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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法则及其语言技巧——专业说法是“系统性自主疗法”（the theory and verbal skills of systematic assertive therapy）——这一理论，是我和朋友、同事长期实践的产物。这个想法源于1969年，我担任和平队
培训发展中心的现场评估官之时。在那年的经历之后，我想开发出一种能让人们学会自主应对矛盾的系统性方法。在此之前，我失望地发现，临床心理学家所使用的传统方法——它们被别出心裁地称作“整体疗法”——作用极为有限。危机干预、个体咨询或心理治疗，以及包括感受训练和会心小组
的群体性方法，对于心理状态相对正常的人来说，在应对日常人际问题上几乎没什么作用，但这些人际问题，大多数和平队的受训人员在各自的国家都曾碰到过。
经过了12周的强化训练后，我们安排了一群哲学博士、心理学家、语言教师以及志愿者蹲在尘土飞扬的地上，假装成拉美地区的农民，同时让受训人员向这些假农民介绍某种便携式农药喷雾器。后来的结果表明，我们没能帮到这些满怀热情的年轻受训男女。当受训人员开始进行现场演示时，假农民们显得对农药喷雾器毫无兴趣，相反，对这群来到田间地头的受训人员，他们却饶有兴致。尽管受训人员可以回答农艺、病虫害控制、灌溉或施肥相关的问题，但对于农民首先问到的各种问题——“是谁派你们到这里来卖机器的？”“你们为什么大老远从美国跑来告诉我们这个？”“你们想从中得到什么？”“你们为什么首先来我们村？”“为什么我们就得种出更好的庄稼呢？”……却没有一个受训人员能够令人信服地回答。当受训人员气恼地试图谈论农药喷雾器时，假农民却仍不停地询问他们来访的原因。
我记得，没有一名受训人员能强势地回答：“鬼才知道……谁能回答出所有的问题啊？我可不行。我只知道，我就是想来和你们结识结识，让你们看看这台机器可以种出更多的粮食。”他们发现自己面对质问——说他们动机不纯——而无可辩解时，缺乏强势、有效的言语应答。这次尴尬的经历，给大多数受训人员都留下了无法忘怀的记忆。
虽然教给他们的语言、文化和专业技能已经足够，但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教会他们，如何强势地去应对他人的审视，这种带有批评性的个人审视，针对的是他们的动机、需求、弱点，甚至是长处。我们没有教会他们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受训人员想谈论农艺，而那些假农民却像真农民那样，想谈论受训人员。我们没能教会的原因，在于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要教什么。我们并未教会受训人员怎样去坚持自身权利，同时无须给出理由，表明自己做的事是正当的。我们没有教会受训人员简单地回应“因为我想要……”，并把其余的问题，留给受训人员打算帮助的那些人。
在结束前的几周，我尝试过各种训练方法，将它们用在许多接受能力强的受训人员身上。可是，随着最后一周越来越近，回避我的受训人员也越来越多。那时，虽然我心中掠过的所有想法都没有结果，也看不到一丝成功的希望，但我的确观察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在面对他人带有批评性的个人审视时，那些应对差的受训人员无法承认失败——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完美无瑕。
1969年到1970年，我担任加州贝佛利山行为治疗中心和塞普尔维达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临床医生，那时又再一次观察到了相同的现象。在对一些患者（病症从标准或轻微恐惧症到严重的神经官能紊乱症甚至精神分裂症）进行治疗时我发现，许多人应对问题所表现出的缺陷，与那些年轻的受训人员没有两样，只是程度严重得多。
有名患者尤其如此。他非常明显地拒谈与自己有关的任何情况，以至于在4个月的传统心理治疗过程中，他总共只说了几十句话。由于他不说话、不交流，并且在与他人相处时表现出明显的焦虑症状，所以他被诊断为患有严重的焦虑性神经官能症。直觉告诉我，他只是和平队受训队员综合征的一个极端病例。于是我开始改变疗法，不再“谈论”他自己，转而谈论生活中最让他困扰的人。几周中，我得知他对继父既害怕，又充满敌意，他的继父对待他只有两种方式——要么挑剔指责，要么就是以恩人自居。不幸的是，这位年轻的患者除了承受，并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方式可与继父相处。结果，只要继父这位权威人物在场，患者就只能一声不吭。他的这种非自愿的沉默，源于他害怕被继父指责，也源于他知道无法自保的心理，这种沉默逐渐泛化，便成了那些最不自信的人所采取的应对方法。
当我问这个担惊受怕的年轻人，他有没有兴趣学习如何应付继父时，他便开始像一个正常人对另一个正常人那样，跟我交谈了。我们用实验方法对他进行治疗，让他对来自继父、家人以及其他人的责难不再敏感。两个月后，这位“哑巴神经官能症”患者，带着一帮其他的年轻患者外出豪饮了一场，回到病房后，又平和、愉快地狂欢了一夜，之后便出院了。据最新报告表明，他已经上了大学，并且不管继父如何反对，他都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次成功而颇具新意的治疗后，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首席心理学家马特博士鼓励我，要我将这些治疗法运用到其他类似患者身上，并针对非自我肯定的人开发出一套系统的治疗方案。在1970年春夏之间，本书中所描述的自主治疗技巧都接受了临床评估，评估由主任医师、我的同事泽夫·瓦德纳博士负责，在塞普尔维达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和行为治疗中心两处进行。
自那以后，我、我的学生和同事都发展并运用了强势法则，教那些不够自我肯定的人，如何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快速、强势地应对他人，取得主导权。我们还在各地讲授这些自主训练技巧，并在许多专业会议上做报告。
对于那些接受治疗并从中受益的人，无论是有语言交流障碍的普通人（正如那些和平队受训队员一样），还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就像那名“哑巴”患者一样），我觉得都不重要。本书中所描述的理论和技巧，都是根据我本人和同事的临床经历总结而成。我的目标是通过本书的写作，对“强势”这一理论及其实践进行总结，以帮助尽可能多的人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在面对日常生活里的各种人和各种情况时，当我们感到被动，感到不好意思或者不知所措，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应对。
曼纽尔·J .史密斯
于洛杉矶威斯特伍德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