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大约20年前，我刚从部队退役回来上大学，遇到了一位正直、精力充沛的人，他就是乔。那时，乔还是年轻的教授，而我则是他的学生。他一直教授心理学。他的讲课方式强硬、武断又坦率。他根本不让学生对心理学这一学科留有任何幼稚的观念。他不会迎合学生的期望，来对病态而有趣的精神失常进行阐释，甚至也不会解释人类心灵、行为或积极精神等方面的普通常态。他并不强调那些说明为何我们会按某种方式行事的复杂理论，而是强调简单性。对他来说，利用简单的假设，描述出事物在心理学上的运作原理、描述出它们的确有效，就已足够，然后他会要求我们就此打住，不再深究。他有着一种坚定的、学究式的观点，那就是：95%被人们迎合为科学心理学理论的东西，纯属垃圾，而要真正了解基本的心理机制，彻底解释大多数人类的行为，仍然任重而道远。
现在看来，乔这一观点仍跟20年前一样具有说服力……而我也非常认同！诚然，冗长、专业或深奥的解释常常引人入胜，甚至颇具文学色彩，但这往往毫无必要，还会将问题复杂化，并不方便人们理解。倘若想要运用心理学实实在在的原理，那么，了解“是什么原理有效”要比了解“原理为何有效”更重要。
比方说，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我发现，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病人为什么患病”这一点上，通常是徒劳的，这往往只是学术自慰，可能数年后也得不到什么结果，甚至有可能贻害无穷。关注病人“如何应对其行为问题”要有益得多。
乔甚至彻底根除了我们心中对于心理学家的固有观念，即认为心理学家是新兴的、对于人类行为无所不晓的权威。他曾在课堂上发牢骚说：“我可不喜欢学生提我回答不了的问题。”你不难猜到，乔在课堂之外的性格是怎样的。尽管他是人类行为学的专家，但他也有着与普通人一样多的问题，我也会给他带来一些问题，使他每学期给学生评分之后，都会在我面前饶有兴致地抱怨：“学生总是埋怨个人问题太多，没法好好学习。难道他们不会处理问题？要是你没有碰到问题，那说明你根本没生活过。”
在那几年中，我逐渐熟知了乔，并把他看作密友和人类行为学的专家、同行，我最终发现，他和别人打交道时，有着跟我相同的问题，而问题的严重程度也大致相当。后来，随着我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里认识的人类行为学专家越来越多，我又发现，他们也有着各自需要应对的问题。“医生”这一身份，并未让我们免于遇到问题，这些相同的问题，我们在亲戚、邻居、朋友甚至病人身上（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受过何种教育）都曾看过。跟乔一样，跟其他心理学家或非心理学家一样，所有的人在与他人打交道时，都存在问题。
当我们的丈夫、妻子、恋人因为某件事情不高兴，他们都有那种甚至不用提到这事儿，就能让你感到内疚的本领。摆脸色、关门声音大一点、声称1小时不说话或是冷冷地要求换个电视频道，都能达到目的。有一次乔跟我诉苦：“天哪，要是我明白他们怎么能那样做，或我为什么那样回答的话就好了。可不知怎么，我最后总是感到内疚，哪怕根本就没有内疚的理由！”
并非只是配偶才会给我们带来问题。假如父母或岳父母想要什么东西，他们就有那种本领，让成年子女感觉像焦虑的小孩一样，哪怕子女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你我都清楚得很，电话那头母亲的沉默不语，或岳父母脸上的不悦之色，或父母的提示，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直觉反应，比如说“最近你一定很忙吧，我们老是见不到你”，或说“我们附近有一套不错的公寓出租。要不明晚你过来，咱们一起去看看吧”，都是如此。
在与家人之外的其他人交往时，我们也面临问题。比如，如果机修工将你的汽车修得不好，经理就会滔滔不绝地跟你解释，为什么在你支付56美元的修理费用后，汽车散热器仍然过热。尽管他有本事让你觉得你对汽车一无所知，并且让你因为没有爱惜好汽车而感到不爽，但你仍会烦恼不安：我付了钱，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呀！
