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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困惑不解的情形。比如一个朋友请你帮忙，下午6点钟替他去接从帕斯卡古拉
飞来的姑妈。你最不乐意干的就是这个：在交通高峰，披荆斩棘地来到机场，然后竭力与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有一搭没一搭地交谈，还不能让她有那种印象。你希望她根本没来，而是待在密西西比州的家中。你为自己寻找理由：“嗯，朋友总归是朋友。我要有这事儿，他也会替我去干的。”但转念一想，不免又烦躁起来：“可我从来都没有让他帮我接过人啊。我总是自己去接。他自己为什么不能去接？他老婆也可以呀！”
这种时候，每个人都会想：“要是说‘不行’，我就会很内疚；可要是说‘行’，我又会恨自己。”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的真正意愿正在与童年时代受到的训练发生矛盾，而且你还发现，自己根本就找不到应对的办法。你还能说什么？倘若说“不行”，朋友会不会觉得伤心？他会不会再也不喜欢我？他会不会觉得我自私？可要是我说“行”，那么以后总要干这种事怎么办？我是不是笨蛋？还是说，这就是与他人相处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们如何应对他人的各种问题，都是由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某种外部矛盾引发的。我们想做某件事，可朋友、邻居或亲戚却想当然地以为、期待、渴望甚至操控我们去干别的事。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内心的危机感，是因为——
你虽然想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可又担心朋友会觉得你的意愿不对；
担心你也许正在犯错；
担心你的我行我素没准会伤害到他的感情，而他则有可能离你而去；
担心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理由并不那么“合理”（你的腿并没有断，也不忙，为什么就不能去机场呢）。
……
结果就是，你在试图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同时，容许了别人让你感到无知、焦虑或内疚的做法。这种极为糟糕的情感状态，就是你在小时候不按他人意愿行事时习得的感受。从小我们的内心就习惯了被人操控，儿时受到的训练，压制了天生强势的自我，于是我们便会利用反操控，来应对自己的沮丧。然而，带有操控性的应对，是徒劳、反复的。带有操控性地去与成年人打交道，跟应对小孩子并不一样。假如你通过情感和观念来摆布成年人，他们可能用同样的方式反控你。要是你再一次反控他们，他们仍然可以再反控你，如此类推，周而复始。在竭力推托去接朋友的姑姑时，尽管你说出的话可能会比平时要微妙得多，但它们仍然显得很纠结，就像下面这段对话那样：
你：天哪，哈利！那时我都要累死了。
（试图让哈利产生内疚，言下之意是：“谁会让一个疲惫不堪的朋友去交通拥堵的路上受苦呢。”）
哈利：老太太来到一个陌生机场，又没人接，真的会害怕。
（试图让你产生负疚，言下之意是：“仅仅因为自己累，就让一个老太太去经历害怕，这是什么人哪……”而你心里则想：“这个老太太究竟来干什么？她都跟帕斯卡古拉的蚊子一起生活50年了，所以她的耐力一定比得上马！”）
你：唔，我真得排除万难才行啊……
（试图让哈利产生负疚，言下之意是：“要是你让我去，我身体吃不消。”而哈利则想：“不过就是脖子疼嘛，以前你也疼过，又不会要了你的命！”）
哈利：如果我去接她，起码要七点半才能到。
（暗示你对实际情况不了解，言下之意是：“我到那里的路程比你要远得多，也困难得多。”而你则想：“谁知道他在哪儿，在干什么？很可能现在他离机场比我近呢！”）
这种“操控——反控”式的拉锯战很滑稽，因为不管谁去机场，都不取决于你的意愿，而取决于谁能让对方感到更内疚。与他人进行这种交流的结果，往往以你的沮丧、生气或焦虑收场，尽管你曾竭尽全力避免去经历这些感受。假如没有成熟的强势的宣泄途径，最终你就会通过语言争吵或避而远之的方式，将情绪发泄出来。这种未加解决的、内在的应对矛盾，介于我们的正常需求、儿时观念和习惯训练之间，它的最终结果就是给我们带来真正痛苦的抉择——
