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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会不会比较像埃及？埃及文明最显著的是金字塔等大型工程。兴建这样的大型工程，使得集体组织大幅发展，而大型工程的震慑作用，又反过来强化了集体组织中上层统治者的权力，让他们得以更容易、更有效地动员更多人力，兴建更多、更大、更震慑人心的大工程。
比较文明，尤其文明起源的比较论上，曾经一度流行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
提出的“治水社会说”。他认为中国的文明及国家起源，应该和灌溉密切相关。为了进行大型的灌溉工程，人们愿意让渡部分权力，因为灌溉直接影响农作生产，有具体、现实的动机，而且灌溉水利工程没办法零星地做，必须靠集体的努力。魏特夫很敏锐地看出，约公元1000年之后，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庞大、最惊人的灌溉系统。中国农业和水利灌溉工程关系密切，中国的农作物几乎都仰赖灌溉。魏特夫将这个现象向前推，再对照埃及的例子，既然埃及整个国家组织环绕着兴建金字塔而形成，那么中国的国家组织很有可能就是环绕着大型、集体水利工程产生的。这就是他的“治水社会说”，也一度吸引、说服了不少人，认为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探测中国到底是怎么来的。
然而，这里面有些问题，仔细探讨后，使得“治水社会说”在表面上的说服力丧失了。1955年，钱穆先生就特别针对“治水社会说”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叫作《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收录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中），但这篇论文完全没提魏特夫，也没有一个字讲到“治水社会说”。
钱穆先生将中国古史材料中与农作物有关系的记载做了一次完整且全面的检验，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钱穆先生在整理后，发现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农作物，依次是稷、黍、稻、粱。稷是高粱的前身，黍是玉米的前身，稻是旱稻，粱是小米。后来何炳棣先生在《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一书中，也做过更详细、更准确的检验。他掌握了孢子分析的技术，可以分析从古老的地层里挖出来的各种孢子化石，借以研究出古代植物的物种分布。何炳棣先生的结论基本上与钱穆先生在1955年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考察了中国古代的主要农作物之后，钱穆先生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中国古代的农作物与灌溉无关，而是以钱穆先生称之为“山耕”的形式进行的。稷、黍、稻、粱都是在相对干旱的地方生长的作物。第二，他认为，文献里明确表现出这四样东西的珍贵程度。稻和粱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到了战国时代，都还说人追求富贵是“为稻粱谋”，显示了稻和粱的价值。
这个顺序也反映了食物与水之间的关系：越不需要水的食物越粗，越缺乏价值。如果水利灌溉工程很早就很发达的话，还会这样排序吗？如果说需要用比较多水的稻和粱，被认为是比较好吃的，那么在灌溉工程发达的情况下，大家应该都去生产稻和粱了，为何还种黍和稷呢？
钱穆先生的这篇文章引出了他对中国经济史的一个突破性看法。钱穆经常被说成是保守派的文化民族主义史学家，然而实际上在面对历史和中国古书时，他一点儿都不保守，绝不死守传统说法。早在20世纪30年代写《先秦诸子系年》时，他就对《左传》里的“开阡陌”有了与传统相反的解读。
“阡陌”指的是路，即横的路和直的路，那么“开阡陌”
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开出路来，在田里开出田埂来。传统上都是这样解释的：原来的一大块田没有田埂，阡、陌分界，到了春秋晚期，由“公田”变成“私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信念动摇了，因而人们在田里开出田埂来作为分界。
但是钱穆对“开”字进行了古文字学的细密考证，再加上对封建制的全面理解，主张“开阡陌”是真意，和传统的理解刚好相反，应该是除掉阡陌，把阡陌，即田间分隔的地界、道路铲平。用这个方式来理解“开阡陌”，突然之间，中国经济史上很多东西都通了。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历史发展就是封建制与井田制的崩坏。原本依照封建制，土地是明确分成一块一块，地界清楚隔开的，然而到了春秋战国之交，地界区隔“阡陌”开始被取消了。为什么要取消，一则因为失去了原本封建地界分隔的需要，二则更重要的是为了灌溉。
钱穆先生写《中国古代农作物考》就是为了将这个古代农业经济过程讲得更明白——中国的大型灌溉工程是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才开始的，而大型灌溉工程的兴起，是以封建制与井田制的崩坏为前提的，从此中国农业经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
这就推翻了“治水社会说”的根本基础。中国不可能是因为灌溉水利而组成国家，建立大型统治组织的，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之前的几百年，中国的国家组织就已经建立并积极运作了，留下了许多不可否认的证据。显然，套用埃及依赖大型工程建立国家组织的模式来解释中国古史，也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