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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我素，对于你的行为举止，对于你如何看待自身和他人，意义都非常重大。然而，如何才能把这种关于自己的总体评价，转变成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普通话语呢？你又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被人操纵了，什么时候又过于我行我素了呢？遗憾得很，我们众所周知的一种形式，就是事后诸葛亮，此时，你往往只能跟自己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感受到了曾经有过的那种不舒服、不自在的感觉。”而更遗憾的是，这种事后感受对于应对事情没什么帮助，除非你故意避开那些总让我们“出现这种不好感觉”的人。
为了帮助你在受到别人操控时能够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操控，本章会列举他人操控你的一些最常用的伎俩，以及你在这些情形下所拥有的日常强势法则。
与本章所列的其他强势法则一样，“坚持你要做的，不必解释”这一权利，源于你的基本自主权——只有你，才有权最终评判自己的为人和行为。假如你是自己的最终评判者，那么，你就无须向别人解释，无需让他们来评判你的行为是否恰当、是对是错，也无须他们进行其他什么评价。
当然，别人也有自己的权利，他们有权对你说不喜欢你那样做。这时你就可以选择：不理会他们的喜好，或想出折中办法，或尊重他们的喜好而完全改变你自己的行为。然而，假如你是自己的最终评判者，他人就无权操控你的行为和感受，让你相信自己做错了。这种类型的操控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你应当向别人解释这样做的理由，因为你的行为要对他们负责。
生活中有很多运用这种操控性观念的例子，比如售货员询问一位打算退鞋的顾客：“您为什么不喜欢这双鞋子呢？”（言外之意是：不喜欢这种鞋子的人不正常。）这时，售货员其实是在对顾客进行评判，认为她应当有不喜欢这双鞋子的理由，因为售货员自己觉得鞋子很满意。如果这位顾客任凭售货员评判，那么她就会感到很无知。感到无知后，顾客可能就会被迫去解释为什么不喜欢。假如她确实给出了理由，那么她就是允许售货员说出她同样站得住脚的、应当喜欢鞋子的理由。接着，就取决于谁能想出更多的理由了。结局很可能是，这位顾客会留下那双她不喜欢的鞋子，就像下述带有操控性的对话所揭示的那样：
售货员：您为什么不喜欢这双鞋子呢？
顾客：它们的红色深浅不正。
售货员：乱说，亲爱的！这种颜色与您指甲油的颜色简直是绝配！
顾客：可鞋子太大了，跟带老往下掉。
售货员：咱们可以给鞋带加上弧形衬垫啊！只要3.95美元。
顾客：可脚背那儿太紧了。
售货员：很简单，修一下就行！现在我就拿到后面去，把它们撑一撑。
如果这位顾客能够自己决定，不理会售货员提出的“为什么”，她就更可能简单地进行回答，只需指出事实就行：“没有原因，我就是不喜欢。”
接受自主培训的人总是问我：“当朋友要求我给出理由，我怎么能拒绝呢？他会不高兴的。”我的回答，则是一连串的启发性问题：“你的朋友凭什么要求你对行为做出解释呢？”“是不是因为和他的友谊，你才允许他来评判你的行为是否恰当呢？”“要是你不说出不借汽车给他的理由，是不是仅凭这个，就做不成朋友呢？”“这样脆弱的友谊，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朋友拒绝承认你有这种我行我素、不让他人操控的自主权利，恐怕这些朋友除了操控你之外，也没有别的理由来和你交往了。选择朋友和选择其他东西一样，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每个人，最终都得承担起确保自己一生的心理健康、幸福以及成功的责任。尽管我们彼此可能有许多良好的祝愿，但我们并没有为他人创造精神平稳、健康或幸福的能力。
你可以按照别人的要求去做，暂时性地取悦他/她，但那个人自己必须经历所有的辛劳、汗水、苦痛，以及失败带来的恐惧，才能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健康、幸福。尽管你可能对别人麻烦缠身深表同情，但人生的现实就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并学会自己解决这些问题。