1. 我们得按别人的意愿行事，让自己沮丧、郁闷、失去自尊；
2. 我们一气之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使人们疏远自己；
3. 我们避开冲突，在制造冲突的人面前逃之夭夭，但那样也会失去自尊。
变得强势的第一步，就是你必须认识到，假如你不容许，就没有人能够操控你。为了防止他人操控，你需要明白人们是怎样试图操控的。他们说的什么话，做的什么行为，持有的什么观念，会操控到你的情感和行为呢？在防止他人操控时，为了尽可能让自己变得强大有力，对于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幼稚看法和观念，你还需要问上几个“为什么”——正是因为这些，才让我们容易被操控。
尽管人们操控的言语和方式无穷无尽，但在对非自我肯定者进行治疗的临床经历中，我还是观察到一系列最常见的操控性期望，许多人对于自己和他人，都有这样的期望。在普通的非临床治疗人群中，也能见到由这些期望所引发的操控行为。这些幼稚的期望，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否定了我们作为人类所独具的大部分品格和自尊。倘若跟那些操控我们的人一样，我们对自己也有相同的期望，那么就等于自动放弃了品格和自尊，放弃了决定自己人生的责任，放弃了掌控自己行为的权利，而听任他人摆布。
这些想当然的观念，说明的都是一个问题：“应当”如何去做，才能不依赖于“愤怒——敌视”和“惧怕——逃避”的原始应对办法。他人操控我们的大多数伎俩，都是以这些观念为基础的。这些观念，跟我们作为健康、情感稳定的个体所拥有的权利，直接产生了抵触。在本章和下一章，我将说明这些观念，以及我们所具有的每一项权利：跟他人一样，我们每天都在侵犯着自己的权利。
我们所拥有的自身权利，是让每一个个体都能健康地参与任何人际关系的一种基本框架。这些个体权利，也是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同情、热情、亲密和爱的积极关系的基础。倘若人们不能向彼此表达出个性化的自我，那么信任就会被怀疑替代，同情就会演变成冷嘲热讽，热情和亲密就会消失，而我们所称的爱就会变得酸不溜秋。许多人都不敢表露爱和亲密，是因为他们认为真情会被别人践踏，而他们也没办法去应对别人的拒绝。我喜欢这样想：所谓的强势，指的就是对你的能力充满信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能处理好。”
本书所列举的十条“强势法则”，就是为了说明我们对于自身幸福负有责任，说明了我们对于自身人性的接纳——正是这种人性，限定了别人对于我们可以有怎样的期望。首先，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最首要的一项强势法则：最终评判自己为人和行为的权利。其他各项强势法则，都是由此项衍生而成。然后再来看一看，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我们是如何允许他人带有操控性地侵犯这一权利的。
你有权做自己的最终评判者：这句话看起来简单，听上去很像常识。然而，它也是一种权利——每个人都可以充分掌控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可我们越是习惯被人操控，越是不强势，越有可能不把它当成自己的一种权利，而将其抛弃。
为什么会这样？究竟是为什么，一句简单的话，实际用起来却那么难？倘若你行使这一法则，那么，你承担的就是自己的生存责任，这种责任与任何人无关。
有一些人，他们对别人的行为心存忧惧，并进而认为应当将人们控制起来。在这种人看来，你这种不为他们所动的自主性，会令他们极为不安。
这种对控制他人无能为力的感觉，源自他们采取不强势的态度、观念和行为所导致的失败经历。要是与之相处的人不受某种外部行为准则的约束，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目标乃至幸福，都会受制于这个不受约束的人，会任由此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假如因为没有准则而感到烦恼，我们就会创造出许多武断的准则，让这些准则带来安心和安全感。
在公共卫生间，跟蹲在隔壁的人交谈合不合适呢？要是这样做，那人会怎么想呢？
