可容忍的愿望所依附的那种观念的压抑是失败的。他们确实把这种观念驱逐出意识和记忆之外了，并且显然使他们免于遭受大量的不快乐。但是，这种被压抑的愿望冲动仍然在无意识中存在着。它随时关注着被激活的机会，当机会来临时，那种被压抑的观念就会以某种伪装的和无法识别的替代物的形式成功地进入意识之中，而原本希望通过压抑而被免除的同样的不愉快感受则很快与此联系在一起了。对被压抑观念的这个替代物——症状——能够抵抗来自防御性自我的进一步攻击；为了取代短暂的冲突，现在又出现了一种并不随时间的流逝而终结的病症。在症状扭曲的临床表现中，我们可以追溯到与最初被压抑的观念有某种间接类似性的残留物。替代物发挥作用的途径可以在对病人的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寻觅到踪迹，为了使患者康复，就必须引导症状沿着同样的道路回溯，使之再次变成被压抑的观念。如果被压抑的事物再次被带回到有意识的心理活动之中——这是一个以克服大量抵抗为前提的过程——由此而导致的，病人曾试图避免的心理冲突，就能在医生的指导下，达到比压抑所提供的结果更好的结果。有许多这种适当的解决方法，可以使冲突和神经症获得美好的结局，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方法还可以结合起来使用。我们可以使患者的人格确信，对导致疾病的愿望的拒绝是错误的，而且有可能引导他们全部或部分地接受这种愿望；或者使愿望本身指向一个更高的，因而不会遭人反对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愿望的“升华”） ；或者把对愿望的拒绝看作正当合理的拒绝，但是那种自主，因而也是无效的压抑机制，则可能会在人类最高级的心理机能的帮助下，被一种谴责判断所取代——对愿望的意识控制就是这样获得的。

如果在现在被称为精神分析的这种治疗方法所采纳的这些基本论点上，我未能给你们提供更为清晰易懂的阐释，请你们一定要原谅我。困难之处不仅在于这个主题的新颖性。那些虽然受到压抑，却依然使它们在无意识中的存在可以被人们感知到的不相容的愿望的本质是什么？在压抑可能出现失败，或者某种替代物或症状可能形成之前，那些在任何人身上都必定存在的主观的和构造上的决定因素究竟是什么？——对所有这些问题我将在以后的某些论述中予以更为明确的阐述。 JanL2x6lkFiDexbAKArp0RTVOYzp7u4JHJ+bwVAgtriAvc6c4aAXUaGe2WUB8V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