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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中国历史起源，还是从新石器时代讲起比较合适。目前发掘所得的旧石器时代的遗物、遗址，从约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开始，到北京人和蓝田人等，一路下来到山顶洞人。这些旧石器时代的考古遗迹零星出现，只能让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有这样的人存在过，却无法进一步去了解他们是谁，他们做了什么，因而对于说明中国文明发展恐怕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新石器时代就不一样了。大陆已经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数量超过一千个，有很多不同区域、不同时间的材料可供比较研究。更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除了中国的资料之外，还有庞大的世界性分布，可以拿来参考对比。
经过长年以来全世界考古学者的努力，对于新石器时代文化，我们知道得很多。比如，借由两河流域的新石器考古发现，我们了解古代人类拥有磨制石器的能力时，其制陶技术也会有相应的巨幅发展。比较精细的陶器出现，又几乎都和定居农业生产密切关联。再者，一旦有了农业，社会组织就跟着改变，不可能用一家一户的分散方式，或者用狩猎分工的方式来从事农业，于是较大型的社会组织也就跟着出现了。往往较大型的社会组织扩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有了创造和使用文字的强烈动机。
这几件事在两河流域及其他多个地区都是连带发展的。我们将之称为“新石器时代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日益增长的庞大社会组织。这些较为庞大的社会组织有不同形式，例如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化以城邦的形式出现，在埃及则是以集中神权的形式出现。不论什么样的形式，其共通点是较为复杂的组织：会有农业耕种，会有农业技术的演进，会有随着农业生产而来的新的分配方法，会有初步的文字，会有依赖文字工具的初步统治形式出现。
这些现象在很多地方都和新石器工具一并发展，那就相对容易了。在中国挖到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例如挖到仰韶村，挖到仰韶文化，或挖到龙山文化等，参考别的文化的例子，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些问题的假设。
真正发掘出来的可能只有陶器，然而观察陶器发展的状况，借由比较研究可以推测：什么样的人会做出有如此复杂纹饰的陶器？这些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组合起来共同生活？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堆造能烧出这一种陶器的窑？他们又用什么样方式上釉，如何维持釉色在高温中的表现？刚开始找到的是这些对象，然后顺着对象提示的问题，就要去找社会组织的证据。正因为有这样的问题意识作为支撑，后来考古学家才会挖出西安半坡遗址。
西安半坡遗址最早挖到的是东北角的一个居住遗址，大概是六间居所。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没有社会组织的概念，这个遗址的发掘很可能就止步于此。因为有社会组织上的关怀，想要弄明白这六间房子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组织安排下产生的，所以扩大发掘，最后挖出了一个将近五万平方米的大聚落。在这个聚落中，房子不同，其面向及房子间的分布距离都各有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要从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文化谈起，因为新石器时代才有“文化”的内容可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