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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出现的青铜器绝不只是生活器具而已。陶器刚开始制造，或许还可以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用简单的方式烧制。然而，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像马家窑出土的陶器，所需的火窑条件就太复杂了，非得有专业化、集体化的发展不可。到了制造青铜器，那就更不得了了。烧制陶器一般至少需要600℃，换作铜器，就要烧到1000℃。这当然不是一般随手捡来干燥后的木材所能烧出的温度。其中涉及特殊的燃料，更涉及萃取原料的特殊方式，毕竟铜不是从地上捡了就有，混合青铜所需的锡也不是。制作越困难，耗费的力气越大，显然也就需要越强烈的动机和理由了。
“中国青铜时代”其实是一个奇怪的表达，尤其对于依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大陆史学家来说，更是如此。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工具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国出现青铜，明确证据出现于约公元前3000年，那应该算作青铜时代的开端。不过，青铜时代前面的新石器时代，后面的铁器时代，其定义就是社会以石器或铁器为主要的生产工具。如果采用这个严格的定义，那就无从安顿中国青铜时代了。我们几乎找不到中国放弃了石器工具而改用青铜生产工具的任何证据。
这要回到《左传》上记载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目前传留下来或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基本上就是两种东西，一是礼器，二是兵器。青铜农具极其稀少。如果从生产工具的角度来看，中国其实是从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朝小屯殷墟制作出如此辉煌的青铜器皿的时代，农业生产都是使用石器。到了西周，就陆续出现了铁制工具，中间根本没有生产工具上的青铜时代。
既然没有生产上的用途，为什么会有青铜？为什么用如此难锻造的青铜去做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一般所熟知的代表性青铜器，例如毛公鼎和散氏盘，是为了拿来烹煮盛菜的吗？当然不是，它们不是实用的东西。
青铜器的发展与源流，必须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那不是到了商朝，在商人文化中突然产生的现象，而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端倪。最早的中国人，比如大汶口、仰韶、良渚和河姆渡等几个文化区的人不知是独立发展还是彼此影响，开始出现的明确共通点，就在于视陶器为重要的意义承载工具，而不只是生活上有用的容器而已。早在新石器时代，陶器承载的意义就逐渐超过它在生活上所提供的便利。
良渚文化出土了精巧的玉器，更是没有实用性的物品。而良渚的玉器和陶器，都有丰富、漂亮的纹饰。类似的纹饰风格，我们会在商朝的青铜器上看到熟练的线条，带有高度抽象性，而非具体造型。
我们没办法仅仅凭借考古明确地界定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文化”。然而，有几条线索清楚地浮现出来，可供我们追踪。第一，我们大致明了，从七八千年前，在现在叫作中国的这个区域里，哪些地方曾经有人居住，他们大概用什么样的方式发展生产（大部分都是农业），又相应发展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第二，我们知道，后来商朝显现出的高度文明成就，是在七八千年前以降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慢慢积累起来的。这中间并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从前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所提的“西来说”
，认为要到中亚去找中国文化源头的说法，现在已经完全站不住脚了。从考古上看，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证据。
相反地，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满天星斗般散落分布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是后来夏文明与商文明的主要构成元素。至少在一件事上，就是对容器的执迷——只要看到容器，就喜欢得不得了——的确是一脉相承的。
本来的工具转变成在文化生活、文化意义上的重要角色。这是其他同阶段文明中看不到的现象。你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去看看，只要是六朝
之前，你能看到的重要展品，几乎都是器皿。相对地，古代近东和古希腊的文化中，容器绝对没有这种重要性。不是说他们没有漂亮的器皿，古希腊所留下来的瓮，像是济慈特别写诗《希腊古瓮颂》（
Ode on a Grecian Urn
）来歌咏的，是很美，可是它们和中国从陶器一路下来到青铜器文明，整个脉络上器皿扮演的角色，却大异其趣。
至少在现阶段，要理解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要理解中国国家的起源，必须研究器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