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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我一向从容淡定的哥哥开始有烦恼了。我说不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开始的。但是克雷格，那个在社区里到处跟人举手击掌打招呼，在任何环境中只要有十分钟空闲就能无忧无虑打个盹儿的男孩，在家里越来越烦躁不安，他总觉得会有什么灾难发生。每到傍晚，他就开始在家里为每一种可能的灾难后果准备预案，设想各种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情况。比如他担心自己会失明，便戴着眼罩在屋里走，摸索着熟悉起居室和厨房的方位；担心自己会变聋，他便开始自学手语；显然还有截肢的风险，他把右手绑在背后，练习用一只手吃饭和做家庭作业。毕竟，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克雷格最担心的，可能也是最现实的，就是火灾。家庭火灾在芝加哥司空见惯，部分原因是贫民区的房子年久失修，房东又放任不管，发生火灾正好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家用烟雾警报器是个相对较新的发明，价格不菲，工人阶层负担不起。不管怎样，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火灾几乎是家常便饭，它能烧毁房屋，夺走生命。我的外祖父“南城的”后来搬到我们的社区，就是因为他在西区的老房子在火灾中烧毁了，幸好没有人受伤。（听母亲说，当时“南城的”站在熊熊燃烧的房子外的马路边上，大喊着让消防员别把水管往他那些宝贝爵士乐专辑的方向喷。）随后还发生了一场悲剧，我幼小的心灵在那时还无法接受那种惨剧。我五年级的一个同学，一个相貌可爱、高个子的非洲裔男孩—莱斯特·麦科勒姆，他就住在我家附近拐角处位于74街上的联排住宅里。一场火灾吞噬了他的生命，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哥哥和妹妹，他们三人当时被大火困在了二楼的卧室里。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守灵：殡仪馆中，当杰克逊五兄弟的音乐响起时，社区的所有孩子都在哭泣；大人们都陷入沉默。此时，任何祈祷和陈词滥调都无法填补三个孩子离去留下的空虚。殡仪馆前面放着三副盖了盖的灵柩，每个盖子上都摆着一个相框，上面是一张微笑的脸。麦科勒姆太太和她的丈夫在火灾发生时跳出了窗户侥幸逃脱，他们坐在三副灵柩前，面如死灰，几近崩溃，让人不忍直视。

之后几天，麦科勒姆家被烧毁的房屋还有些余烬，还有地方坍塌，这座房子比那三个孩子的生命力要顽强。社区里弥漫着浓重的烟味儿。

时间一天天过去，克雷格的焦虑有增无减。在学校时，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过疏散演习，他顺从地学习停下、倒地、滚动三步火灾自救法。最终克雷格决定，我们要在家里提高安全等级，并自封为家庭消防队队长，让我当他的副手，随时准备在演习时清理逃生的通道，或者在需要时让父母配合行动。我们不太相信家里真的会发生火灾，但是我们都认为一定要做好准备。准备工作很重要。我们一家人不管去哪儿都很准时，甚至还会提前到达。如此，父亲就可以从容地找到一个让他少走些路的停车位，去看克雷格打篮球比赛时，也有时间在露天看台上找到一个方便进去的座位。这些都教会我们一件事，那就是人生要学会提前计划。

为此，我和哥哥想出各种逃生路线，甚至还讨论一旦火灾发生，我们是从窗户跳到屋前的橡树上还是邻居的屋顶上。我们想象着各种可能性，比如厨房里发生油脂类火灾，地下室发生电气类火灾，或者房子被闪电击中而着火。如有紧急情况，克雷格和我一点儿都不担心母亲。她个头儿小，动作敏捷，是那种假如肾上腺素飙升，都能举起一辆车以救下遇险小娃娃的人。而父亲就不好讲了，这不言自明，他拖着病腿，不可能像我们一样轻而易举地跳窗逃生，我们都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他跑步了。