现代心理治疗术的基本原理中，就包含了对这一现实的反映。这种治疗术的从业者们已经认识到，治疗并不能替病人解决问题，只是帮助病人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医生可以提出一时的忠告，但面临问题的人仍须自己解决问题。你自己的行动，或许还是导致问题的直接或间接原因呢。
不论问题是谁导致的，或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他人解决自己问题的最终责任，仍在于他们自身。假如你没有认识到你有“只为自己负责”的权利，那么他人就可能、并且事实上也会来操控你，把他们的问题摆到你面前，让你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好像那是你的问题一样。
这种操控方式下，隐藏着一种幼稚的想法：对那些由他人建立、用以管理人生的事物和机构，你所负有的义务，比你对自己负有的义务更大。你应当牺牲自己的价值观，以免这制度分崩离析。如果制度平常运行得不好，那么你应当屈从于它们，改变自我，而不是去改变制度。假如在涉及制度的过程中出现问题，那么就是你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责任。
由这种幼稚观念所导致的操控行为，在我们日常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比比皆是。你可以看到，夫妻在进行彼此操控的时候，常常说：“你要是再让我生气，咱们就离婚。”这种说法会让对方产生负疚感，因为言下之意是，婚约和两人之间的关系，要比夫妻双方的个人意愿和幸福更重要。如果配偶正好也持有这种幼稚的观念，那么他们的选择就是——
1. 各行其是，但会因为将个人意愿凌驾于婚姻之上而感到内疚；
2. 按照配偶的想法去做，可这样就会感到失意、生气，并且会进一步制造矛盾，或会因为心情沮丧而变得冷淡疏远。
若是夫妻中受到离婚威胁的一方，没有采用自我保护的态度，没有认识到离婚并不是可选的解决之道，没有强势地进行回应的话，他或她就可能被对方操控，按照对方的想法来行事，就像下述对话体现的那样：
配偶甲：如果你总让我生气，找借口什么也不干的话，干脆离婚算了。
配偶乙：（气急败坏）别傻了！你不会真的想离婚的。
配偶甲：我会！难道你不在乎我们的婚姻，不在乎离婚后我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吗？
配偶乙：（感到内疚）我当然在乎。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为我们做的也不少了。
配偶甲：你只做你自己在乎的事情。你为啥这样顽固呢？要是你真的在乎我们的婚姻，你就会尽力让我过得舒坦一点儿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在干，你又干了什么？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受到离婚威胁的一方强势地做出自己的判断，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找出解决问题的责任所在，他会这么回答：“要是你确实觉得受不了，可能你是对的。如果我们没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也许咱们是该考虑离婚。”
在生意往来中，还可以看到种种惯常的伎俩：人们会试图操控你，让你负一些奇怪的责任，并凌驾于自身的幸福之上。店员们经常会试图让一位有主见的顾客（比如你）不再投诉，他们会说：“您挡住其他顾客啦，其他人也要买东西呀。”店员这么说，是在操控性地诱使你内疚，言下之意是：你负有责任，应确保该商店能招待其他顾客，不让其他顾客等待。店员针对你的评判，实际上是说：如果在处理你的投诉中，该店的生意受到了影响，那么造成这一问题的责任就在你，而不在于该店。
可是，假如你能够自主判断，确定了责任所在的话，你只要说明事实即可：“确实，我挡住了其他顾客。不过，我认为你们会很快处理好我的投诉，让我满意，否则他们就得等更久了。”
当你买到了不合格商品，试图获得补偿或退款时，你常常听到店员或商店经理这样说：“您的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责任。问题在于生产厂商（或车身修理厂、工厂、总公司、进口商、运输公司、保险公司等）。生产商不会因为不合格商品给我们退款，所以我们也没法给您退款。”这种说法，就是一种带有操控性的、逃避责任的托词。如果允许店员或商店经理替你做出这样的判断，你就会陷入荒唐的境地：
1. 不再坚持索要已付货款；
2. 接受这种幼稚观念——你不应当给员工或商店带来麻烦；
3. 不知道怎样既不给别人带来麻烦，又得到自己想要的，从而产生受挫感。
