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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欧洲人怀抱巨大的知识野心，要用科学方法找到宇宙间所有的规律。这个野心来自积累多年的对于物质世界的研究。天上星辰的移动，基本上没有任何一步脱离牛顿力学定律。星辰如此，其他物质何尝不是如此？19世纪化学大幅进步，物质为什么是硬的或是软的，什么时候这一物质可以被烧掉，什么状况下又会存留下来，都依循着人可以发现、归纳、整理的化学规律。在我们能见到、能观察的这个世界上，如果所有的物质、所有的物体都有一套规律、规范，那就没有道理相信唯独人类的行为是例外。
在19世纪，欧洲人做了这个既科学又浪漫的大梦——寻找、发现、确定“人到底是怎么来的？又要往哪里去？”的规律和规则，然后从中取得预见未来的能力。要预见未来，先得整理现实和过去的材料，从对这些材料的研究中找出规则来。
考古学是人类学的一支，而人类学是一门学习、研究、记录“原始文化”的学问。对非文明或文明开化前的人群生活进行观察记录，是人类学的学科使命。为了达成这个使命，一边以考古为工具，把过去人类曾经有过的遗迹发掘出来，另一边则以民族志的方式去研究撒哈拉沙漠的贝都因游牧民族，或者大洋洲的基里维纳群岛文化。
人类学热衷于研究“原住民”（aborigine），源自根深蒂固的规律信念：相信人类的演进有一定的规律，只要是人，就应该按照一样的规则变化，从粗糙、野蛮、简单的，一步步演变为文明、复杂、有礼貌、可以和平相处的。这些变化的过程，有一部分记录在文明历史中，可是毕竟不是一有人就有文明历史。这就留下了如下的关键难题：人是怎么开始有历史的？在有历史之前，人如何变化？
处理和解决这个难题，要依循两条途径。一条途径是研究原住民。他们当时相信，像斐济岛上的居民，或是撒哈拉沙漠的贝都因人，都是“活化石”。人的演进发展只能有一条路，但是不同的人依照其聪明才智，依照其机遇不同，有的人走得快，有的人走得慢。西方人当然认为自己走得最快，回头看，哦，中国人落后了三步，日本人落后了五步，或许西伯利亚人落后了二十步。更后面甚至还有不曾发明文字的人，他们尚未走入历史时期，于是可以借由研究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生活，去模拟、理解全人类在历史时期之前的状态。
另一条途径是研究史前人类的遗迹。埋藏在地底下保留下来的物质遗迹，可以部分复原当时的状况。民族志调查与考古学材料加在一起，就有机会完整建构起人类的史前文明史，获得对于人类史前文明的认知与了解。这个是考古学与人类学在19世纪关系密切，而且兴盛成熟的重要背景。
考古学背负巨大的浪漫梦想。考古让我们证实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事，考古让我们看到历史无法记载、没有记载的事，也可以帮我们修正历史曾经有过的记载。然而，伴随着这样的浪漫学科目标、学科精神的，却是极其严谨的科学主义下颇为枯燥无聊的工作。
所以，培养优秀的考古学家比培养任何其他学科优秀的学者更困难，因为考古学的两面要求基本上是彼此矛盾的。缺乏浪漫和想象的能力，不可能成为优秀的考古学家；可是反过来看，具备浪漫热情与充沛想象力的人，谁愿意耐着性子顶着大太阳在凤鼻头“挖死人骨头”？考古工作有其极度枯燥无聊之处，有时甚至必须等待运气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