即便是朋友也会带来问题。假如一个朋友建议晚上出去搞点娱乐活动，而你对此却不感兴趣，你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找托词。你得撒谎，这样才能不伤感情，可与此同时，你会为自己这样做而内疚，觉得就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无论你我做什么，别人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存在那种不切实际的观念，认为日复一日地与问题共存，是一种既不健康又不自然的生活方式。可事实并非如此。生活会给每个人都带来问题，这才是完全符合自然规律的。更常见的是，由于存在“健康人没有问题”这种不实际的观念，你可能会觉得，所有人都深陷其中的这种生活方式，过起来毫无意义。在心理辅导课上，我深入了解的大多数人，都形成了这种消极的观念。然而，这并不是“有问题”所导致的结果，而是“觉得无能应对问题、无能应对带来这些问题的人”所导致的结果。
尽管应对不佳时，我自己也会有同感，但作为心理学家，我的总体经验使我并不赞同这样的观念——认为人类是一种基因退化的物种，只适于生存在万事万物较为简单的早期社会。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并不认同下述说法：我们是失败者，在这个工业化、城市化、空间净化的时代，无法幸福地生活下去，无法充分应对面临的问题。相反，我的观点截然不同，更为乐观，这种观点源自我的亲身经历，源自我的专业阅读，源自我所学的知识以及自己的教学阅历，源自我的实验室研究和临床研究，源自我培训人们应对生活问题的过程，源自我深入社区并且收治成百上千位病人的事实（这种收治会违背他们的意愿，原因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与他人打交道），还源自我对那些病情从最轻微到最离奇、最危险的精神疾病患者所进行的临床治疗。恰当地将这些经历，跟我对一生中所碰到的其他成千上万人的自然观察所得结合起来，就产生了一个更合理、更现实的结论：我们在生活中都会碰到问题，这是正常的，我们都拥有充分应对这些问题的能力，这也是正常的。
若是我们没有与生俱来可以应对问题的本领，人类早就灭绝了。与一些悲观主义先知告诉我们的正相反，迄今为止，人类是自然进化版图上最成功、最具适应性、最聪明和最坚强的生物。假如相信人类学家、动物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家呈现的证据和普遍结论，我们就会明白，远古以来，人类和动物的始祖家族，就在大自然的生态力量设定的苛刻条件下，为了生存竞争着。我们的祖先不但在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且日渐繁荣兴旺。我们生存下来了，并且取得了胜利，而其他物种则要么灭绝，要么濒于灭绝。这是因为，人类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更适合在任何环境生存。
我们的始祖并不是没有碰到问题，而恰恰是因为存在问题才得以生存。虽然很多动物都进化出了这种本领，可以在艰难时期和严酷环境中成功地解决问题，但我们却脱颖而出，逐渐进化成了人类。有了这种本领，我们不但征服了地球和环境，而且还开始为了后代的生存而保护地球，保护地球上的其他物种。所以，从解决问题这种杰出本领的角度来看，世间再也找不出与人类匹敌的其他生命形式了。
那么，使人类成功生存下来的应对本领都有哪些呢？你、我与那些濒危物种之间，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又是什么让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类呢？假如观察那些类人物种，尤其是脊椎动物主要的应对行为，我们常常会看到，一旦同种的两只动物间发生冲突，那么这两只动物中，至少有一只会表现出争斗反应或逃跑反应。对动物来说，争斗或逃跑，都是相当有效的应对办法。这两种应对类型，好像都是下意识、先天性的反应。作为人类，你我也会相互争斗或逃避，有时这并非是我们的选择，是自动的，偶尔还会在公开场合发生，但更常见的还是彼此掩饰的方式。不论是争斗还是逃避，都是人类始祖进化而来的结果，从目前的人类形态来看，我们没有尖牙，没有利爪，也没有专门的肌肉做争斗或逃跑的后盾，所以在应对时，我们无法首选这两种方式。你我甚至无法体面地发出一声吼叫，来吓走抢劫的人。而我呢，尽管相信自己在紧要关头的逃跑能力，却也并不想常这样做。
虽然拥有与低等动物（如今，它们只在人类的容忍下才能生存了）相同的争斗和逃跑反应，但让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拥有一个了不起的、新型的、具有语言能力并能解决问题的大脑。人们认为，约100万年以前，进化和生存竞争淘汰了我们的一些始祖近亲，因为它们没能在原始的争斗或逃跑反应这种组合策略之中，增添更有效的应对手段。与此同时，进化也在基因上强化了人类每一代先祖的语言能力，强化了他们解决问题的本领，使他们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这种新型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大脑，使人类在产生矛盾的时候，还能相互交流和合作。这种言语交际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正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并能生存下来的关键。其他物种要么已经灭绝，要么正面临灭绝，或情况更糟——已经被人类驯化了。
