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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当代》杂志创刊40周年

《当代》杂志创刊四十周年,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谈论这个刊物四十年来对中国文学的意义和贡献。这里我只想从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的设立,谈《当代》和这个奖项的不一样。我们知道,从“诺贝尔文学奖”开始,任何一个文学奖项都充满了争议和不同看法。这当然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任何奖项都有它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而且获奖也不是评价一部作品的唯一标准。但是,文学评奖是文学经典化的一部分,是对某种创作倾向的张扬和鼓励,是作家和作品被认同的方式之一。除此之外,评奖还会给作家带来程度不同的实际利益。对评奖的不同声音,大体与评奖隐含的上述诉求有关。

但是,《当代》的评奖多有不同。1999年以来,举办《当代》文学拉力赛,坚持公开评委名单,公开评委评语,公开评委投票的原则,使之成为透明度和公信度最高的文学奖项。2004年起,《当代》杂志社增出长篇小说选刊《当代长篇小说选刊》,双月出版。同年,《当代》杂志启动了“长篇小说年度奖”的评选工作。这一奖项因“全透明、零奖金”而受到文学界和媒体的广泛瞩目。《当代》杂志副主编周昌义介绍,这一评奖将分别设立专家奖和读者奖,专家和读者分别推选出年度最佳长篇小说。记者在评奖章程中看到,专家奖的评选实行的是“全透明”评选,专家奖评委是在公开场合,当着媒体、读者与作家的面投票,而且是实名投票。周昌义说:“聘请任何专家做评委我们也不敢保证他们没私心,不受干扰。但我们将创造有利于发挥他们才能、表现他们职业良心和水平的环境。实行记名投票,现场投票现场唱票,是我们能够想出来的最有力的约束。”周昌义还强调,获奖者没有一分钱奖金:“《当代》以前曾经设10万元大奖,以为奖金越高,就越能引起关注。后来发现读者和作家真正关心的是奖项的口碑,关心评奖过程是否透明公正。”他还表示,不设奖金就不需要拉赞助,就有了不受金钱影响的可能。从2004年到2018年,获“当代长篇小说奖”的名单如下:

第一届2004年度:读者最佳奖:王刚《英格力士》

专家最佳奖:王刚《英格力士》

第二届2005年度:读者最佳奖:杨志军《藏獒》

专家最佳奖:贾平凹《秦腔》

第三届2006年度:读者最佳奖:王海鸰《新结婚时代》

专家最佳奖:铁凝《笨花》

第四届2007年度:读者最佳奖:艾米《山楂树之恋》

专家最佳奖:刘震云《我叫刘跃进》

第五届2008年度:读者最佳奖:杨志军《藏獒(3)》

专家最佳奖:毕飞宇《推拿》

当代长篇小说五年最佳奖(2004—2008):严歌苓《小姨多鹤》

第六届2009年度最佳奖: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第七届2010年度最佳奖:迟子建《白雪乌鸦》

第八届2011年度最佳奖:贾平凹《古炉》

第九届2012年度最佳奖:周大新《安魂》

第十届2013年度最佳奖:贾平凹《带灯》

当代长篇小说五年最佳奖(2009—2013):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第十一届2014年度最佳奖:贾平凹《老生》第十二届2015年度最佳奖:迟子建《群山之巅》

第十三届2016年度最佳奖:格非《望春风》第十四届2017年度最佳奖:张翎《劳燕》

第十五届2018年度最佳奖:李洱《应物兄》

这是《当代》历届“长篇小说年度奖”的名单。不夸张地说,从2004年设奖以来,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几乎都在这个名单里。这个奖不仅每年设最佳长篇奖、年度五佳奖,而且设了当代长篇小说五年最佳奖。第一个五年

(2004—2008)获奖的有严歌苓的《小姨多鹤》,王刚的《英格力士》,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范稳的《水乳大地》,毕飞宇的《推拿》。这个名单应该大体不谬。