但如果你自主做出判断，确定自己并不需要为该店跟生产商之间的问题负责时，那么，你就可以强势地回答：“我对贵方与生产商之间的问题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只是得到我可以接受的补偿。”
我最喜欢的一个概念，是用开玩笑的方式总结出来的，可以很好地解释什么是他人的责任——被10000名虎视眈眈的印第安人包围之后，独行侠
转过身来，对通图说：“我想这就是了，奇摩·萨比
。咱们似乎有麻烦了。”而通图则一边审视着即将到来的灾难，一边转过脸答道：“你说‘咱们’是什么意思，白种人？”
作为人类，没有人是一成不变、僵硬死板的。我们会改变想法，会选择更好的办法做事，自己想要做的也会变来变去。而我们的兴趣，也会随着情况不同和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我们的选择在某种情形下可能有利，而在另一情形下却有可能对我们不利。要想不与现实脱节，想使自己更健康、幸福，我们就得接受这种可能性：一个人改变想法，既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
不过，要是你确实想改变想法，别人也许会不愿接受你的新选择，而用我们见过的那些幼稚观念来操控你。最为常见的一种就是：一旦做出承诺，你就不该再改变主意。如果你改变主意，就会犯错。你要么证明新选择是合理、正当的，要么就应当承认你错了。假如你错了，那就表明你不负责任，表明你很有可能再错。所以——你没有能力自己做出决定。
再说个买东西的例子。前不久，我把9加仑的建筑涂料（每桶1加仑）退回了一家百货商店，那家店是全国最大的零售店之一。在填写完退货凭单之后，店员指着标有“退货原因”的那一栏，问我为什么要退回涂料。我回答说：“我买的时候，你们告诉我，只要漆桶没开封，想退多少就可以退多少。我试用了1加仑之后，觉得不喜欢，就改变主意，不用了。”尽管商店有正式的政策，但那个店员还是没有勇气在这一栏填上“改变主意”或“不喜欢”，坚持要一个退漆的理由，比如说缺损、颜色不正、浓度不够啊等等。实际上，那名店员是在要求我捏造一个令他或他的上司满意的理由，要我撒谎，要我找到可以进行指责的地方，来代替我不负责任改变主意的这种做法。
那时我差点想说，这种漆干扰了我的狗狗温比
的性生活——让他想去吧！但我并没有那样做，而是耐着性子告诉店员，说漆一点儿问题也没有。我只是决定不用这种漆而已。既然经营者说过，我可以退回没开封的漆，那我现在就来退，要求退还货款啰。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大男人——的想法说变就变，并且还觉得心安理得，对此那名店员显然觉得不可理喻，只得去请示上司。我差点儿就让那名店员替我做出“我不该改变想法”的判断了。要是那样，既找不出可以指责的地方，以此表明我的决定正当有理，我要么不得不撒谎，要么就得留着那些漆。而最终结果是，我自己做出了“我改变主意是正当的”判断，并告诉店员说我只想退款，于是便得到了退款。
“让那无罪之人扔第一块石头吧
。”我引用耶稣这句特别的至理名言，并不是因为他劝导说，对犯错的他人要心存怜悯和容忍之心，而是因为他说出了一种更为现实的经验：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
犯错是人类特征的一部分。我们犯错的权利，以及承担所犯错误的后果，只是描述了作为人类的部分现实。然而，要是没有认识到过错——只是过错而已——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被他人操控，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许多人都认为，过错就是“做得不对的事情”，必须加以弥补。并且，还必须用“正确”的行为来弥补。这种弥补过错的要求，是在我们犯错之后他人所附加的，也是他人利用我们以前所犯的错，来操控我们未来行为的基础。
这种操控方式下，隐藏了一种幼稚的观念：你不准犯错。过错是不对的，会给他人带来麻烦。如果犯下了过错，你应当感到内疚。你很可能会犯下更多的过错，引发更多的麻烦，因此，你没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决定。他人应当控制你的行为和决定，这样你就不会惹麻烦了。只有这样，才能弥补你的不当行为给他人带来的麻烦。
以夫妻为例，这种观念导致的结果就是，夫妻之间常常会试图去操控彼此，尽管那些行为与过错毫不相干。这种操控，是通过暗示配偶的“不对”，必须加以弥补（通常是去做“被冒犯”的一方想要做的其他事）来实现的。比如，在核算家庭收支时，一位非自我肯定型的丈夫可能会略带情绪地跟妻子说，她又忘了把上月事项记到账单上了。这位丈夫没有强势地说“我不喜欢这样，我想要你更仔细一点儿”，而是用带有情绪的口吻，暗示妻子做得“不对”，并因此亏欠了他什么——这种情形下，也许日后需要弥补的，不过是某种象征了丈夫内疚感的、本能的不安罢了！