多亏了那些成功生存下来的祖先，人类才拥有了三种主要的生存性应对行为，即争斗、逃跑和用语言解决问题的能力。争斗和逃离危险，是我们从尚未进化成为人类的始祖那里遗传的两种应对反应。而用言语上的强势来解决问题，却是我们在进化过程中，从早期的人类祖先那里遗传来的本领。简而言之，虽然你拥有争斗或逃跑这两种天生的生存本领，但要解决问题，你并不是非得采取这两种方法。相反，你拥有一种人性化的选择，可以与他人交谈，并通过交谈来处理那些令你烦恼的问题。
在这个现代化的文明世界，当你我试图运用攻击或逃避性行为来应对矛盾时，通常都不会明目张胆地干。用行为公开发泄情绪，几乎没有回报可言。在孩童时代，大人就教孩子不要打架，他们还教导说，应当勇敢，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跑。西方社会里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都被这样教导过。因此，我们都习惯于被动地应对矛盾。“不要还手”，“站在那儿，忍着”，这都是被动、消极的方式。即便有人气得我们七窍生烟，我们也很少当众表露。相反，我们会默默地咬牙切齿，毫无意义地发誓说日后要报复。这正是我的一位病人表现出来的典型方式。
这位病人叫黛安，是一名29岁的打字员。黛安试图用自己消极的敌视态度，来应对老板提出的令她反感的要求。她既没有跟老板谈过她的反感，也没有用行动发泄出怒气（比如跳起来对老板大喊“见鬼去吧”），而是在老板要求她干的一些事情上故意拖拖拉拉。上班时，只要轮到她去给大家冲咖啡，她总会干砸点什么——不是把咖啡洒了，就是冲得太淡或太浓——总之，就是跟其他进行消极抗议的人一样，表现得相当糟糕。假如遇到突发性的急活儿要加班，她打字时就会错误百出，故意用两倍的时间才干完工作。尽管老板说不出她有什么对抗行为，但她仍在尽可能地坏老板的事儿。可想而知，黛安的这种消极态度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肯定要多过给她老板带来的麻烦。
倘若你我也像黛安那样，那么，我们就会一直被安排去清理咖啡污渍，去重新冲泡咖啡，或磨磨蹭蹭地更晚下班！更糟糕的是，如果你消极敌视，老板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你去干同一件事，这样一来，你每天的心情都会很沮丧。消极敌视不会有什么用处，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
跟许多人一样，黛安也用消极逃避的方法，来应对其他问题。假如有人给她带来问题，她就会尽可能回避此人。黛安前来接受治疗，是因为婚姻面临破裂：夫妻分居的时候，她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丈夫，因为他俩在同一栋办公楼上班。可上班时偶然碰面，丈夫总会很冷漠。其实他的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将婚姻问题的大部分责任都归咎于她。黛安很难应对他的冷漠，尤其是在公开场合。她说自己还喜欢鲍勃，看到他那样对她，她都想哭。在鲍勃冷面相对时，黛安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她便费尽心思地躲着他，试图以此来应对。当鲍勃打电话给她，想讨论一下如何处置两人的共同财产时，她好几周都没接电话。黛安把这种逃避行为简直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只要办公桌上的电话铃一响，哪怕不知道是谁打来的，她也会走开不接。就算是待在自己的公寓里，她也很不安，害怕鲍勃会打电话过来。黛安把这个问题跟我说了之后，我们便制定了一套培训课程，来教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消极逃避，而是强势地去应对鲍勃。经过练习，黛安能够给鲍勃打电话，商量财产分配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最后她终于能够约鲍勃一起午餐，讨论在他们偶然相遇时她所不喜欢的一些事情了。