我不知道答案，不过我猜想他会觉得我是傻子。站在公共小便池边，可不可以对身边那个家伙正在干什么好奇呢？要是他发觉你正在看他，他会怎么想？如果说这些小事都没有准则，那么厕所里的人，为什么做法都完全一样呢？上厕所的人，肯定创造出了一整套武断性准则，规定自己在排泄时“应当”或“不应当”做什么。这个例子，尽管说的是无关紧要的行为模式，但其中包含的道理却极为典型。
个人的不安全感，促使我们创造出控制行为的准则，在更重要的事上尤其如此。什么才是“恰当”的性爱方式？是标准的传教士体位
吗？《爱经》
中描述的那些事又怎么样呢？要是那些事都没问题，为什么大家都比较忌讳谈呢？还有，怎样跟你的母亲说，让她不要再烦你的妻子？你妻子为什么不注意与婆婆的语气呢……
所有这些武断、“恰当”的行事方式都是哪里来的？答案只有一个——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用儿时大人教我们的观念为纲，创造出这样的准则。然后，我们就会带有操控性地把准则运用到他人身上，侵犯他们的权利，操控他们，减轻我们个人的不安全感。之所以有这种不安全感，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如何应对。
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措施，人们会从心理上对你进行操控，会利用“对错”“公平”“道理”和“逻辑”等方面的准则和标准，来控制你那些可能与他们的个人需求和好恶相矛盾的行为。操控者会创造出一种似乎已经公认的外部规则，以便操控你的行为。
是不是所有的外部规则都带有操控性呢？假如你想借助这些准则和结构，使你和他人的关系变得简单、轻松，你会不会可能让别人操控呢？这些问题，是无法用简单的“是”或“不是”回答的。现实中，无论进行交流的两个人是什么关系，这种关系中的所有结构或准则往往是武断性的。
比如说，你跟生意合伙人制订了一个方案，规定你处理内部事务，他处理对外事务，可并不是只有这样，才能把生意做好。其实，你们可能可以共同承担财务，或雇用一个兼职会计，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多做一些本职外的工作，说不定会让你们的生意更成功。再比如，丈夫和妻子商议，丈夫上班，妻子在家照料孩子，这往往也是一种武断性安排。照料孩子的任务不一定要交给一个人，可以由夫妻分摊，也可以雇保姆，可以把孩子送到托儿所……等等，采取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会有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人会怎样利用这种外部规则来侵犯你，可以简单地将你和他人的关系分为三类：
1. 商务式或正式关系。
2. 权威式关系。
3. 平等关系。
把你和他人之间特定的相互关系进行归类，取决于一开始你们两人的相互关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准则的制约。
在第一类关系中，不管你如何考虑，商业交易行为中已经植入了大量外部规则。这种结构的表现形式，大多是法律条款或合同。这样，买卖双方都能清楚地说明，彼此之间商业行为的性质。在商业关系中，假如一方（通常是卖方）将某种带有操控性的外部规则带入，而这种结构又未经双方事先确认，就会妨碍到你“做自己的未来行为的最终评判者”这一权利。比如，“我只是经销商，散热器好不好跟我们没关系，你要联系厂家。”（言下之意是：“你这个笨蛋！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瑞波夫
汽车店是怎么做生意的不成？”）
第二类关系，涉及与某种权威人物的关系，它属于事先只植入了部分结构的一类。在这种关系中，双方的所有行为，并非像商务式关系那样，受到共同认可的规则所约束。一个例子，就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跟老板打交道的时候，并不是所有准则都会事先明确地说出来，并经过双方认可。你也许知道上班时应当如何应对他，可下班聚会时，你又该怎样应对呢？买饮料该由谁来付账呢？该由谁来选择酒吧？即便是上班时间，当老板提出某种过分的要求，想让你承担更多职责、让你临时加班或不付加班工资的话，你又该怎么办呢？
在这种互动关系中你可以看到，如果将操控性结构武断地强加于某些领域，没有双方共同认可的规则进行约束，你就不能成为自己行为的最终评判者。