我们意识到，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我们的自救工作不可能像课后播放的电影里那样进行。我们的父亲不会像大力神一样，轻松地把我们扛在肩上带到安全地带。如果有人要这么做，那只能是克雷格。他的个头儿后来超过了父亲，然而在当时，他还是一个肩膀瘦削、两腿细长的男孩，他似乎明白，任何英勇行为都需要练习。为此，在我们的家庭消防演习中，他设计出最糟糕的情况，让父亲躺在地板上，并告知他要像一条麻袋一样绵软无力，假装吸入浓烟后昏倒。

“噢，老天爷！”爸爸会摇着头说，“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父亲不习惯无助。他尽全力管理着自己的生活，勤勉地照顾家里的车，按时支付家庭账单，从不讨论他日益加重的多发性硬化症，而且没有误过一天工。正相反，父亲乐意成为别人的靠山，体力上不能做的，就用情感和智力上的引导与支持来代替。正因如此，他喜欢自己选区区长的工作，为芝加哥的民主党服务。他担任这个职务已经有很多年，部分原因是本市雇员多少有责任为政党机器效劳。尽管父亲当时也是赶鸭子上架，但他热爱这份工作。母亲对此一直想不通，因为它耗费的时间实在太多。父亲每个周末都会去附近的社区看望他的选民，后面经常跟着不情不愿的我。我们会在停车后，步行穿过两旁都是简易平房的街道，来到某个弯腰驼背的寡妇或者某个大腹便便、喝着一罐米凯罗啤酒、往纱门外张望的工人门前。这些人看到父亲面带笑容、拄着手杖站在他们门外，通常都很高兴。

“哎呀，是你啊，弗雷泽！真让人高兴，快进来。”

这句话对我来说可不是好消息。它意味着我们要进到屋里去，意味着我整个星期六下午就只能坐在一张散发着霉味儿的沙发上，或者坐在餐桌前喝一罐七喜汽水，听父亲收集反馈意见—其实是投诉。他会把这些转给当选的市政委员会委员，也就是选区的负责人。当人们遇到垃圾收集、扫雪、路面不平整等问题时，父亲就会到场。他的目的是让选民感受到民主党在照顾着他们，当选举活动到来时他们能够积极投票。让我感到沮丧的是，他从不催促任何人。对父亲来说，时间是你给别人的礼物。他会啧啧称赞一张可爱的孙辈照片，耐心地聆听人们讲八卦、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的健康问题，听到人家说钱如何不够用时点头表示理解。最后，当我们从那些老太太家里起身告辞时，父亲会拥抱她们，保证会尽全力帮助她们，把可以解决的事情都解决掉。

父亲对自身的价值很有信心，并引以为豪。这也是为什么在家里进行消防演习时，他不愿意成为一个被动的“道具”，即使只是做做样子。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肯成为别人的负担，沦落成一个躺在地板上失去意识的人。但是，他似乎明白这样做对我们很重要，尤其对克雷格。所以当我们让他躺下时，他会迁就我们，先跪下，再坐下，然后仰面躺在起居室的地毯上。母亲觉得这一幕有点好笑，父亲会和她交换眼神，好像在说：“这些讨厌的孩子。”

他会叹口气，闭上眼睛，等着克雷格的手放在他的腋下，开始救援行动。母亲和我站在一旁，看着还没到青春期的哥哥使出全身力气，笨拙地拖着体重170磅 左右的父亲，倒退着穿过他想象中的熊熊大火，把父亲拖过地板、绕过沙发，最后拖到楼梯间。

从那儿，克雷格认为他应该可以把父亲的身体滑下楼梯，从侧门拖到安全地带。父亲总是拒绝练习这个部分，他会轻轻地说“到这儿就行了”，然后坚持站起来，不让克雷格把他拖下楼梯。不过，在这两个男人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不会那么容易或者舒服，也没人能保证我们安然无恙。但是，万一最坏的事情发生，起码我们提前有个方案。

慢慢地，我变得更加外向和喜欢交际，愿意更多地接受世界乱糟糟的一面。也许是因为我总是跟随父亲访问选区。我们一家总在周末出游，还频繁地到七大姑八大姨家做客，并在人家后院烧烤。我和社区的孩子们一起往其他社区跑，我天性里对混乱和随意的抵制好像没那么强烈了。