但是，倘若黛安继续消极逃避下去，那么这种方法就会失效，因为它并非有效的应对办法，就跟她应对老板时采取的消极敌视方法一样。最终，她要么仍然得面对财产处置问题，要么就只能真正逃避鲍勃以及整个离婚的过程。在后来的治疗中，黛安发现，自己婚姻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跟她消极逃避的处理方式有关。正如黛安历经了痛苦才走对路子一样，倘若你我在与他人产生矛盾时，不断消极逃避，那么，他人很可能就会逐渐厌烦，并不再对你抱有希望，进而与你断绝关系。
如果只采取敌视或逃避的方式来与他人打交道，我们自己也会难受。因为一些令人不快的情绪（比如生气或害怕），也会随着这两种行为模式而来。如果消极应对，我们往往还会在与他人的斗争中一败涂地——人生当中，还真有这样的斗争，胜则生，败则死。于是，我们便会沮丧不安，最终抑郁消沉。愤怒、恐惧和沮丧这3种情感，是人类最根本的、遗传得来的生存性情绪组合，也是导致病人寻求专业心理治疗的常见情绪指征。
我在诊疗过程中见到的病人，经常会因为自己的喜好而对他人发火或敌视他人，有的因为害怕而对别人退避三舍，有的则厌倦了失败，终日郁郁寡欢。临床医师所看的大多数病人，都属于是过度依赖形形色色的、甚至很怪异的争斗或逃跑反应，才来寻求帮助的。不过，感到愤怒、恐惧或沮丧，决定来寻求心理帮助，也不意味着你的心理就是病态的。你我之所以都会愤怒、恐惧或沮丧，是因为人类的生理构造和心理机制生而如此，正因为人体的神经组织、肌肉、血液和骨骼具有独特的组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行为，才让人类的祖先在严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
消极情绪对于生存的意义，正如肌体的疼痛对于生存的意义一样重要。碰到滚烫的东西时，你的手会不由自主地缩回来。神经系统生来如此，你会下意识产生反应，并不需要思考。当你感受到不悦情绪时，实际上你感受到的是一些生理和化学变化，它们是按照大脑中原始的“兽性”部分所发的指令产生的，目的是让整个身体为产生某种行为反应做好准备。愤怒时你会感到，身体准备发起攻击。我们不但能感到这种攻击准备，还可以从他人的行为中看到这种准备的结果。
比方说，在重大的橄榄球比赛中，本该大胜的冠军队却失利了，仅仅因为弱队教练在更衣室里狠狠辱骂了队员，就使队员们爆发出了大大超过了冠军队的体力。就体格上的自我保护能力来说，我们并不是大自然的宠儿。即便如此，倘若我们发怒，在没有机会逃走或通过交流脱离险境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攻击性的自卫手段得以生存。
另一方面，当你觉得害怕，你感受到的是一种生理变化，它由大脑所发的指令而产生，下意识地让身体为逃离危险做好准备。假设在一条灯光幽暗的巷子里，有一名劫匪手握弹簧刀向你逼近，那么，此时你通过自己的呼吸、内心和四肢所感受到的那种惊慌失措，并非是怯懦，而是一种自然的兴奋感，它是被大脑中枢无意识地激发出来的，从而让身体做好准备，逃离险境。
尽管拥有属于人类的第3种应对之策，即用语言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有时不论怎样做，我们还是会愤怒、紧张或恐惧。当一名冒冒失失的司机，在高速路上以每小时70公里的车速抢我的道时，不管我保持强势也好，不让双手发抖也好，都无济于事，如此接近灾难，我肯定会浑身发抖，因为我根本没法阻止灾难发生；当发现我的新车挡泥板上莫名其妙出现一道凹痕时，我对那个划车的人即使保持强势也毫无用处，无论怎样安慰自己，我都会气得暴跳如雷；倘若妻子哭丧着脸回家，踹了我一脚来发泄怒气的话，我们也免不了会大干一架。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人类那种天生的心理生理学机制让我们别无选择。不过，倘若能够强势地与他人打交道，才有机会去实现你的一部分心愿，那么你就不太可能失控、发火或惧怕了。反之，倘若因为某件无法改变的事情而受挫，或没法运用那种天生的语言能力来处理某件本可改变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沮丧。
在当下，沮丧感对生存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假如看一看你我在沮丧时的典型行为，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对于我们祖先的意义了。沮丧时，我们几乎什么行为也没有。除了维持一些基本的生理功能外，我们很少行动，甚至什么也不干。我们通常不会做爱，不会饶有兴致地去看电影、学习新东西、做家务、拼命工作……感到轻微沮丧或伤感时，我们通常会怀念一些旧事物，而在特别沮丧时，我们会极为泄气、失意。沮丧时你所感受到的，是大脑中的原始区域所发出的信息而产生的反应，这种反应的目的，是让维持日常活动所需的大部分生理机能缓慢下来。