如果那位妻子也属于非自我肯定型，任由丈夫评判自己，她很可能就会：
1. 否认过错；
2. 说明她没有记账的理由；
3. 对过错嗤之以鼻，迫使丈夫要么压制自己的反感，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满情绪，要么使矛盾激化，演变成争吵，让丈夫发怒；
4. 因为自己的过错给丈夫带来了不便而道歉，但会因为被迫要做出弥补而感到不满。
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妻子很有主见，可以自主判断自己的过错性质的话，那么在丈夫质问后，她可以这样回答：“你说得对。我又犯了低级的错误，使你受累，要多干点活儿啦。”话虽简单，但不会引发更多的后续问题，而且表达出了很多意思：我的确犯了错，这一过错给你带来了麻烦，我并不害怕承认这一点。跟其他人一样，我也是会犯错的。
为了帮助人们减轻犯错后经历的那种习惯性的内疚、焦虑或无知感，我常常指导学员，教他们从不说“抱歉”（至少在课堂上不要说，日后在现实生活中，只要学会强势敢，他们就可以决定是否要“礼貌”了）。相反，我鼓励他们就事论事。比如说“您说得对，我迟到了”，而不用为“迟到”这种行为道歉。这种教学方法唯一的问题是，大多数学员，包括那些60多岁的老者，在课堂上向我说明过错时，一个个都兴高采烈、笑意盈盈的。不过，这种方法的确有用，因为在课堂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开始理性而自主地看待过错，不会因过错而感到不安了。
你有权自主决断心中的想法，不需要在行动前了解一切。你有权说“我不知道”，无须直接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如果事情还没做，就考虑每一种可能的结果，那么，你很可能什么也干不成，而这正是那些操控你的人乐意看到的。假如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时，有人表现出好像你“应当”知道可能发生的某些特定结果才对，那么他肯定是这么想的：对于所有你自身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有关的问题，你都能回答；要是你回答不了，就说明你不知道自己可能会给他人带来什么问题，所以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必须加以掌控。
在各种人际关系中，都可以看到基于这种观念的操控行为。那些接受自主培训的学员，讲述过无数事例：这些学员在表现出基本的强势行为后，他人往往会因为这些行为的结果而指责他们不负责任。一位喜欢操控妻子的丈夫，企图让自主了的妻子回到以前那种温驯、易掌控的状态，就问她：“要是大家都我行我素，你觉得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位丈夫想让自信的妻子感到无知，从而无法自主决断。不过，妻子却强势地回答：“不知道啊。会怎样呢？”
在另一个案例中，一对年近六旬的夫妇，来向我咨询“非自愿住院治疗”的事。了解他们的经历后，我看出丈夫想让妻子住院的原因，是因为她不愿再跟他同居。她想要一套属于自己的小公寓，可以照料自己，不用忍受他没完没了的骚扰。在许多婚姻咨询案例中，配偶中的一方拽着另一方来治疗，往往是为了让医生告诉那名“病人”：“你是病人，你犯错了。”
当丈夫明白，我不会帮着他去操控妻子，也不会因为妻子不想同居，而强行让她住院后，他竟然试图来操控我。他用轻蔑的语气说：“大夫！要是每个做妻子的，都决定自己独住，见她想见的人，跟其他男人鬼混，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我突然有了一种与职业不相称的冲动，想告诉他，假如他的妻子离开他，她会过得很好，还有可能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但我忍住了，只回答说：“我真不知道。会怎样呢？”他没有注意到我毫无不安的感觉，又说：“大夫，假如您妻子也这样跟您说，您觉得对吗？”我毫不隐讳地回答：“坦率地说，我不太关心她的需求是对是错，而更关心她为什么没有从我这儿得到她想要的东西。”
也许是不愿用这种方式来探究，不愿用这种办法取代将妻子关到精神病院的做法，他拽着妻子走了。心理治疗是不能强制病人接受的。无数尝试已表明，强制收治没有用。这个可怜虫感兴趣的，只是怎样控制妻子，而不是怎样改善夫妻关系。
