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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与陶器

姜寨遗址的年代约为六千五百年前。这是一整个居住村落，全部发掘出土，所以不仅可以了解个别居住形式，还能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原型。

村落里有不少房子，房子有大有小，坐落于不同的方向。房屋群的外围有一道壕沟，这是为了防止野兽侵袭的。壕沟可以防大部分动物，却防不了一种特别的动物——人，要防人就得筑城墙。所以如果发现城墙取代壕沟，围在村落外，通常也就表示住民防范的主要威胁从野兽转变为其他的人类。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相当有限。当时的工具以石器为主，要用原始的石器工具造出像姜寨那样供人们长期定居的村落，必然要花很长的时间。姜寨的集体村落之所以存在，多户人家要住在一起，可能是因为要挖壕沟。用那么原始的工具，个别人家绝对无法独自去挖防卫壕沟，只有聚拢起来才可以让大家都免于野兽的袭击。

另外，在许多村落型的居住遗址都发现了可能比壕沟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火窑。火窑是用来烧制陶器的。陶器没那么容易烧得出来。火窑有火膛，有火道，将要烧的东西放在里面。大约五千年前的考古遗址出土的火窑和现在台湾苗栗地区还在用的火窑，基本构造没有太大的改变。火窑中间是可以产生高温的地方，然后要有一个让高温通过的通道，借高温将泥土原料做成的东西改造为不透水的陶器。

我们越来越相信，形成中国古代村落的另一个理由来自陶器制作的专业化。挖一个壕沟很难，同样，盖一个火窑，懂得怎样做火窑，使制作陶器的程序变得固定、有把握，也很不容易。拥有构筑火窑能力的人，往往就能吸引其他人靠过来，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小中型村落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各个遗址中出现陶器的演变，还有陶器在当时人的生活中可能扮演角色的相应变化。

庙底沟的陶器相对简单，我们很容易猜到它们的功能。庙底沟陶器的重要性在于出现平底的器型。之前的陶器，一来模仿大自然可以盛水的物体，比如瓢瓜等，二来有技术的限制，所以几乎都是圆底，显然是将陶器吊起来，从下面生火。这种形制的缺点是站不住，所以人们渐渐产生了突破技术限制、做平底容器的想法。

除此之外，陶器的另一项重大转变与技术突破是三足器。中空器皿下方做了三只脚，可以腾空站立，让火从三足器底下烧，就省了吊器皿的麻烦。早期出现的三足器都不大，因为很不好烧，牵涉如何让三足和中空的主体黏合，稍微大一点儿就更难了。另外一个重要进展，是容器把手出现了。不过，在庙底沟时期，三足器还不多，有把手的容器也很少。

没过多久，各个文化的制陶技术有很大的改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汶口文化，因为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大汶口与良渚这两种文化是商朝重要的前身；相对地，仰韶文化——尤其是河南仰韶文化——可能是夏朝与夏人文化的前身。和属于仰韶文化圈的庙底沟二期相比，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就花哨多了。大汶口有更多不同形制的陶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陶器的模样越来越特别；第二，从今天的陶工与烧窑技术往回推，这些陶器烧制的难度越来越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大汶口开始出现一些不太能纯粹从功能角度理解的陶器形制。

越来越多无法在功能与烧制方式上找出道理的陶器，引我们不得不假想：这些陶器对当时的人应该有作为器皿之外的重要意义。

陶器的出现与存在，原本基于其耐高温与不漏水的功能性，促成了农业的快速发展，让谷类作物成为人类最重要的热量来源。可是至少在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器扮演的角色好像已经不止如此了。有一些陶器很不好烧，看起来也不好用，他们为什么要花这功夫去做？除非是在好烧与好用之外，这样的东西还能带给当时的人不同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