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当他们不得不长期忍受严酷的环境时，沮丧就成了一种有益的心理状态。在生活艰难之际，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节衣缩食。情绪低落、无所事事的祖先，更有可能保存下财力和精力。这样，他们就增加了生存的概率，以待好日子到来。我们可以在下面这种情形中，看到自己身上这种原始情绪的残余迹象：比如，在冬季一个寒冷而阴郁的星期六，除了吃零食、打盹和在家里拖地之外，我们别的什么也不想干。你我经常体味到的那种常见的沮丧情绪，可以持续几个小时到几天。我们会感到痛苦，但随着时光流逝，在经历积极的事情后，沮丧感便会渐渐消失。
如今，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相对富裕的社会里，沮丧和隐居对于生存并没什么明显的益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现在的物质生存条件并不严酷，因此沮丧这种生理上的“冬眠”机制，对我们来说却毫无用处。如今，我们的挫折感并非来自环境，而是来自他人的行为。我和其他临床医师治疗过的那些长期抑郁症患者，都曾有过不断受挫的经历。
治疗暂时性抑郁患者或长期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经验表明，帮助抑郁症患者重新站起来，重新获得积极的人生体验，要比袖手旁观、坐等抑郁症消失更有益。33岁的唐是一名离了婚的会计，患有复发性长期抑郁症。唐由父母抚养长大，对于他想干的事情，父亲总是百般阻挠。在他小时候，唐与父母相处的典型方式就是，他在家里干完家务，很少得到父母的感谢和表扬，可他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好，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会让他深感内疚。比如，当唐想要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时，父母给了他各种理由，说年纪小骑车很危险、自行车很贵，父母还提醒说，假如给他一辆自行车，粗心的他是保管不好的。于是，他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一辆自行车。当他想学开车的时候，父母又说，青少年开车开得不好，他得再等等。所以，他是在离开家上了大学后，才学会开车的。
后来，唐跟一个女人结了婚。据他说，这个女人跟他的母亲很相似。妻子从不表扬他，总能找出由头来埋怨、唠叨。后来，唐跟妻子离了婚。分手不久，唐便患上间歇性抑郁症，而且发作时间越来越长。在治疗期间，医生们对唐采取了抗抑郁的“情绪激励”药物疗法，但几个月过去，效果甚微。对唐来说，首选疗法应当是终止药物治疗，因为药物治疗非但无效，反而带来副作用，让他变得紧张易怒。因此我没有再用药物疗法，而是让唐在不抑郁的时候，把喜欢干的事情记下来，列成一张表。另外，不管有多抑郁，在所列的活动中，工作上的事情每周至少要占到两项才行，如果有必要，他必须强迫自己去干这些事。还有，在工作或社会交往过程中，无论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某件事情做得不好，他也不能重复过去那种逃避现实的习惯，不能重现抑郁情绪、离群独处或径直回家。就算他的即时情绪是不想做，也应当完成手头的工作，将所参与的活动继续下去。采用这一有效的治疗方案后，唐患了5个月的慢性抑郁症，在4周后就根除了。
尽管“愤怒——敌视”“恐惧——逃避”和“沮丧——退缩”这些神经生理学应对机制本身并不是病，但它们也没有多大用处。我们的大多数矛盾和问题，都源自他人，而在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原生反应相对于我们那种独特的、用语言上的强势解决问题的能力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愤怒——争斗”和“恐惧——逃避”这两种机制，有时还会妨碍你的语言应对能力。
感到愤怒或惧怕时，你那原始、低级的大脑中枢部分，就会关闭你那新型、具有人性的大脑的许多功能。此时，全身的供血系统就会下意识地变更、分配，使血液从大脑、内脏涌向骨骼肌，从而让骨骼肌准备好采取身体行动。你那属于人类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大脑部分受到了抑制，无法参与信息处理。在感到愤怒或惧怕时，你绝对是没法清醒地考虑问题的，所以你会犯错。对于一个怒火中烧或胆战心惊的人来说，2加2并不等于4。