到了网球场，你上班时的老板便不再是老板（谢天谢地！），可为什么一起去打网球的时候，总是你在张罗一切？6点你下班回家，你上班时的老板就不再是老板，那为什么回家路上你还要下车，把他的西服拿去洗衣店清洗呢？尽管你讨厌做他的仆从，可在这个问题上你仍然不会跟他说什么。
权威式关系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小孩与父母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父母一开始都是专制的权威：他们是生你养你的人、帮助你的人，你的老师、护士、保护者，你的模范，执行纪律的人、决策者以及裁判员。而孩子一开始都是被抚养者、学生、病人、请求者等角色。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开始为自己的幸福承担起越来越多的个人责任，那么，最初现实所赋予的这种“父母——孩子”式的结构就需要加以改变。要想让孩子主动承担起管理人生的责任，就必须给予孩子越来越多的自由抉择权。
你肯定记得自己的经历，当父母和子女的角色变得更加平等，双方就能分享彼此的个人情感、目标以及遇到的问题。通常来说，这种分享还不够平等、亲密。父母往往会因为无知、不放心而固守着过时的习惯，虽然给子女部分成年人的自由，却不放弃原有结构赋予他们的那种全能父母的角色，所以会侵犯到子女们的自身权利。这样，子女会产生抗拒心理，导致父母和孩子之间渐渐疏远。
这种不幸的情形，在一位母亲和她40岁女儿的案例中，表现得很明显。这位不强势的女儿在生活中经常受挫，为了应对，她只好不断地吃东西，以此来获得最起码的满足。接着，她就不得不严格控制饮食。有一回她跟母亲一起去购物，之后，她们在一家咖啡店坐下来休息。这时，母亲马上就用一种“妈妈最清楚”的态度，说服女儿再吃点儿什么。尽管女儿辩解说她不想吃东西，可最终她还是吃了。
那位母亲通过引入旧时母女关系的结构，来操控女儿（谁知道是为什么呢？），但这种结构在这样两个女性之间——一个60岁，另一个40岁——根本就没有现实基础。与此同时，那位母亲本身的家庭生活也有严重的问题。丈夫身体残疾，可她还去干那些并不适合她的事情，把家庭财务搞得一团糟。女儿想要帮她，可她知道母亲很可能不会相信她的判断，接纳她的建议。她也受够了母亲一贯的操控伎俩，不想围着母亲转。这样的母亲，根本没有找到一种新的、成人对成人的角色关系来与子女相处。
在这个案例中，40岁的孩子在父母面前依然是孩子，60岁的父母在孩子面前依然是父母。与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相当了解的另一对母女。这两位女性，在生活中也存在着严重分歧。女儿进入青春期后，父亲过世了。一个家庭自然会碰到许多问题，但通过多年的反复尝试，这对母女逐渐形成了彼此平等的关系，相互都尊重对方的选择和决定。目前，这位母亲已经56岁，独自生活着，而女儿也已经31岁，结了婚并有了两个孩子。她们彼此都能为对方带来美好的感觉和积极的心理支持。最近，这位母亲跟女儿谈到了独自生活所带来的问题，说：“我真喜欢跟你说说我的麻烦。你不会对我的男友挑三拣四，不会抨击他们，不会指手画脚告诉我该怎么做。你只是聆听，让我有一抒心中不快的机会。我真的很喜欢这样。”这位母亲，不但能接受女儿的帮助和建议，也能尊重女儿为了约束她的行为而设下的一些限制。
在第三类关系（即平等关系）中，事先并没有什么初始结构来约束双方行为。所有结构都是随关系发展，通过达成有效的折中办法形成的。这些双方认可的折中办法都讲求实效，让关系得以保持，而不必每天协商，谁在什么时候该干什么。那些为了变得更加强势而接受培训的人，总是天真地认为，这些折中办法都应当公平。我对他们说：“折中办法不一定非得公平，只要有效就行！谁说人生是公平的？你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愚蠢的想法？如果人生公平，你我就该轮流和洛克菲勒家族去南太平洋、加勒比海和法国里维拉旅游，而不该待在这里，想着学会强势。”
平等关系的例子很多，比如朋友、邻里、同屋、同事、情侣、成年家庭成员、堂/表兄妹、姻亲、兄弟、姐妹之间。这些关系中，你既可以随心所欲行事，同时也最有可能受到伤害。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夫妻。大家都听说过相敬如宾的婚姻关系，夫妻双方会通过交流，表明心中所想，说明能够给予对方什么，来共同达到所需要的那种折中结构，并且很可能会一再修订这种结构。他们并不担心在别人看来有多古怪或自私，也不担心会违背某种夫妻“应当”怎样行事的神圣准则。有了这种强势的分担能力，夫妻双方就定下了底线，使他们的婚姻结构保持合理的灵活性，以应对人生的各种问题。
