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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上高中那一年，母亲最终还是回到了职场。她走出家和社区，来到芝加哥熙熙攘攘、高楼林立的市中心，在那里找到了一份银行行政助理的工作。她买了一套职业装，开始了每天通勤的生活。她乘公交车向北到杰弗里大道，如果和父亲的出门时间碰巧一致，她就搭父亲的别克车走。对母亲来说，这份工作正好可以让她换换环境，而对我们家来说，多一份收入也是必要的。父母要负担克雷格在天主教会学校的学费，而且也在考虑他上大学的事，后面紧跟着还有我。
我哥哥那时已经完全长大成人了，是一个动作优雅的大高个儿，两腿像是装了弹簧，是本市最好的篮球运动员之一。在家里，他吃得很多。他一次能喝掉几加仑
牛奶，吃掉一整张大比萨饼，经常从晚饭到睡觉前一直在吃东西。就像他一直表现出来的那样，他既能做到从容随和，也可以注意力高度集中，他有很多朋友，成绩也好，还是一名引人注目的运动员。他曾经参加过一支暑期业余联赛球队，在中西部地区打巡回赛。球队里有一位未来的超级巨星—伊赛亚·托马斯，他最终入选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名人堂。克雷格上高中前，就已经成为芝加哥市几所顶尖公立学校篮球教练争抢的对象，他们的队里需要克雷格这样的球员。这些球队会吸引大批人呐喊助威，也会吸引大学的星探。但是我的父母态度坚决，他们认为克雷格不能为了打篮球而耽误其学业发展，高中运动场上的辉煌毕竟是过眼云烟。
迦密山学校似乎是最好的选择，里面有一支实力强劲的天主教联盟篮球队，课程标准也以严格著称，值得父母一年交几千美元的学费。克雷格的老师们都是身着棕色长袍的神父。他班里的同学百分之八十都是白人，其中许多人有爱尔兰天主教背景，来自偏远的白人工人阶层社区。高三结束时，第一级别的大学球队已经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其中几个很可能为他提供全额奖学金。但是，我父母还是坚持，他不应该限制自己的选择，要争取进入自己能力所及的最好的大学。至于学费，他们会想办法。
可喜的是，我上高中时学费全免，自己只需要支付公交车费。我幸运地通过考试进入了芝加哥第一所全市统招的高中—惠特尼·扬高中。学校位于卢普区西边一处破败的街区。刚刚成立几年，它就发展为芝加哥顶尖的公立学校。惠特尼·扬高中是以一位民权斗士的名字命名的，1975年正式对外招生，目的是在“跨区校车接送制度”
之外，提供另一种积极方案。学校坐落在北城和南城的分界线上，那里有深具前瞻性思维的老师、崭新的硬件设施。学校招生的原则是，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只以学业表现作为唯一录取标准，不考虑人种肤色。芝加哥市教育委员会制定的录取配额制是：百分之四十给黑人学生，百分之四十给白人学生，百分之二十给拉丁裔或其他族裔学生。但实际上，情况有点不同。我上学的时候，学校里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不是白人。
高中开学的第一天，去学校对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长途冒险。路上要花一个半小时，搭乘两次公交车，在市中心换乘，神经绷得紧紧的。那天早晨，我五点就起床了，全身上下穿的都是新衣服，还戴了一对漂亮的耳环，心里有点打鼓，不知道在公交旅程的另一端，这些是否会被接受。我吃完早饭，不知道午饭会在哪里吃。我跟父母道别，不知道过完这一天我是否还是自己。据说高中是会改变人的。惠特尼·扬高中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学校非常漂亮，设施很先进，比我去过的所有校园都要好。学校由三栋立方体形状的大楼组成，其中两栋大楼之间还有一个别致的玻璃空中走廊，横跨杰克逊大道。教室是开放式的，设计得很用心。有一栋楼专门用于艺术教育，里面有供合唱团练习和乐队演奏的专用房间，还有用于摄影和陶艺课程的教室。整个校园建得像是一个用于学习的圣殿。学生们从学校的大门拥入，在开学的第一天，他们就已经志向明确。
惠特尼·扬高中共有约一千九百名学生，在我看来，他们都比我成熟和自信，似乎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每一个脑细胞，在全市统一考试中答对的每一道多项选择题都为他们注入了能量。我感觉自己很渺小，我曾经是布林茅尔的高年级学生，此时却是高中最低年级的学生。下了公交车，我注意到很多女孩在背着书包的同时还拎着女式小提包。
如果可以分类的话，我对高中的种种担心，大部分都可以归为同一个问题：我是否足够优秀？入学第一个月，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同时，我也开始适应新环境，每天黎明前起床，穿梭在学校各大楼之间上不同的课程。惠特尼·扬高中分为五个“舍”，作为其成员的大本营，这是为了让学生在高中生活期间建立密切的关系。我分在了“金舍”，负责我们的是一位副校长—史密斯先生，他家恰巧也住在欧几里得大道，离我家不远。过去几年，我一直帮史密斯先生家做零活，比如临时帮忙照看孩子们，给孩子们上钢琴课，训练他家不听话的小狗。在学校看到史密斯先生对我是个安慰，好像在我的社区和惠特尼·扬高中之间有了一座桥梁，但这并没有抵消我的焦虑。