我们大多数人，都只有在受到挫折、变得恼怒的时候，才会对他人用言语坚持自己的权利或意见。可怒气只会让你处理问题不那么有效。在你怒气冲冲时，他人往往会将你的不平归结为：“他不过是发发脾气罢了。等他平静下来就没事儿了。”所以，这两种原生的应对反应通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问题。
当别人给我们带来问题时，为什么还会有人愤怒、惧怕，进而敌视和逃避呢？假如那种人性化的、用语言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我们的生存真的非常重要，那为什么还有人运用不好呢？本章引言，目的就是要给这个困惑的问题提供答案。这个答案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生来就有这种强势的能力，可在人生路上却常常将它丢弃。
婴儿时期的我们，天生就是强势的。你出生后的第一个自主动作，就是抗议你所受到的待遇！有什么不喜欢的事情，你马上就会表达出来，而且你还很固执。你又闹又吵，想让别人知道你不高兴，直到他们采取措施你才罢手。一旦你会爬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想，你就会坚持不懈、强势地去干想干的事情。若是你对东西好奇，你就会进进出出、爬上爬下地查看。除非婴儿有生理缺陷或正在睡觉，否则他们总是不让周围的人安生。正因如此，人们才发明了婴儿床、围栏、围脖这些东西和保姆这种职业，好让父母不用总是追着宝宝到处跑，可以自由地去干点儿别的事。
这些设施可以控制婴儿的自主行为。不过婴儿很快就会长大，变成小孩，变得会走会说，也能理解父母的话。此时，再从身体上限制你的行为就不合适了，于是，父母对你的控制便从生理控制变成了心理操控。一旦学会说话，你最强势地脱口而出的一个词，就是有力的“不（要）”。有时你甚至会为了说“不（要）”，而放弃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这种固执会让妈妈生气，但这不过是你那天生的强势在语言领域的一种延伸罢了。在你学习和探究魅力无穷的语言技能的同时，为了从心理上来控制你的行为，父母就会开始训练你感受焦虑、无知和内疚感。
这些感受，是由恐惧这种基本的生存性情绪变化而来。一旦习得焦虑、无知或内疚感，我们就会不遗余力地去避免经历这些感受。父母之所以训练我们感受这些消极情绪，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其一，利用消极情绪，能够有效地控制我们幼稚的强势感，这种强势感虽说自然，却令人不快，有时甚至会招来敌意。其二，父母采用这种心理控制的方法，是从祖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
父母是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完成这种情感训练的。他们把观念和信条灌输给我们，教导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你可以设身处地地站在小孩（也许是你的孩子，或小时候的你）的角度，来看一看他所经历的训练。父母双方都会进行这种训练，但由于妈妈跟你相处的时间要远远超过爸爸，所以她不得不承担起大部分的“卑鄙勾当”。当你整理好房间、收拾好玩具后，妈妈通常会说：“真是乖孩子。”假如她不喜欢你做的事，她就说：“只有不听话的孩子，才不整理房间！”你很快就会明白，“不听话”这个词，无论它是什么意思，都是属于你的。每当说起这个词，妈妈的话音和语气就会告诉你，某种令你提心吊胆和不舒服的事，就要降临到你的身上。
她还会用“坏、糟糕、难看、脏、任性、管不了、淘气、可恶”之类的字眼儿，它们形容的都是同一个对象：你！可你还是一个孩子啊，幼小、无助，什么都不懂。所以，你感受到的只是哑口无言、紧张不安、害怕、内疚。
在训练你把承载着情感的观念（比如“好”和“坏”），跟一些行为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妈妈实际上是在否认这一点：她有责任让你按照她的意愿行事（比如说让你整理你的房间）。用“好”“坏”“是”“非”这样别有用意的观念来控制你的行为，就好像在说：“别用那种讨厌的脸色看我。不是我要你整理房间，是上帝要你整理房间！”利用这种说辞，妈妈把按照她的意愿行事而让你感到不快的责任，归咎到了某种外部权威上。我们“应当”服从的所有规则，都是由这种外部权威制定的。