在这种平等关系中，倘若一方（或双方）因为不安全感或出于无知，而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比如朋友、室友或夫妻“应当”如何行事），进入到关系当中，就会出现问题。在出了问题的婚姻中，往往夫妻的一方或双方对于夫妻角色都早有明确的看法，这些强加的准则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行不通。齐心协力、创造幸福生活的夫妻角色，只能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婚姻关系中，任何一方的个人不安全感越强，这一方试图强加于配偶或自己身上的结构就越武断，操控性就越强。感到不安全的丈夫，可能会把武断性的结构强加到妻子身上，目的只是为了应对自己的担心（担心对妻子束手无策）。他可能会坚持说妻子不应当工作，应当待在家里照料孩子，或不允许妻子管钱。他甚至觉得，妻子对于这种人为强加的处理方式如果有异议，就应当受到惩罚，至少应当让她内疚才行。他会一边装腔作势地说着公平、谦让的陈词滥调，一边却干着这样的事。
有一对已婚男女来就医。这对不幸的夫妇在结婚前，没有跟其他人发生过性关系。他们唯一有过的亲密而平等的关系，就是婚姻关系。从一开始，丈夫的武断结构就在关系中占了上风，而这个年轻的女人呢，则不够强势和独立，无法与丈夫抗衡。她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消极、逃避，或采用稍逊于丈夫的操控办法。
结婚6年后他们来就诊，此时问题已经堆积如山，都可以压扁一台独轮车的轮胎了，可她却还在艰难地推着独轮车，并把问题归结为“我的性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她无法强势地应对丈夫的操控，所以她开始从各方面疏远他，包括性生活。在4年失败的性生活后，她开始抱怨说自己有性冷淡、阴道炎、阴道痉挛（阴道口非自主性收缩，妨碍性交）、性交疼痛（深度阴道疼痛，常见于假性性交困难
）等问题，无法获得快感。她并不承认不自信，坚持说除了性生活，婚姻的其他方面都令人满意，所以她一开始接受的是性功能障碍治疗。阴道痉挛通常只需要3个星期就可以克服，可她却治疗了3个月。
数次治疗无果，医生又开始采用一般的探索性心理治疗，但也没有用。夫妇二人都无法理解这才是最终的答案：表面上的性问题，其实与他们相互的普通行为有关。当医生问她为什么要治疗性障碍时，她深信不疑地回答“这样查克就会幸福”，可对她自己的性满意度却只字不提。她没有意识到，性生活的失败，不过是她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让丈夫难受，并让自己发泄沮丧——嫁给了他，并没有获得幸福的婚姻。后来，这对夫妇中断了治疗，据最后的报告称，他们正在考虑离婚。
从妻子这一方来说，没有安全感的妻子，也可能会把操控性结构强加于婚姻中，以此缓解担忧的心理。她也许会侵犯丈夫的权利，巧妙地、甚至用屈尊俯就的态度来对待他，仿佛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小男孩。她会容许他有为谋生而工作的自由，但由于不信任，她会试图掌控他的其他行为。要是丈夫对这种严格的处理方式心存不满，她就会让他产生内疚感。在这种情况下，丈夫也必须先相信妻子可以这样对他，才会受操控。他必须相信，他不是自己行为的评判者。假如他不信，妻子是没有办法强加于他的。
我有一名男患者，他与妻子之间就是这种关系。接受治疗前，他升职为一家连锁商店的经理。升职后他承受着各种压力，既有来自公众的，也有来自公司管理层的。由于有着一种不强势的观念体系，他并没有严格限定自己应当为顾客提供什么服务，也没有坚持让公司明确承诺给予支持。结果，他没干多久就卸任了。在失业的时间里，他觉得必须瞒着妻子，于是谎称有工作。当一家单位提供了一份压力很小的临时工作，让他去当仓库管理员时，因为害怕跟妻子冲突，害怕她的亲戚会知道自己是蓝领工人，所以他没有接受那份工作。很显然，这个可怜的家伙并不认为他是自己行为的最终评判者，所以他表现出的，是那种原始的、消极逃避的应对方式，而不是言语上的强势。
在与他人交往的这3种方式，即商务式、权威式和平等相待的关系当中，出现问题的共同原因是：你与同一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以上的相互关系。比方说，当你和一个朋友建立起商务关系后，双方都很难做到不让商务行为干扰到你们之间平等、友好的朋友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你的朋友也许会通过强加某些行事方式来操控你，但这种方式与你们之间的商务行为却毫无关系。