基于“你应当回答他人提问的任何问题”而进行的操控伎俩，往往非常明显，也有可能很隐蔽。但不论什么形式，一般都可以通过一些话语将这种伎俩识别出来，比如——
“要是……会怎样呢？”
“你觉得……怎么样？”
“要是……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什么样的朋友/妻子/儿子/女儿/父母，会做出……的事来呢？”
在应对这种操控时，你根本不必知道答案，因为没人能够知晓一切。有时，一个人可能全然不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什么后果。假如操控你的人想要胡思乱想，那就由他去！
约翰·邓恩
说过：“无人乃是孤岛，自成一体。”这句话很有道理。然而，将这句话推广开来，说所有人都是兄弟和朋友，却超出了常识范畴。不管你我如何做，总会有人不喜欢我们所做的，有人甚至还会因此受到感情的伤害。
如果你想当然地认为，为了恰当地与人交往，你首先要得到他人的善意，那么你就等于在为善意献身，把自己置于他人的操控之下。其实，你根本不需要他人的善意，完全可以有效而强势地与他们交往。将邓恩的上述名言稍加改动就成了：“就算完全与他人隔绝，我们每个人也并不是孤岛一座。”可是，假如我们都很现实，只受到生命中相对少但关系亲密者的需求影响的话，那么，每个人就会变成一座彻头彻尾的、不完整的半岛。
以商务式关系或权威式关系交往的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对我们有善意。但我们仍能够与他们交往，不需要他们喜欢我们。我的学员经常反对说，在商场等公共场合，他们不喜欢显得太独断专行，而让服务生或售货员感到不舒服。我呢，一般会这样回应他们：“哎呀，我可不懂了。这就好像在说，售货员将一辆本为十速、实际上却只有四个档能用的自行车卖给你后，会把他全部的薪水都捐给慈善机构。对吗？”“要是我错了，欢迎指正，不过在这种情形下，似乎你和服务生谁都不会感到爽吧。你究竟愿意谁不爽呢——你，还是他？”
在平等关系中，如果他人缺乏善意，也绝不会影响到我们解决问题的实际应对能力。比方说，产生矛盾后，夫妻间可能会暂时性的交恶，但这并不意味着婚姻岌岌可危，并不意味着周末就会过得糟糕透顶，也并不意味着当天晚上就不可能愉快。我的编辑乔伊斯·恩格尔逊女士对这个问题这么看：“当有人威胁说不再喜欢，或是根本就不喜欢他们的时候，人们就会害怕得很。他们会畏首畏尾，在工作中，或与配偶、恋人、朋友相处时，维护不好自己的利益。其实，然后受不了别人的不喜欢，你也就永远得不到别人的爱！”
临床经验表明，只要发觉能够操控你，人们才会对你不再友善（假定他们开始很友善）。假如你令配偶觉得，配偶的冷淡已经影响到了你的行为，那么，这种冷淡就是对方一种潜在的操控手段，他（她）下回还会这样做。
如果你面对人的时候，跟大多数人一样不强势，对方就很有可能总是威胁你，以此来操控你按他们的方式行事。他们会直接或微妙地说不喜欢你，甚至排斥你。这也是一种幼稚的观念，他人常常会以此为基础来操控你，它常见的表述有下面几种：
·你必须得到他人的友善，否则，他们就有可能让你做不成任何事。
·你需要和他人合作，才能生存下去。
·让人们都喜欢你，这一点极为重要。
基于这种观念的操控行为，每天都存在，尤其是在关系亲密的人之间，但它也存在于工作、学习这样的权威式关系当中。
你也许会注意到，每当听到他人说“你给我记住”“你这样干会后悔的”之类的话，或用更隐晦的暗示，比如流露出“伤心”或“扫兴”的神情，你都会不假思索地认同他们的暗示。此时你会变得焦虑，容易被他人操控。他们这样做的意图，跟成年人操控孩子的心态差不多。假如孩子干了让大人或年长的孩子不高兴的事，他们就会说：“要是你继续那样（言下之意是：要是你继续让我生气），黑鬼就会来抓你（言下之意是：我会不喜欢你，也不会再保护你）。”
而听到别人说“你给我记住（言下之意是：我不再喜欢你，有一天我还会报复）”，一个焦虑不安的成年人就会这样想：我真是一个无助的人，需要其他人的友好，我才能过得安全而幸福。要是在应对这些胁迫性的暗示时，你能够自主判断，那么你就可以聪明而强势地回答：“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记着呢？”或说：“我不明白，你这话听上去好像是说你不再喜欢我了。”
你的行为，并不是非得让他人喜欢或赞赏不可，你也无须因为自己“不被喜欢”而焦虑。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做事形式和行事风格，并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无论你是摔倒、滑倒、绊倒着冲过终点线，还是骄傲地冲过去，你都赢了！
