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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流传下来的关于中国历史的种种记载与说法，与我们看到的其他文明的状况有相当大的差距。
其中一个差距是中国的传统文献，无法有效且有说服力地解释这个文明及其国家组织到底是怎么来的。小屯殷墟发掘结果显示，商朝的国家组织已经很发达。
这从青铜器就可见一斑：重建夏、商、周的活动区域，标出发掘出土青铜器的几个考古遗址，再考察制造青铜器的三种原料——铜、锡和产生高热的燃料，就会发现原料产地和成品出土处之间有颇远的距离。换句话说，必须有足够的人力组织，不只是去挖掘和开采，还要将相当庞大沉重的原料运过来，然后将作坊建起来，并控制精巧复杂的塑造冶炼程序，才能制造出存留至今的青铜器。在商朝（至少在出现青铜器之前），集体组织显然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这种组织是怎么来的？中国有一套传统的说法，但这套说法在现今看来没有说服力。传统说法没有解释组织发展的过程，是如何从粗糙、原始慢慢变得精巧、复杂，也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是怎样的需求，让这么多人出于自愿或被迫组成一个国家。
传统的说法是，因为有圣王，有天资英明的黄帝，他一个人就管理了整个国家。我们很难再接受这样的说法。正因为中国的传统没有一个到现在还能有说服力的说法，所以我们会从比较文明的角度，参考其他文明的例证来寻找答案。和商朝的时间约略相当又能相比的，一是美索不达米亚，一是埃及。这是两个重要的古老文明发源地。
然而，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发展和中国相比，我们会马上察觉到不对劲儿的地方。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较大型的社会组织，以城邦和城市的形式出现。因为彼此之间的征战，为了防卫而形成城市。可是在城市将人保护好了之后，就发展出别的需求，就是城市与城市之间交易的需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出现最早的文字被称为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根源是计数。
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共同冲刷出来的这片平原，又称两河流域。其文明遗物中，很常见、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泥印。在西方的大博物馆中都看得到这样的文物，小小的圆柱状，由泥制作而成，上面刻上花纹或图案，然后晒干或烧硬，让上面的刻文固定。什么时候会用到这种泥印？当人们彼此交易，要确认彼此同意的条件时，取过一块泥版，将交易内容用楔形文字写在上面，然后再封版，封版上用泥章滚过去，章上的图案印在上面，这样就没有人能擅自偷偷改动文字记录了，也就保障了泥版文件的信用。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文明的发展与商业行为、数字和契约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国没有这样发达的商业行为和商业需求，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文明起源来解释中国，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