这是一种非自我肯定型的方式。这种操控他人行为的方式，即“真是好孩子”之类的话语，虽然极为有效，但属于一种带有操控性的隐蔽控制，并不是一种诚实的互动关系。在诚实坦率的母子关系中，妈妈会强势地根据自己的威信，告诉你她想要你做什么，并且始终坚持这一点。妈妈可以说“谢谢你。你把房间收拾好了，我很高兴”，或更进一步说“我叫你去收拾房间，这肯定让你很烦，不过我就是想要你收拾”，这样妈妈就是在教导你，她要你做的事都很重要，原因只是她想要你这样做。
这是一种何等幸福的情形啊：能够在爸爸妈妈面前发发牢骚、诉诉苦，并且直抒胸臆，一吐不快，同时明白他们依然爱你。谢天谢地，当父母强势地认为自己就是权威，能决定孩子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时，他们也将强势这一概念教给了孩子：你长大成人后，不但可以做自己想做的，就像爸爸妈妈这样，而且也得去做一些你不喜欢做的，就像爸爸妈妈这样。
遗憾的是，在童年时期，很多大人都会对孩子习得的焦虑、无知和内疚感进行心理操控，并让孩子们做出回应。
比方说，你正在客厅里跟小狗玩耍，而妈妈想在沙发上打个盹，此时她就会说：“你为啥总是跟狗狗玩？”然后，你就必须想一个答案，来解释为什么这样。除了你喜欢跟狗狗玩、狗狗很有意思之外，你并不知道什么其他原因。于是你感到无知，因为既然妈妈问了，那就一定有原因。她不会问没有答案的问题，对不对？倘若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不知道”，妈妈就会反驳：“为啥你不去姐姐房间，跟她一块玩呢？”由于找不出一个不想跟姐姐玩的“好”理由，你就会再一次受到诱导，产生无知感。就在你窘迫地寻找理由、怯懦地回答时，妈妈又会打断你：“你好像根本就不想跟姐姐玩。她可想跟你玩呢。”这时你无比内疚，只好沉默不语，妈妈这时使出撒手锏：“要是你根本不想跟姐姐玩，她就会不喜欢你，不想跟你玩。”这时你不但会觉得无知、内疚，还会感到焦虑，想知道姐姐的真实态度。于是你就会起身，带狗狗离开客厅，到姐姐身边去，因为那才是你应该做的——这样，妈妈就听不到玩闹声，可以安心打盹了。
颇具讽刺的是，妈妈转弯抹角地哄骗你，与实事求是地发脾气说“真见鬼，滚出客厅，我想睡一会儿。把那只脏狗狗也带走！”相比，对你那种天生的强势力更加有害。恶言恶语会让你置身于跟他人相处时的残酷现实，有时你所爱的、在意的人会对你不好，这是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可能爱你、关心你，同时也有可能对你大发雷霆。与人相处，绝不会始终都圆满。偶尔发发火，然后用日常之爱加以调和，这样的小插曲，反而能让你从情感上做好准备，以应对人性的矛盾。
当你渐渐长大离开家门，这种针对消极情绪的操控训练就会被强化，并且继续下去。那些已经被这样训练的大龄孩子，会利用情感控制手段让别的孩子按照意愿行事。学校里的老师会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把操控性的情感控制当作有效手段来保持课堂秩序，让自己少费点儿神。最后，当你被训练得服服帖帖，实质上已经无法强势之后，你就会开始采取消极的敌视、逃避或反操控态度，想多多少少掌控一些自己的行为了。
你自己早期的操控行为，有点像这样的话：“妈妈，为啥姐姐总是在屋里玩，我却得打扫院子呢？”这种话语带有批评的口吻，暗示妈妈偏心。等长到十几岁，你想在约会时晚回家，或自由地做其他事情时，你才能灵巧地运用操控手段。那时你已经变得足够狡猾，可以利用父母的焦虑和负疚感，对他们冷嘲热讽，比如说：“罗恩的爸爸给他买了车，您难道没他那么有钱么？”或说：“珍妮弗的妈妈雇了一个女仆。您为啥不雇一个来收拾屋子呢？”在此期间，你的企图会让妈妈警惕起来，并采取自我保护措施。你的指责暗示出她处事不公，没有坚守她教给你的某些外部规则。
妈妈会采取相同的操控态度，这样回答你：“姐姐帮我干了家务活。她不该再打扫院子，这样才公平。你该帮家里干点事！女孩应该收拾屋子，男孩就该打扫院子。”这样，妈妈再一次安全地隐身于操控手段背后，她不但巧妙地暗示你快要变成懒汉了，而且还表明，并不是她希望你去干活，她不过是遵循规则罢了，这套规则并不是她定的，而你对这些规则还没有完全理解（顺便说一句，日后你也会用到这些规则，但你永远都不会完全理解它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跟妈妈一样，在运用规则时会即兴发挥，加入自己的内容，并且还会带有选择性，时机合适就运用，不合适就随便忽略）。在面对这种令人难以招架的语言时你发现，就算是退回院子打扫，也比从言语上应对妈妈要轻松。妈妈这种带有操控性的情感和行为控制，不但会进一步训练你日后武断地去使用诸如“对”“错”或“公平”的概念，而且她还会用相同的话语，让你习惯于按照含糊不清的“应当”遵循的规则进行思考。