许多人在别人提出要求、发出邀请时，似乎很难简单说一声“不”。我们都想当然地认为，对方被拒绝会感到不高兴，双方关系不容易维持下去。如果你强势地表明想法，简单明了、开诚布公地回答说：“不，这个周末我不想去。下次再说吧？”你会觉得多么轻松啊。可是你往往却会捏出很多“好”理由，来避免对方生气、感到受了冷落，避免对方可能因此不再喜欢你。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采用的都是这种毫无意义的行为模式，原因是大家都有着幼稚的观念，认为如果做了让别人不喜欢的事情，哪怕是丁点小事，我们就没法正常行事。如果你还是这样想，请你记住我的下述结论：一个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惧怕伤害他人感情的心态之中。有时候，任何人都免不了会给他人带来不快。这才是大都市的生活！
逻辑是一种推理过程，大家可以用它来帮助对许多事物——也包括对自己——做出判断。可是，并非所有合乎逻辑的事都是对的，而逻辑推理也并非总能预测在所有情况下发生的事情。
在我们应对他人的需求、动机、情感时，逻辑并没有多大用处。逻辑和推理，通常都是用于处理“是非、黑白、有无”等信息的。事实上，需求、动机和情感对我们来说，通常并不像“有”或“无”那样明显。我们对事物和人们的感情，往往都是混杂的。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感受也会有所不同。甚至，我们还有可能想同时感受多种不同的事物。
逻辑和推理，很难应对人类环境中“不合逻辑”的灰色地带。对于理解自己“为什么想要得到”，解决人与人之间因不同角度、动机所导致的争端，逻辑推理帮不上什么忙。
从另一方面看，要是他人想劝说你改变，逻辑却是一个不错的帮手。假如让我来跟一个小孩子解释“逻辑”的意思，我会直接告诉他：“逻辑，就是别人用来证明你错了的那种东西。”而孩子也会理解我的意思。
逻辑就是一种外部标准，许多人都用它来评判人类的行为。尽管逻辑被错误地用在了人际关系上，但许多人仍然习惯性地认为，必须提供“好的”理由来证明我们的愿望、目标以及行动是正当的，认为推理和逻辑这把锋利的智力之刃，会划破个人意识的混乱，揭示出正确的道路。
许多人都会利用逻辑来操控我们，这种操控伎俩是以下述观念为基础的：你必须遵循逻辑，因为逻辑判断要胜过我们任何人所做的判断。
比如在大学里，指导教师会利用逻辑来操控学生选课，以便学生能够“按部就班”，并且不让学生选择外系一些“毫无必要”的课程，尽管学生可能会对这些课程感兴趣。他们会提醒说，学生得毕业、得上研究生、毕业后得找好工作，以此来达到他们的操控目的。接下来，指导教师会合乎逻辑地指出，一些不必要的课程——比如关于埃及古棺情色雕刻的课程——对于找工作可没有什么好处。
可是，他们从来就不会给学生指出这一点：学完指导教师所在系的最大课程数并尽快毕业，对系里来说，在资金和教师职位两方面都有好处。如果学生任由指导教师“合乎逻辑地”替他做判断，他很可能就像其他听话的学生一样，排着队等着系里安排人生了。如果他强势地判断出什么对他更重要——是选感兴趣的课程呢，还是提早一个学期毕业，他就可以这样应对指导教师的逻辑操控：“的确如此，我的在校时间可能会久一点儿，不过我还是想选修我感兴趣的课程。”
在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利用逻辑操控他人的例子。配偶之间，常常会向彼此指出不应当干这个或那个，原因是“我们还要存钱”“明天得早起”“他们说这样做很不好”。这种操控，用的是一种有益的、利他的方式，操控者并不会明说自己要干什么。这种逻辑性的操控，既会阻挡夫妻间可能需要进行的协商，还会使被操控的一方，因为自己提出了不符合逻辑的行为建议，而感到无知或内疚。
我在研究生院学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为了生存，必须让实验室的电子设施一直为教授们开着。由此而学到的第二件事就是，在浪费了许多时间、仔细检查完维修手册上所有步骤才确定某一设备出了问题之后，你还是得把那该死的东西弄个底朝天，随便动动其中的电线，这样才能开动它！
合乎逻辑，并不一定会解决你的全部问题。但它却意味着，你会把解决问题的方法局限在那些完全理解的事物上——实际上，问题的解决之道往往存在于局限之外。
苏格拉底
说过，当我们认识到对人生、对自己、对周围事物了解得少之又少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真正的智慧。
他的话恰当地描述了人类的一个方面。我们当中，没有哪个人能够机智、敏锐到完全明了周围发生的事情。不过，尽管人类的处境使我们的能力有着种种限制，但我们似乎仍能生存下去。我们从经验中学会如何行事，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大多数人都会认识到，我们并非总能理解他人的意思或需求。
