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接触的《当代》人是刘茵大姐，时间是1987年秋季。那时，我身在山西长治，因采访时常往返北京，即将完成报告文学《强国梦》初稿。刘大姐从炳银先生那里得知此情，嘱我写完后先交她看。我当然十分愿意，《当代》期刊名头重，容量大，哪个青年作者不乐意呢？

冬季，我携稿来京，等待《当代》意见，一时走不了，便与苏先生相伴住进了军博平房一个单间，两张硬板床，中间隔个桌子。他在这里为一部电视政论片撰稿。那时，北京冬天寒冷多雪。12月31日夜，我俩守着小电炉火锅，喝二锅头，为京城连续出现报告文学好作品而振奋。一谈及《强国梦》，又生忧虑。此前写体育，多为冠军文学，讴歌金牌和奥运战略。而《强国梦》强调体育实质要以人为本，不应做为附庸，全民健康比几块金牌更重要。总之，作品主题与当时主流观念很不合拍，《当代》发表必有困难，发表之后必生争端。这是一个难题。

正说话间，有人敲门。刘茵大姐披一身雪花，还带了吃喝，竟然寻访到军博来了。

我和苏先生深感意外。刘大姐坐在床板上郑重相告：编辑部认真审阅了《强国梦》，认为主题新锐，切中时弊，值得重视。但发表此稿风险不小，中国体育界一向通天，又听惯了夸奖溢美之词，一谈变革与反思怕不能适应。作品中有些过激议论也需要修改。编辑部领导层秦兆阳、朱盛昌、何启治、章仲锷、常振家等五人，决定共同承担责任，将在近期发表《强国梦》。刘茵还说，怕你们等消息着急，特地赶来报个信儿，希望作者努力把稿子改好。

除了感动，还有什么说的？

我抓紧修稿，中间几次到编辑部听取具体意见。记得楼道里挤满了书柜杂物，逼仄而不乱。相谈中，始知瘦弱的章仲锷先生竟是一位超级体育迷，指点问题十分内行。当时，周昌义、洪清波都很年轻，充满朝气，杨新岚还是一位说话含羞的小姑娘，他们和老编辑一道，日夜辛劳，建造了《当代》这一方文学重镇，除小说外，对推动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展、文体的成熟，作用尤其巨大。遗憾的是，我始终未能见到尊敬的秦兆阳先生。

1988年4月，《强国梦》刊发于《当代》第2期，作家出版社和台湾地区迅即推出单行本。大量报刊予以连载，引发各界读者积极讨论。体育界反响格外强烈，曾有持不同意见者，直接到编辑部争吵。《中国体育报》也发表了批驳文章。《当代》编辑部为引导健康讨论，与山西作协联合在京举办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作品研讨会。刘茵大姐特地给《文艺报》写了《一曲冷峻的体育之歌》，为《强国梦》喝彩，呼吁体育界要听得进不同意见，推动体育体制改革。种种争论一直持续到十月份，中国奥运军团于汉城惨遭大面积失误，在新增乒乓球项目的情况下，仅获得五枚金牌。从某种意义上对《强国梦》产生佐证，舆论才有了改变。十多年后，由伍绍祖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特辟独立章节，将《强国梦》的发表作为1949年以来中国体育一件文化大事予以论述，把各种不同意见载入了史册。

在此之前，我虽然也有一些中长篇作品问世，但毕竟难以挣脱地域性束缚，没有见过多大世面。是《当代》真正把我推上了文坛，并将纪实类写作作为自己的专业稳固下来。当时，清波兄整理了一个作品讨论《纪要》发于《当代》，结尾部分指出作品几点不足，强调报告文学不能忽视文学性和文化学意味，叙述故事不宜平均使用力量，实质是说报告文学在敢于批判并揭示真相的同时，更要遵循文学规律，始有生命力。这个小结对我的写作大有益处，至今难忘。到《兵败汉城》和《马家军调查》就倍加注意了。应该说，如果《当代》没有发表《强国梦》，可能就没有后边这两部作品，更让人感慨的是，章仲锷先生后来主政《中国作家》，同样以萧立军等五位编委共同承担责任的方式，全卷编发《马家军调查》，与《强国梦》的幸运有惊人的相似。近年，杨匡满先生就此所著长篇回忆录，又是由《当代》刋发的。

三十多年过去，《强国梦》前前后后获了许多奖，而《当代》奖给我的原本《金瓶梅》线装书和荣誉作家称号，则是我最看重的珍宝。

2019年10月于太原
责任编辑 杨新岚 nUzWWzmfkxkHYJSMBFY/8azc4kvQjbHSXWbHw6t5pzh9JWMAYakGwwu5H7fVE5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