我母亲有六个兄弟姐妹。父亲是家里五个孩子中的老大。母亲那边的亲戚总是聚在拐角处的“南城的”家里。外祖父厨艺很好，在那儿我们还可以玩纸牌，听活力四射的爵士乐。外祖父就像一块磁铁一样，把我们所有人吸引在一起。他对自家院子之外的世界充满疑虑，担心我们每个人的安全和身心健康，所以总是尽全力营造一个环境，让我们吃饱玩好，可能也希望我们永远不要远离那里。他还送给我一只狗，那是一只性情温和的黄棕色牧羊犬，我们给它起名为雷克斯。根据母亲的指令，雷克斯不能住在我们家，但我可以随时去“南城的”家里看它。我躺在地板上，把脸埋到它柔软的毛里。每次“南城的”走过，它的尾巴都会愉快地甩一下。“南城的”宠爱这只狗，就像宠爱我一样，给它食物、爱和包容，所有这些都像是一种无声的认真的恳求，恳求我们永远不要离开他。

父亲那边的亲戚分散在芝加哥广阔的南城，其中有一群姑婆和三个堂亲，还有几个远房亲戚。我们常去拜访这些亲戚，路上我会安静地数街上的树，以此判断我们要去谁家。比较穷的社区通常一棵树都没有，但是，父亲对这些亲戚都一视同仁。他看到总是醉醺醺的卡里欧叔叔时，脸上会露出笑容。卡里欧叔叔一头卷发，身材瘦削，个子不高，长得有点像小萨米·戴维斯 。父亲很爱她的维黛拉姑姑，她和八个孩子住在94号公路附近一栋破旧的公寓楼里。我和克雷格知道，那个社区的生存法则是与众不同的。

星期日下午，我们一家四口会开车向北，十分钟之后到达帕克维公园社区，和祖父祖母一起吃晚饭，安德鲁叔叔、卡勒顿叔叔和弗朗西斯卡姑姑也住在那里。他们比爸爸小十几岁，所以对我们来说更像是哥哥姐姐，而非叔叔和姑姑。长兄如父，这话一点儿不错，父亲跟他们在一起时，会给他们建议，需要时给他们塞点儿钱。弗朗西斯卡聪明又漂亮，有时会让我给她梳理那一头长发。安德鲁和卡勒顿当时二十出头，很时髦。他们穿着喇叭裤和高领毛衣，还有皮夹克，交了女朋友，谈论的都是诸如马尔科姆· X 和“灵歌势力”之类的话题。克雷格和我在他们位于公寓后面的卧室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都想濡染他们的范儿。

我祖父的名字也叫弗雷泽，弗雷泽·罗宾逊，他一点儿也不好玩。这位老太爷总是坐在躺椅上抽雪茄，腿上放着一份打开的报纸，旁边的电视里播放着晚间新闻。他和我父亲的性情截然不同。对于祖父来说，所有的事情都让人生气。每天报纸上的大字标题，电视新闻里的世界局势，还有“波波们”—这是他给那些游手好闲、到处败坏黑人名声的年轻黑人起的外号，这些都让他生气。他常冲着电视大喊大叫，还冲我祖母发脾气。祖母和蔼可亲，说话轻声细语，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名叫拉沃恩。（父母给我起名米歇尔·拉沃恩·罗宾逊，就是为了向她致敬。）白天，祖母在南郊游刃有余地打理着一家生意红火的圣经书店，但是下班后和祖父在一起时，她变得温顺驯服，当时还是小女孩的我觉得无法理解。她给他做饭，还要听他连珠炮似的抱怨，自己却一声不吭。尽管我那时候还小，但看到祖母在祖父面前的沉默和顺从，也感到非常生气。