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去解读心灵，很难做到总是善解人意，但仍然有许多人，企图通过暗示、暗指、启发或其他微妙的行动，来操控我们，让我们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好像指望着我们为他们服务似的。他人常见的这种操控行为，可以这样概括——
·假如想和他人和睦相处，你必须能预见并且敏锐地捕捉到他人的需求。
·你应当懂得它们都是些什么样的需求，而不用他人明说，以免给他们带来麻烦。
·如果你需要他人不停地把需求说出来，你才能明白，那你就无法与他人和谐相处，你要么是不负责任，要么是很无知。
由这种幼稚观念所导致的操控行为，在日常人际关系中比比皆是。持有这种观念的家人、同事、朋友，可能会试图用“受伤”“生气”的表情以及沉默不语来操控你，让你改变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这样的操控往往出现在你做了让对方不喜欢的事，从而让你和“受伤的”一方产生了矛盾之后。他们不是强势地用言语坚持自己的要求，或是尝试通过协商达成折中办法，而是代替你做出判断：
1. 你做得“不对”；
2. 你“应当”明白他们对你的行为感到不满；
3. 你“应当”自觉地懂得什么样的行为让他们不满；
4. 你“应当”为了他们改变，以免他们再“受伤”或“生气”。
如果允许他人代为做出判断，说你“应当”懂得他们烦恼的原因，那么你很可能会为了他人而改变自己，并且去做一些事，以弥补他们的“受伤”或“生气”。
由“你必须理解他人”这种幼稚观念所导致的操控伎俩，在商务环境下的人际关系中也可以看到。当你去某位医生的诊所就诊时，看病前按照医生要求填写表格的时间，可能会比就诊时间更长。这些表格涉及你的收入、职业保障、保险范围等等。有时我甚至有这样的印象——我是在向医生贷款，而不是在问诊。我相信，这种印象肯定是不对的。但我总是觉得，医务人员的举止似乎在暗示，治疗是免费的，所以除了诊疗费，我还欠他们什么似的。
最近我去诊所正骨。对我而言，压垮骆驼的最后那一根稻草（我可不是在说俏皮话！），就是医生竟然要我填上社保号码
。但这是我的底线，所以我便不再填写就诊卡。还好，那是最后一个问题，要不然，他还不知道是在给谁看病呢。护士在查看这张填有非医疗信息的表格时对我说，我得填上社保号，正骨医生才会给我治疗。我说，我想不通为什么治疗我的胳膊肘非得要社保号才行。护士却一再强调，必须要填。护士一脸神气十足的样子，好像在说，我“应当”知道为什么需要填写社保号。
尽管经过了很好的心理训练，我仍然无法理解，于是回答说，我不明白社保号跟我的胳膊肘有什么关系。护士改变了态度，解释说，许多病例都是由一些工伤抚恤机构以及其他伤残机构委托的，医务人员通常都会要求病人提供社保号码，以便跟这些机构沟通。这个预约就诊患者（那时的我强势而自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有必要将社保号码提供给收款人，以接受他们的委托服务。最终，尽管我的个人信息卡空了一栏，一位态度极好的正骨医生还是为我进行了耐心地治疗。
在经历了一点点气恼之后，我取得了小小的胜利——这正是IBM公司名称中所含的双重含义
。即便这样，我现在也还是不明白，那时的我为什么那么不怕麻烦，不按要求提供社保号码。要是你也像我一样，连自己的心思都理解不透，又如何指望去将这一方法运用到他人身上呢？
可以看出，前面所述的各项强势法则，存在着许多重叠的地方。这是因为，它们都只是由你的首要权利——做自己的最终评判者——衍生出的具体权利罢了。而他人操控你行为的最常见的观念当中，也有许多交叉的地方，因为它们说明的都是同一件事——“你不是自己的最终评判者”，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他人操控你的手段当中，贯穿着一根共同的主线：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作为人类，纵然不完美，你也“应当”努力做到十全十美。如果因为条件限制，你无法完善自我，那你至少也“应当”去完善那种有人情味的、通情达理的做事方式。假如你对自己也这么想，就很容易被他人用形形色色的方式操控，这些方式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他们喜欢说：
·因为你是人，所以很卑微，有着许多缺点。
·你必须努力完善自身，弥补人性带来的缺点，直到你在各方面都尽善尽美。
·作为凡人，你很可能无法尽到这一义务，但你还是必须完善自我。假如有人给你指出了自我完善之路，那么，你就有照做的义务。