严歌苓的《小姨多鹤》我认为是她创作至今最好的小说。作品隐含的意义和文学价值可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阐发;王刚的《英格力士》,大概是自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之后,最具感染力的集中书写中学生“问题”的小说,是第一次以“过来人”的身份言说特殊年代中学生活和心理经验的小说。如果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还仅仅限于代际观念冲突的话,展示的还仅仅是那个时代青少年个性意识萌发觉醒的话,那么,《英格力士》则以校园/社会问题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中学生教育和心理令人震惊的残酷性。在这部作品里,我们看到的已不只是观念的冲突,而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彼此隔膜和尖锐的对峙,是两种文化难以兼容的巨大冲突,是两种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不能逾越的巨大障碍,或者说,文明与愚昧的两种文化冲突,已经形成了一个令人难以承受的心灵的巨大隐痛;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是一部新世情小说,小说对明清白话小说的借鉴、戏仿等,使小说有鲜明的“中国性”。这部小说开启了刘震云另一套小说的写法,他探讨了当下经验与传统讲述方式的结合;范稳的《水乳大地》就是以想象的方式处理了不同宗教和信仰之间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部非常复杂和丰富的作品,是一部雪域高原般纯粹和透明的作品,它是宗教和人性的对话,是面对天空和大地的深情呼唤与祈祷。在当代中国,宗教题材文学作品的稀缺,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它写作和处理的难度,一方面也与我们对宗教的精神世界所知甚少有关。《水乳大地》的作者范稳生活在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方,而他这部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滇藏交界处,也是宗教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范稳曾多年从事这一地区的文化研究,或者说,他的《水乳大地》是经过长期认真准备、潜心营造的一部作品。他娓娓道来耳熟能详的宗教和奇异的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说是遥远而神秘的,他命名和要表达的人物、事件及其冲突,也是令人惊心动魄的。说它复杂,是因为故事里不仅有土司、祭司、神父、金发碧眼的异国小姐、朴素单纯的佃户母女和虔诚美丽的修女,而且有藏传佛教徒、基督教徒和东巴文化信仰者,还有纳西女人的勇武、康巴汉子的强悍、多情的姑娘和痴情的男子……。复杂的故事和众多的人物,使小说色彩迷离斑斓,雪域高原的独特风情,使小说浪漫又悠远。这部厚重的书写,阅读时如身置其间,孤旅上路。但遭遇的历史和故事,恰如高原奇特的风貌,不胜险峻又忍俊不禁,惊心动魄又流连忘返;毕飞宇的《推拿》,写了一个我们远不了解的世界,那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但这个黑暗的世界充满了友善、理解和另一种感知世界的方式,那些盲人的手上长着一双光明的眼睛。值得夸耀的是,《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获奖的小说如贾平凹的《秦腔》、毕飞宇的《推拿》、莫言的《蛙》、张炜的《你在高原》、格非的《春尽江南》、苏童的《黄雀记》、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等均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最令人感到震惊和欣慰的是第十五届2018年度的评奖:评为年度最佳的是李洱的《应物兄》;年度五佳的是李洱的《应物兄》、石一枫的《借命而生》、徐则臣的《北上》、徐怀中的《牵风记》和梁晓声的《人世间》。这五部小说,除了石一枫的《借命而生》,其他四部均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借命而生》虽然没有获奖,但文学界的评介非常高,它的文学价值甚至超过了某些获奖作品。我要说的是,从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评奖结果,可以看出这个奖项评选的权威性。

我参加了这个奖项的历届评比,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奖项的不同之处。前几届是七位批评家参评,每位评委要阐述评选理由,然后实名投票。几十家媒体的记者现场见证并记录了评奖过程。《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可能是国内诸多奖项最早实行实名投票的奖项。后来2009年的“郁达夫文学奖”和2011年第八次茅盾文学奖,也实行了实名投票。实名投票和匿名投票各有利弊,但总体上我认为实名投票利大于弊:整个过程一览无余大白天下,被诟病的问题降到最低;“零奖金”,使这个奖没有任何“利益之争”。“实名”和“零奖金”就是透明和纯粹,就是一种文学情怀的表征。后来,实行评委阐释理由,与会的所有人一起投票的方式。评委的阐释会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但是对于都有判断力的与会者来说,他们的主体判断还是决定性的。这种“大民主”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每年评奖现场,就是北京文学界盛大的节日。十五年过去之后,《当代》的“长篇小说年度奖”历久弥新,它仍然是我期待和喜欢的文学奖项。

责任编辑 杨新岚 /PgU5j8fWl6I1kTCSM2oEa6hrkdQFwjnSrqJ9sN/MT0EC/IyaQ80mSHYutdy3b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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