据我母亲讲，我是家里唯一敢在祖父大喊大叫时和他顶嘴的人。从小到大，我一直这么干。首先，我受不了祖母不为自己讲一句话；其次，其他人在祖父面前也都不敢讲话；最后，因为我爱祖父，虽然他讨厌我。他的固执脾气我很了解，我自己也遗传了这份固执，但愿没他那么惹人厌烦。祖父也会有柔和的一面，虽然只是偶尔流露。有时，我坐在他的躺椅上面，他会温柔地揉搓我的脖子。或者当我父亲讲了个笑话，或者我们小孩子在谈话里夹带了某个“高级”的单词时，他会微微一笑。但是，一旦有任何不顺心，他就又开始咆哮。

我会说：“祖父，别冲我们大喊大叫了。”或者：“别对祖母发脾气。”经常还会加一句：“你脾气怎么这么坏？”

这个问题既复杂又简单。祖父没有回答过，他对我的干预总是生气地耸耸肩，然后继续看他的报纸。不过回家后，我父母会试着跟我解释。

祖父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低地地区，在空气潮湿的乔治敦港长大。在当地广阔的种植园里，曾有数千名奴隶劳作，收割水稻和槐蓝属植物，给他们的主人们带来财富。祖父1912年出生，祖上都是奴隶，他的父亲是一位工厂工人，而他是家里十个孩子中的老大。他从小聪明伶俐、思维敏捷，有“教授”的绰号，并很早就立志要上大学。但他出身贫穷的黑人家庭，成年时又赶上了大萧条。高中毕业后，祖父就到一家木材厂工作，他知道如果待在乔治敦港，人生就不会有太多选择。所以在木材厂倒闭后，他和当时很多非洲裔美国人一样，抓住机会北上来到了芝加哥，成为后来被称为“大迁徙”运动中的一员。“大迁徙”持续了五十多年，涉及来自美国南方的六百万黑人，他们逃离种族压迫，来到北方的大城市定居，寻找工厂里的工作。

如果是在一个美国梦式的故事里，20世纪30年代早期祖父来到芝加哥后，会找到一份好工作，还可以设法上大学。但是，现实远没有那么美好。工作很难找，部分原因是当时一些大工厂更愿意雇用欧洲移民而非黑人。祖父什么工作都做，他曾在保龄球馆整理球瓶，业余时间做点儿杂活。慢慢地，他向现实妥协，放弃了上大学的想法，转而考虑参加培训，希望成为一名电工，但就连这个计划也很快受挫。如果你想在芝加哥做一名电工（或者炼钢工人、木匠、水管工等），或者在任何一家大工厂工作，你必须有工会会员证，但黑人基本不可能拿到这个证。

这种特殊形式的歧视改变了几代非洲裔美国人的命运，包括我家族里的很多人，限制了他们的收入、机会乃至志向。因为无法加入工会，我做木匠的外祖父不能去大建筑公司工作，那些公司接的活儿工期长，收入稳定。特里，就是姑婆萝比的丈夫，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放弃了水管工的工作，转而去做了卧车服务员。还有我的皮特舅舅，他因为无法加入出租车司机工会，只能开没有执照的黑车，在西城一些危险的地区接活儿，一般的出租车都不去那里。他们都是头脑聪明、身强力壮的男人，却没有机会得到收入稳定、薪水丰厚的工作，所以也没有能力买房子，送他们的孩子上大学，或者为退休生活攒钱。我明白，那种被边缘化的感觉让他们很痛苦，他们被困在无法施展才华的工作岗位上，看着白人被越级提升，有时还要负责培训新员工，而且心里知道这些人可能有一天会成为他们的上司。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这怎能不让他们心怀愤恨和疑虑。

对于祖父来说，生活并不都是糟糕的。他在去南城的教堂时遇到了我祖母，并终于通过联邦政府的公共事业振兴署找到了工作。成立公共事业振兴署是大萧条时期的一项政府救济计划，雇用非熟练工人参与公共建筑工程以解决失业问题。祖父后来做了三十年的邮政工人，退休后拿到一笔养老金，这让他可以舒服地躺在椅子上，冲着电视里的“波波们”大喊大叫。