例如，他可能会开始向你借车去跑业务，因为你们以前都向彼此借过车。他也许会试图向你借大笔钱款，因为以前向你借小笔钱款时也没出什么问题。倘若你和朋友尚未达成一种真正平等、没有操控性结构的相互关系，那么，你的朋友就很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在你与他的商务关系中，也“应当”这样对待彼此，他会说：“一个朋友，怎么能仅仅为了还钱而逼我呢？”
这就是混合了关系而导致相互操控的例子。常言说得好：“朋友和生意难两全。”你可能会发现，有时你根本没有选择余地，只能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同一个人。
在混合关系中，只有强势地我行我素，自主决断你想要什么，认真研究每一阶段你愿意接受的折中办法，以此应对别人的操控，你才能与一个朋友又做生意，又做朋友。
我们常常有这样一种原始而幼稚的观念，换成我的话来说就是：你不应当对自己和自己的行为做出独立自主的评判。而应当由一些外部准则以及比你聪明、伟大的权威来评判。
从根本上说，这种观念引发的任何行为，都是操控。不论用什么方式，只要有人限制你决断自己行事的权利，那么他就是在操控你。
在一个85人的强势法则培训班上，当我问到“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相信这一观点”时，只有3个人举了手。可是当我问：“你们有多少人表现得似乎相信这一观点呢？”全班学员都举起了手。
我行我素这一权利，是不让任何人对你进行操控的首要强势法则。正是由这一强势法则，衍生出了其他的强势法则。其他的强势法则，只是这一权利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应用而已。在后文所述的各种具体的强势法则中，我都会给出例子，说明他人是怎样通过种种伎俩，试图把他们自己武断性的标准，树立成对你的行为进行评判的最终准则的。现在先让我们简要地看一看，行使这一基本的强势法则所带来的结果吧。
成为自身行为的评判者后，你就能学会各种独立自主评判自身行为的方式。通过自己反复尝试后做出的判断，不太像“是与非”的体系，而更像是“这个对我有用，那个没有用”的体系。独立自主做出的判断，是一种并不严格的“我喜欢——我不喜欢”的体系，而不是“我应当——我不应当”“你应当——你不应当”式的严格体系。
我们每个人对于自身所做的特定判断，可能并不有条有理、符合逻辑、始终一贯、恒久不变，对于他人来说，可能也并不都是通情达理的。然而，它却是适合我们独特个性和生活方式的判断。
许多人往往会害怕成为自己的评判者。做自己的最终评判者，没有准则约束，就像是独自在陌生的异国旅游，没有导游来介绍应该看哪些景点一样。更令人担心的是，我们手头还没有指点迷津的地图。在人生路上为自己制定准则并不容易，但要是允许他人操控我们的情感，而让我们面临沮丧、敌意和逃避，肯定更糟。我们要依赖于自己的判断，因为事实——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面对这一事实——就是：只有我们，才对自己负有责任。
我们无法通过否认或忽视责任的存在，而逃避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这是你的人生，其中发生的一切都由你本人负责，而不是由其他任何人负责。许多人都不承认他们是自己行为的最终评判者，因为不愿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常常找借口、寻理由。这种否认自己责任的态度，很像纽伦堡
审判中那句经典的辩护词：“我只是服从命令而已。”
最后，我们需要弄清楚，行为上的强势，是如何涉及道德规范、法律体系这样的外部权威的。道德规范是人们用于评判自身或他人行为的武断性准则。说到道德规范对人的操控，我很喜欢下面这个故事：
一群人背着包在谢拉山脉