那些抽象的规则太笼统了，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理解它们。这些规则，跟你对于喜欢或嫌恶的事所做出的判断并不相干。它们指出了人们“应当”如何感受，彼此“应当”有何种举止，而不管这些人是什么关系。人们常常教条地理解它们，但这种生活方式其实跟生存或性别毫无关系——为什么打扫院子的就该是男孩而不该是姐姐或妹妹呢？
其实，妈妈有着更好的选择，来强势地应对孩子带有操控性的话语。比如，在回应你指责家务分配不公的时候，她可以强势、设身处地地回答：“我能看出，你觉得让你收拾院子而让姐姐玩很不公平。这肯定让你不舒服，不过，我还是要你现在就去打扫院子。”在应对你来操控她这件令人不快的事情时，妈妈强势的回答，其实是告诉你，即使你做了不喜欢的事，你也有权利认为那样不公平，而她对你并不是漠不关心。尽管在你看来，你那个有序而公平的世界会分崩离析，但事情仍然应当按妈妈的意愿来进行。下次再碰到这种情况，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妈妈很精明，不会被你或姐姐这样微不足道的小家伙“欺骗”。
我在授课中见到的那些母亲，都在应对小孩子时产生过相同的不舒服感。她们烦恼的根源主要有两个。首先，她们对多年来养育孩子的不同方法感到困惑。斯波克
跟她们说要这样，格赛尔
跟她们说要那样，而帕特森
说的又是另外一套。其次，所有母亲都错误地认为，她们如果强势地负起责任来，就只有两种选择：在孩子面前，要么是一个专横不讲理的讨厌鬼，要么就是一个溺爱迁就的面瓜。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她们找不到一种富有意义的折中办法。所以她们常常退回到老路上，去求助于父母教她们的那种有效的情感操控法，而不是坦率、诚实地承担起威信和责任，说：“我要你去……”
承担威信并加以利用，使母亲和孩子都能更好地感受成长的压力，这说起来很简单，但从心理上看并非易事。例如，有一位母亲曾带着一丝敌意问我：“你怎么能对孩子食言呢？”与这个问题相伴的情感基调表明，这位母亲跟其他许多母亲一样，都觉得自己必须掌控一切，最起码也必须在女儿面前保持一个超能母亲的假象：比方说，做一个从不食言的母亲。她被这样一种心理所束缚，那就是：自己必须完美，不能犯错，尤其是在他人面前，不能显得木讷、无知。我喜欢这样来形容：她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傻瓜游戏”。虽然竭力在女儿面前保持完美，但她很难一直坚持下去。最终，她一定会食言，要么是因为她办不到，要么是因为她不想办。
倘若能放弃这种心理需求，不再假装完美，她就可以用强势的方式，在食言的同时，把不快感降到最低。她可以说：“我知道自己笨，答应了又无法兑现。不过，我们周六还是去不了迪士尼乐园。你没有做错什么，这不是你的错。我们来看看什么时候可以再去，好不好？”用这种强势、自信的否定性话语，她把下述信息传达给女儿：即便是妈妈，偶尔也会干蠢事。而更重要的是，她为女儿树立了榜样，表明了这样一种观念：既然妈妈不一定完美，那么女儿也不用毫无缺点。她向女儿示范出了“不完美”这一人类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现实清晰地呈现在女儿眼前：不论是什么原因，妈妈都决定了这次不去，所以她们就不会去。
总而言之，一旦学会说话，能够理解他人所说的话语，你我和绝大多数人就会受到训练，来对他人带有操控性的情感控制做出回应。父母给我们拴上了心理上的木偶提线，从而掌控着我们幼稚的强势之心。这些木偶提线效果显著，让小时候的我们远离了种种现实或想象的危险，也使大人的生活变得轻松。可是，这些情感提线也会带来令人遗憾的负面影响，在我们长大成人，能够自主掌控自己的幸福之后，它们并不会奇迹般地消失。我们仍然会感到焦虑、无知和内疚，他人往往就会有效地利用这些情感，来让我们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而根本不管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本书会一步步地引导和教会你，减少、消除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打交道时的负面感受，让你获得强势的快乐人生。
后续几章我将会一一介绍：
1. 我们因焦虑、无知和内疚感而习得的一些消极观念，以及这些观念是如何让他人利用，从而对我们的生活进行摆布；
2. 作为人类，我们拥有语言能力，可以强势、自信地阻止他人对我们的行为进行操控；
3. 教你掌握很容易学会的一些强势的语言技能，这些语言技能可以让我们与父母、孩子、亲戚、朋友、同事、雇主、维修人员、园丁、售货员、经理……不管是什么人打交道时，行使你内心真正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