祖父一共有五个孩子，都和他一样聪明又自律。他的二儿子诺米尼，在哈佛商学院拿到了学位。安德鲁和卡勒顿后来分别成了列车员和工程师。弗朗西斯卡在广告业做了一段时间的创意总监，最后当了一名小学老师。但是，祖父不能把孩子们的成就视为他自己成就的延伸。就像我们每星期日到帕克维公园社区吃晚饭时看到的那样，祖父一直愤恨不平地活在自己破碎的梦想中。

如果说我问祖父的问题难以作答，那很快我就发现，许多问题都是这样的。我自己也开始遇到一些不易回答的问题。其中一个来自一个小女孩，她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是远房亲戚家的妹妹。我父母每次带我们去大西边的一位姑婆家做客时，这门亲戚也常在那里。我常和那些堂兄妹一起在姑婆家平房的后院玩。大人们在厨房里喝咖啡、大声说笑，后院里，我们这些孩子便在一起玩。大家有时会尴尬，好像被迫交朋友似的，不过通常很快就熟络起来。克雷格几乎每次都跑去打篮球，而我会和其他人一起玩花式跳绳，或者插话进去跟大家一起开玩笑逗乐。

那年我大概十岁，一个夏日，我坐在门廊上和同龄的几个女孩聊天。我们都扎着辫子，穿着短裤，坐在那里消磨时间。当时我们在聊什么呢？什么话题都聊，比如学校、我们的哥哥或者地上的一个蚁丘。

突然，一个女孩，说不清是我的哪一个亲戚，她斜眼看了我一下，口气有点冲地说：“你怎么说起话来像个白人女孩？”

这个问题很尖锐，对我是一种侮辱，或者说，至少是一种质疑，但也是很认真的一个问题。它包含着一种让我们都感觉困惑的东西。我们两个是亲戚，但好像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

“我没有。”我看着她，气愤她居然说出这种话，而其他女孩看我的眼神也让我感到丢脸。

但是我明白她的意思。我无法反驳她，因为我确实和这些亲戚说话方式不同，克雷格也是如此。我们的父母从小给我们灌输使用标准词汇说话的重要性，比如：要说“going”而不是“goin' ”；要说“isn't”而不是“ain't” 。我们被教导要把单词说完整。父母给我们买了一本词典，还有一整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放在我们公寓的楼梯间的架子上，书名是烫金的。每次我们对某个单词、某个概念或者某段历史有疑问，他们就让我们去查阅那些书。祖父的影响也是一个因素，我们过去吃晚饭时，他会一丝不苟地纠正我们的语法，告诫我们说话吐字要清晰。总的意思是，我们要超越现状，走得更远。他们早早让我们做准备，并鼓励我们。他们期望我们不只要聪明，还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且要贯穿到我们说话的方式中。

然而，这样也有问题。我们这种说话方式被认为是“白人的”，是一种背叛和装腔作势，是对我们文化的一种否定。多年后，我认识并嫁给了我的丈夫，他的肤色有些人觉得白，有些人觉得黑，他说话的口音像是常青藤名校毕业、在堪萨斯州中产阶级白人家庭中长大的夏威夷黑人。在政治舞台上，我曾在白人和黑人脸上都看到过那种迷惑的表情，那种想把某人和自己的种族联系起来却发现并不容易时的懊丧。后来美国也向贝拉克·奥巴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就像那天在门廊上我的亲戚无意中问我的：“你是黑人吗？我能否信任你？”

那天，我一直避免跟她说话，她的敌意让我沮丧，但是我又想让她看到我是真诚的，而非在炫耀某种优势。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与此同时，我听到不远处厨房里传来大人的谈话声，父母爽朗的笑声回荡在庭院上方。我看到哥哥正汗流浃背地和附近街角的一些男孩打球。每个人似乎都很适应环境，除了我。今天，我再次回首那一刻的不适，意识到那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要在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中不断加深对自我的认识。我也意识到，我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找到自己的声音。 HRcTlVnmXJ+7P18XAmZ6nCDRQZt7LYm7Hkk0iY1YpDEulnTaXntCubV09mjF7U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