徒步旅行，步履稳健的向导突然被一根木头绊倒，折断了脖子。此时每个人面临的，都是“找到回家的路”这一艰巨的任务。人们心存恐惧，害怕在荒野中迷路，一旦找到一丝生存的迹象，恐惧也会得到缓解。这时，每个人都找到了一条小路，纷纷对自己和其他人说：“这条路是对的。”他们都不愿考虑其他小径的可能性，死板地坚持自己的选择。后来，大家终于选择了一条路，而没有走上自己选择的路的人，就会卸下“回家的责任”这个包袱，把它放到那条别人武断选定的道路上。要是这条路没能领着众人回家，人们就可以去责怪那个选路的笨蛋，而不会责怪自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世界上并没有什么道德上绝对“正确”或“错误”的方式，没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做事准则。有的只是个人自己选择的行事方式。它们要么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要么让我们的人生堕落下去。
在上面的故事中，如果有一名强势的背包客，他可能不会选择其他任何人所选的道路，而是凭着直觉，利用太阳和星星的轨迹、光敏感植物的生长位置、他所记得的路标、手中那张标准石油公司
所出的地图，来判断99号公路在哪里。
法律规范是社会采用的另外一种武断性准则，目的是惩罚全社会都认为应当禁止的那些行为。与道德体系一样，法律法规跟绝对的“是非”并没有关系。是非体系是用于心理操控人们的情感和行为的，而制定法律法规的目的，则是限制人们的行为，解决人们的争端。
不过，你永远都有违犯法律并面对违法后果的自主决断权。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敢说，从来没有违反过交通法规呢？要是被逮住，不过就是乖乖地扣分、交罚款罢了。对于我们的选择，后果都是由自己来承担的。然而，许多人都混淆了是非体系与法律体系，在控制人们的是非行为上出现的一些立法和司法问题，正好说明了这种困惑。将法律条款与是非体系结合起来，就会将法律法规变成操控性的情感工具。
是非的概念，还有可能被当成法律的外衣，给试图惩治街头巷尾“错误”行为的警官们所利用。最近，洛杉矶警察局的一名交警，就试图对我使用这种“合法”的操控手段。这位穿着卡其布制服、大腹便便的中年大胡子队长在高速公路上把我拦下来，说我在限速65英里的区域以63英里的时速驾驶。他给我开了罚单，还认为我应该感到内疚：“要是你想像个傻蛋（在意第绪语中，“傻蛋”指的是男性生殖器）
一样在慢车道磨蹭，没问题。可是在快车道上也像个傻蛋，那就不对了。下次别这样！”他不但想要我付罚款，还想要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傻蛋”（并感到内疚）。看到我不为所动，他似乎有点失落，不过他还是保持风度，骑上雅马哈摩托车走了。
一旦利用了是非体系，就会让人们在心理上产生负疚感。当法律被用于诱导人们产生负疚心理后，执行法律的人，就会侵犯你评判自己的这一自主权利。人们都会觉得，因为违犯了某一条法律，你就应该感到内疚。一个虽然极端但却很明显地利用了情感法律的例子，就是拒服兵役。很多不喜欢战争而拒服兵役的人，常常被法庭判处数年苦役，比如在医院里刷洗便盆以取代狱中服刑，当一位法官在做出这种判决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告诉拒服兵役的人：“判处你给别人拍若干年的马屁，好让你不进监狱。你可不是自己的评判者，我要让他们来做你行为的评判者。”对于这个拒服兵役的人来说，他可做的选择很明显：要么进监狱，要么就放弃自己我行我素的权利。这种判决，就算没能成功地使这个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感到内疚，至少也是对他自主决定不“保卫”国家这一行为进行了惩处。这样，就迫使他不得不在好几年中，放弃自己在其他领域进行自主决断的权利。
我在阅读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时，找不到任何章节，允许美国政府利用控制违法者情感的手段来惩处违法行为。不过，我倒的确读到过这样的内容：我们被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假如不能行使你的强势法则，不能做自己行为的最终评判者，那么生存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过是一纸空话。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强势法则，我也会详细介绍，他人带有操控性地侵犯这些权利时，最常用的一些伎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