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当代》结缘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准确的时间和地点，印象都很模糊了。记得很清楚的是周昌义老师的眼睛，不太望人，瞟你一眼，又望到别处。据周老师在他的《文坛那些事》里的回忆，似乎是《当代》到湖南办笔会，他和胡德培老师迟到了，而我则是早退。俗身不由己，赶回去上班。我们是在路上碰见的，经人介绍握了手，匆匆别过。周老师似乎是穿着马甲，衣服上好多口袋。事后，我寄了中篇小说《今夕何夕》去，没多久就接到电话，采用了。此后，连续在《当代》发表了中篇小说《夜郎西》和《夏秋冬》。这是1996年到1997年的事。

大约是1997年底，刘稚老师打电话来，说她是周昌义的同事，约我写长篇小说。我早就有写长篇小说的冲动，只因尚未学会电脑书写，找理由偷懒。总想，要写那么多字，太恐怖了，等学会了电脑书写再说吧。

我办公室有一台386电脑，用深红色窗帘布盖着，已蒙尘多年。同事间，没有任何人会用它。一天夜里，我独自在办公室，揭开电脑上的窗帘布，摸索着开了电脑。我普通话不标准，便学五笔输入。头两天就像捉虫，弄得腰酸背痛都敲不了几个字。一个星期，我把《桃花源记》默写下来，打字就很熟练了。

我仍不急着写长篇，先写一个中篇小说。《湖南文学》的约稿，我得先把稿债交了。那个中篇小说叫《蜗牛》，篇名同我当时电脑书写的速度暗合。写完这个中篇小说，我打字水平已是专业级了。

没想到，事故从天而降。我的长篇小说写了三万多字，电脑屏幕突然飘起红色雪花，纷纷扬扬，无休无止。键盘上的任何键子都失灵了。只得硬关机。但是，电脑重启之后，再也找不到我写的半个字。

那种崩溃的感觉是无可名状的。

第二天，我上街买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应该是486吧。凭着记忆，重写那三万多字。可总感觉不如先前写的好，但那些文字已不在人间了。吸取教训，我同时买了软盘，每天写完都储存下来。记得当时，五寸软盘刚刚淘汰，用的是三寸盘。现在回想电脑代次386、486和软盘，简直是石器时代，但当时却是感慨科技进步真快！

写到十几万字，周昌义和刘稚两位老师都说想先看看。我便打印出来，寄往北京。很快，两位老师都来电话，说稿子很棒，好好接着写吧。当时，小说并没有想好名字。

受到鼓舞，当然是高兴的。但我能够用来写作的时间并不多。白天上班开不得小差，晚上加班写公文也是常有的事。有时忙起来，一个多月都没去碰小说稿。等有空了，打开电脑，得先读几万字，找回头绪和语感，再写下去。

终于，大约在1998年底，我把长篇小说写完了。寄出软盘的前天，才想好这部小说叫《国画》。

小说先在《当代》上发表节选，再于1999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首印20000册。头一次出版长篇小说，并不知道这个印数意味着什么。我也没想到这部小说会畅销到洛阳纸贵，三个月之内居然加印五次，印到了105000册。

从那以后，我每到北京出差，都会去人民文学出版社看看我的老师们。陪着吃饭的总是周昌义、洪清波、杨新岚、刘稚、孔令燕等诸位老师。他们开着自家的车子，带着我去怀柔爬“野长城”，去山海关吃皮皮虾。结账的时候，他们都是AA制，却偏不肯让我出钱。我私下想得却很世故：杂志社招待作家好歹也是公务，这可爱的编辑们干吗自己掏钱呢？

那位眼睛不太望人的周昌义老师，待我实在是青眼有加。他对人说过，王跃文的稿件文字很干净，做他的责编很轻松，要不是为了政治把关，连发稿程序都可以免了。我后来读周老师《文坛那些事》，方知他可是位会算计的先生！刘稚老师想约我写长篇小说，征求他的意见。他喜欢我的中篇小说，可对我能否写好长篇小说，心里是存疑的。他的说法是，我的中篇小说取胜在于某种味道，而靠味道撑长篇小说不太可能。可这老狐狸话不说破，只让刘稚找我约稿。我哪里知道，自己埋头写了一年长篇小说，都在敬爱的周老师的“算计”中。没想到，周老师“失算”了。他接受别人访谈时说：我发现自己错了！我以为味道很难支撑几十万字，没想到王跃文支撑住了，而且比用那些结结实实的跌宕起伏波澜壮阔支撑得更结实、更美妙、更天然。

致敬朴实而高贵的《当代》，致敬AA制的编辑老师们！

责任编辑 杨新岚 LeBJgMT5zaTlsWAbqxaU53ovqsYek6+uc3cJccJ34HggEQV/6e01EzlWYqeR+1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