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读到李国文的《作者与编辑的缘分》一文，回忆他与崔道怡的一段往事时说：“第一次投稿，碰上了他，是缘分；像他那样一位文学摆渡人，不知把多少初学写作者送到文学的彼岸，我凑巧就是其中之一。”

我碰上了朱盛昌，也就是这样一种缘分。并且，无论从哪方面看，也都是凑巧的。

整个1995年，我就做了一件事：对淮河流域的水污染进行调查，完成8万字的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

我是喝着淮河水长大的，在淮河岸边生活了26年，即便后来离开了故土，但对淮河的情感是难以割断的。那几年，不断听说淮河的水质每况愈下，而传媒也没多少报道，作为淮河养育出来的一个作家，我感到不应该沉默。改革中出现的这些诸如环境污染的问题，毕竟只是前进中的问题，要解决它，首先就必须正视它。

为获取鲜为人知的污染实例和触目惊心的污染数据，查明造成污染的原因和实际危害的程度，搞清我们在治污的工作上究竟存在着哪些误区，同时拿出令人信服的根治水污染的对策，前后历时108天，我从淮河的源头桐柏山一直跑到入海口连云港，先后走访了豫、皖、苏、鲁4省的48座城市，行程一万余里，采访了上千人，采访的对象上至省市领导，下到普通的市民、农民、渔民，接触到的各色人等差不多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当然，有时人们看到的并不一定就是事实，知道的不一定会是真相，即便是真相也不一定是真相的全部，因此，其间调查的困难与艰辛可想而知，我大部分的日子就只能是在“微服私访”。

为节省经费，便常常去啃面包、吃拉面，甚至不得不去住最便宜的车马店和大通铺；为了赶路，我挤过拖拉机，坐过能把人五脏六腑都颠翻的三轮蹦蹦车，有时，还要像打工仔一样从窗口爬进列车，只为找个座位上去眯瞪一会儿。在离开河南项城丁集镇赶往漯河的当天晚上，终因过度劳累，心脏病复发，住进了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尚未康复，又开始奔波，最后昏倒在郑州火车站。

《淮河的警告》完稿之后，我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进京，将稿子送到了《当代》。但，同时我的内心也很忐忑，因为当时的大环境仍是谈“污”色变，《当代》能发吗？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设在东中街的招待所住了下来，静候《当代》的意见。

朱盛昌后来告诉我，他拿到稿子后，一口气就看完了。他感到很震撼，觉得这正是《当代》需要的好稿子，却又有些为难。一方面，觉得这部作品过于尖锐，过于敏感，但又深知，保护生态环境已经是项跨越国界、不分种族和社会制度，关乎全人类前途的一件大事。

他说，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重视环境的治理，这已是大势所趋。国务院设立了环委会，可以看出国家正在加大这项工作的力度。而我对淮河水污染的现状和治理的情况，做了一次这样认真的调查，他就建议我再去一趟国家环保总局，最好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在朱盛昌的鼓励下，我先后不下十次地跑了环保总局。可接待我的有关部门却说，我作品中写到的那些“故事”，他们不清楚，无法为此写出书面意见。我感到万般无奈，最后斗胆直闯总局主管业务的副局长王扬祖的办公室。不承想，王扬祖热情地接待了我，听我讲述了地毯式调查淮河水污染的有关情况后，甚为感慨地说：“我没想到这样的文章会是安徽的作家来写，应该由江苏作家来写啊！当然，江苏也有江苏的问题，但安徽是污染物排放的大省，直接污染了下游的江苏，让他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我也是安徽人呀！”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安徽枞阳人。

更没想到，那天正是周六，他刚从外地回到北京，当晚就把长达8万多字的作品通读了一遍。并于第二天，放弃了周日的休息，便召集有关的司局长开了一个会。因为我给他留下了招待所的联系方式，周一就接到总局的电话，大意是，一位作家，为淮河的水污染做了如此认真的调查研究，而且，写得很有深度。由于作品中写到的大量的事例与数字，他们确实不大清楚，因此不便出具这方面的文字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淮河的水污染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他希望我转告一下《当代》杂志的同志，请他们到总局来一下，王局长会谈谈他个人的意见。

朱盛昌很快派了责任编辑杨新岚随我们前往国家环保总局。回来后，杨新岚汇报了环保总局的意见，编辑部没再犹豫，将《淮河的警告》排在1996年《当代》第二期头条的位置。

事前，我曾预测，这部被国际上视为“中国第一部公害文学”的报告文学作品，一旦公之于众，肯定会在社会上产生反响，却想不到那么快地就在全国引起轰动。《文艺报》曾称其“产生了强劲的社会冲击力”。或许正是这种“强劲的社会冲击力”，《中篇小说选刊》居然也将这部报告文学全文转载，福建电影制片厂还将它改编成《零点行动》搬上了银幕，国务院总理李鹏题写了片名。

《淮河的警告》作品研讨会是在北京文采阁召开的，朱盛昌主持。《中华读书报》报道了当时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唐达成的发言，称其看完这部作品后竟一夜未眠，他在会上“拍案而起，痛心疾首地说道，我们的人民生活在水污染的苦难中，而我们今天有些作家都在写些什么？”他说：“在文学界，这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对社会来讲也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它不是一般的作品，它的价值是远远超出报告文学之上的，作品提出的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重大的课题。正像这个报告文学叫《淮河的警告》，它是一次警钟，这个警钟敲得震撼人心，全社会都要来听一听这个钟声！”

国家环保总局污控司代表在会上表示，这部作品“为我们全面治理淮河的决策提供了依据，吹响了前奏，并对全国江河湖泊水污染的治理工作，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就在这次研讨会散会后，大家在文采阁门口留影纪念时，朱盛昌知道我为这部作品吃了不少苦，并且是抱病在四处奔波，他说一部好的作品，确实是需要作家用生命创作出来的；你付出了多大的真诚与努力，文学就会回报多大的收获。他还引用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与将来有意义。”他说一个好的作家，要让自己的作品成为社会和民族的记忆。

1997年7月，国务院在郑州召开了淮河流域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现场会，由国务委员、国家环委会主任宋健提议，我作为唯一的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宋健不仅把我介绍给沿淮四省出席会议的领导，并单独约谈，与他合影留念。在大会最后的总结报告中，他曾三次提到《淮河的警告》，表示“感谢陈桂棣为党和人民写了一篇很重要的好文章。文章写得生动、深刻，很有思想。希望在座的中央十部委和沿淮四省的领导都读一读这个作品”。

《淮河的警告》给我带来了许多荣誉，荣获了首届鲁迅文学奖，我所在的合肥市，破例做出一项决定，以“合肥市委（1998）9号”红头文件的形式，奖励我一套住房。用这种规格表彰一个作家，安徽省的历史上不曾有过，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在获得鲁奖的12年之后，《淮河的警告》又先后荣获了“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和“共和国六十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

2019年1月18日中午，我突然接到杨新岚的电话，说老朱走了！那一刻，我的思维停止了，脑子一片空白。唯一要做的是，赶紧买票，去北京见他最后一面。我躺在合肥开往北京的车上，彻夜未眠。我想起我同朱盛昌先生那些美好的过往。我感到愧疚的是，对他给予我数十年如一日的无私扶持与关爱，我甚至都不曾当面说过一个“谢”字。

2019年6月16日，萍乡
责任编辑 杨新岚 E5+UwcXCN2xTufxv/vhNmQNtvASUKom4rFy7LofSBkxVcco5rxvObfpL4ybeHnq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