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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文字记录的史料时，一定要记得，并不是写下来的就是事实，就是可以依赖的史料。我们必须留心文字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写下来的。不同时候、不同情况会产生不同的偏见。没有不带偏见的文字记录。
只有极少数历史资料是在历史事件发生时记录的，绝大部分文字资料都经过长久的编撰和修改过程。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殷本纪》时，距离商朝结束已有将近一千年。我们真的可以如此简单地接受、相信他对一千年前的事情的了解吗？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是一千三百年前，公元8世纪时的台湾历史，写得言之凿凿，你会相信那都是事实吗？
文字记载的历史还有经典化的过程。我们今天已经不会知道，与司马迁同时期的其他人对于商朝历史的说法。我们甚至无法确定是否存在不同的说法。像《旧唐书》《新唐书》并存了两个正史版本，那是很少的。可是在律定到剩下两个版本之前，说不定原来有五个版本啊！后来的人在各种不同的说法中，选择保留其中一个或几个，代表性的经典形成了，同时也就意味着，许多其他版本被抛弃、被遗忘了。不能过度相信文字史料的理由就在这里。文字史料经过各式各样、各个不同时代的编辑和修改，编辑者、修改者都有各自的用意。像中国历史文献，越到后来问题越严重，追求同构性（homogeneous，又译为“同质性”“同类”）的力量越来越大，异质性的、不一样的东西，就很容易被淘汰。
考古资料的一大好处，正在于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系统性出土的，所以相对而言不容易被私心控制改造。谁也没办法预见和规定哪些资料会被保留，哪些资料会被挖出来。也就是说，考古的偏差与文字的偏差不一样，被文字史料偏见抹杀的，不会因此在考古上挖不到，挖不出来。只要考古遗迹中挖出了原来文字记录上没有的材料，就提醒我们，这方面的文字记录是有问题的。
不过反过来看，也有另一层提醒，那就是在考古上没有出土证据的，不见得就不存在。常见有人质疑文字记载：如果真有此事，为什么考古资料中看不到？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考古资料有，而文字资料没有，我们可以证明文字资料是错的；但是文字资料有，考古资料没有，却不见得文字就是错的。
假使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文字记载所衍生的学问——比如古代地理学或古代地理考，我们就无从知道商朝的都城可能会在哪里。缺乏这些基础知识，考古就真的成了大海捞针。通过文字记载的对比，古代地理学约略指出了嚣城
可能在哪里，我们才在那附近挖探坑，试探地底或许存留了什么。这是文字帮助考古的另外一个重要角度。这两种史料必须不断地彼此配合与对照。
我们今天重读中国历史，一个原因就在于几十年来大陆出土了大批考古遗址，改变了过去人们对于中国历史的传统理解。大陆的考古有一定的基础，然而1949年后，先是对苏联老大哥一边倒，接着又有“破四旧、立四新”的“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古文献学的根底，许多古文献学的大师后来都没有机会好好做研究。这是一件可惜的事。可以说，在考古与文献的对比结合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值得后来的人努力。
一位熟稔古文献，聪明而且细心的史学家，能在文字史料里面发掘出许多信息。早在1955年，钱穆（字宾四）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中国古代山居考》
。钱穆先生搜罗了古书记载，通过一字一字的考索，对比文字及其指涉的原则，做了大胆的推论，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在过去想象的河流边。当我们说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边，这个河边是什么样的“边”法？
在《中国古代山居考》中，钱穆先生从后来的文字回推，看出中国古代的居住环境，以穴居为主。而且选择用来居住的洞穴，距离水边不会太近，当然也不能太远。1955年的这篇论文，完全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重新阅读过去的古文字与古文字学资料，做出诠释。没过多久，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掘出来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部分证明了钱穆先生的主张是正确的。典型的新石器仰韶文化遗址最普遍的居址是离水没有很远，高起来的地方，只是他们的“穴”并不是像山西窑洞那样从壁面凿洞进去，而是往地下挖半人高左右的深度，是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的“半穴居”。
如果大陆的考古学家更早读到钱穆先生的论文，或许对于如何发掘新石器时代的居住遗址就会有不一样的假设。考古挖出了大量资料，让我们知道古代文字记录应该如何解释；而文字记录上的内容可以修正我们对于考古资料可能产生的误判和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