·要是你不照做，你就是个堕落、懒惰、道德颓废和毫无用处的人，不值得任何人包括你自己尊重。
在我看来，这种观念是一种终极的“愚人把戏”。假如你真的以为，自己事事都应当完美（甚至包括强势起来），那么，你就会产生失望和受挫感。其实，不管这种“完美”的标准出自他人还是你自己，你都有说“你并不在乎是否完美”的权利，因为一个人的完美在另一个人看来，往往就是不完美。
基于这种观念——即你“应当”完善自我——的操控行为，在多种人际关系中都能见到。
比如说，你的配偶可能会控制你邋里邋遢的行为：“在家里总是把衣服乱丢！难道你就不想改一改（或‘做好一点儿’‘文明一点儿’‘像个体面人’‘不要做个懒汉’）？”如果你掉入这个操控性的陷阱，认为“应当”改善自己的行为（至于具体如何改善，则由他人武断决定），那么接下来，你就会被迫解释，为什么你会随意地扔衣服——昨晚睡得太迟啦，太累啦，只是忘了啦，实际上并不经常那样啦……或其他傻里傻气的回答。
自主决断的人，会更现实地应对这一情形，比如说：“我明白，我应当让家里保持整洁，但有时我就是不太在意这个。我知道这让你不舒服，不过还是让我们来想想，有没有什么折中的办法吧。要是我做你不喜欢的事时，你能尽量不指责我，那么，我也会在你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尽量不指责你！要是我做了什么让你觉得讨厌的事，你就跟我说。要是你做了什么让我讨厌的事，我也会跟你说。”记住，千万不要拐弯抹角，要坦率直白地进行沟通。
在工作中，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人们喜欢告诉对方，如何如何才能改进工作，如何如何才能更容易、更有效或更具艺术性地做事。
希德是一位不强势的商店经理，在以往的工作经验中，他总结出了商品的最佳摆放方式。接受治疗时他的情绪相当沮丧，因为手下一些新员工总是操控他，不停地指出他的摆放方式可以加以改进，让他允许他们来摆放商品，而不是按照他的想法，迎合顾客的心理去摆放。
希德不知道该怎样应对这种操控，他压抑已久的怒气，最后终于如火山般爆发出来，他对着手下的销售员大发了一通脾气，造成了负面后果，影响到了商店的运作。经过几周的系统性强势训练后，希德能够心平气和地应对员工的抵触，不让事情变得一团糟了。他还很得意，因为他发现自己不但不必事事完美，甚至连心里都不必存有“完善自我”的想法。
由“你应当完善自我”这种观念导致的操控，很多时候都很微妙，应对起来也最棘手。防止这种操控唯一的可靠办法，就是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真的对自己的表现满意，然后再来自主决定：你是不是真的希望改变。
许多学员说，他们常常困惑，难以区分哪些是他人的操控，哪个又是自己的意愿。他们经常会说：“我想去干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可我又想：‘我不能干那事儿！’没人在操控我呀。难道是我在操控自己？”
此时，我通常会用一个简易法则，来帮助他们理清思路，我要求他们将内心的矛盾表达出来，归入“我想做的”“我必须做的”或“我应当做的”这3类当中去。
“我想做的”这一类属于简单明了的事，比如“我想每星期都有3顿晚餐吃牛排”“我不想看电视，想看电影”“我想要在塔西提
海滩边度过余生”。有了这些意愿后，你可能就得去做某些“我必须做的”事情。
“我必须做的”这一类，是你自己心中权衡之后所做出的妥协，或是你与他人达成的折中办法。要是我想每周吃3顿牛排，那么我每周必须挣够3顿牛排的钱。要是我必须挣到这笔钱（而且我也不想蹲监狱），我就必须有一份薪水，足够我吃得起牛排。假如我想今晚看电影，那么，我必须放弃喜欢看的那档电视节目。假如我想在塔西提海滩边度过余生，那么我就必须习惯“热带式的午餐”。
这样，把你的意愿付诸实施时，你只需判断这些“我想做的”是否匹配那些“我必须做的”就行了。然而，很多人都混淆了这两类事，从而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
从我的经验来看，“我应当做的”可以归入操控性的结构当中，这种结构会让你按照他人的意愿行事，或归入武断性的结构当中，这种结构是你强加给自己的，目的是为了应对自己在“能或不能做什么”这一点上的不安全感。比方说，“我应当”工作，这是因为人人都“应当”有所作为，而不仅仅是因为每周三顿晚餐都想吃肉；晚上“我应当”出去逛逛，这是因为“我不应当”整晚都看电视；“我不应当”想去塔西提，因为没有人“应当”在海滨游手好闲。
无论什么时候，一旦听到自己或他人说起“应当”这个词，就赶紧支起你那根反操控的天线，凝神细听吧。十有八九，他接下来的意思就是说：“你并不是自己的最终评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