我们社区只有几个孩子在惠特尼·扬高中上学，其中有我的邻居和朋友泰利·约翰逊，还有我的同学齐娅卡—我们俩从幼儿园就认识并且一直在进行友好竞争，还有另外一两个男孩。我们中的一些人会一起坐公交车上下学，但是在学校，我们分散在不同的“舍”，所以不能总是结伴而行。我也是第一次身处没有哥哥暗中保护的环境。之前，克雷格以他随和讨喜的方式，让我一路走得很顺利。在布林茅尔，他善良懂事，老师们很喜欢他，在孩子中间他也是受尊重的酷小子。我一直生活在他带来的阳光下，走到哪里，人们都会说那是克雷格·罗宾逊的妹妹。
而现在，我只是米歇尔·罗宾逊，这里没有人知道克雷格。在惠特尼·扬高中，我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来站稳脚跟。我最初的策略是先不说话，暗中观察一下班里的新同学。这些到底是什么样的孩子？我只知道他们都很聪明，那种聪明是经过证实的、经过精挑细选的。显然，他们是本市最聪明的孩子。但我不也是其中之一吗？我们—我、泰利和齐娅卡—能到这里来不正是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聪明吗？
事实上，我并不确定。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和他们一样聪明。
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们来自一所位于黑人居民占大多数的中产阶层社区的学校。但是，假如我们还不够聪明呢？如果搞了半天，我们不过是最糟的学生中最好的呢？
在学校迎新会上，在上第一节生物课和英语课时，在食堂笨拙地尝试认识新朋友时，这个疑问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不够优秀，不够优秀—这是对我的出身以及我已经建立的自信的质疑。它就像一个恶性细胞，会不断裂变再裂变，除非我能找到方法阻止它。
…………*…………
我发现，芝加哥是一个比我想象中大得多的城市，因为我当时每天上下学加起来要坐三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在75街上车后，一路上会像走迷宫一样经过无数站，车上很挤，没有空座，经常得站着。
在漫长的旅程中，我透过车窗似乎可以逐渐看到整个南城的模样。在清晨的微光中，街角商店和烧烤店还没开门，篮球场和铺砌整齐的游乐场上空无一人。我们向北来到杰弗里大道，向西驶入67街，然后再向北，转来转去，每过两个街区就停一站，让人上车。我们会穿过杰克逊公园高地和海德公园，芝加哥大学的校园就在这些公园里，藏在巨大的铁艺门后面。时间好像过了一万年，我们才终于上了湖滨大道，沿着密歇根湖一路向北到达市中心。
我向你保证，坐公交车心急也没用。你上了车就只能乖乖忍着。每天早上，我都会赶在高峰时段抵达密歇根大道换乘到市区的公交，上车后沿着范布伦大街向西走，这一路上的风景比前一程要好看，我们会路过有金色大门的银行大楼，看到高级宾馆门外站立的侍者。透过车窗，我看到穿着西装、裙子和高跟鞋的时尚男女，拿着咖啡赶去上班，他们的忙碌中透着一种自负。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样的人叫职场人士。我也不知道他们必须要拿到什么样的学位，才能进入范布伦大街两旁高大的写字楼。但是，我喜欢他们脸上坚定的神色。
同时，在学校里，我也在暗暗收集一些数据，来确定我在同学中的位置。在此之前，我和社区外的孩子的接触，仅限于去几个堂亲表亲家做客，以及参加了几次市里在彩虹海滩上举办的夏令营，那里的所有营员都来自南城，家里都不富裕。而在惠特尼·扬，我认识了一些家住北城的白人孩子，芝加哥北城在我的感觉里就像是月球的背面，是一个我从没想过也没有理由要去的地方。更加有趣的是，我发现有一个叫作非洲裔美国精英的群体。我高中的很多新朋友都是黑人，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经历有任何相似之处。其中一些人的父母是律师和医生，而且他们之间早就认识，好像是通过一个名为“杰克与吉尔”的非洲裔美国人社交俱乐部认识的。他们度假时会去滑雪，或者出国旅游。他们谈论的事情我从没听过，比如暑期实习和传统黑人学院
。我的班上有一个对每个人都很友善的黑人男生，他的父母创立了一家大型美容用品公司，他家住在市区最豪华的一栋大厦里。
这就是我的新世界。当然学校里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家境优渥，见多识广。还有很多孩子来自和我差不多的社区，他们付出的努力比我多得多。但是我在惠特尼·扬的前几个月，窥见了之前对我而言隐形的某些东西—特权和人脉，它们就像悬在我们头上的一些半隐藏的梯子和导绳，准备好把我们中的一些人而非所有人拽上天。
我在学校第一轮考试的成绩很好，第二轮也不错。经过了高一和高二两个学年，我开始建立起和在布林茅尔时一样的自信。因为每次考试我都能取得好成绩，几乎没有考砸过，所以我对自己的怀疑慢慢消失。大部分老师我都很喜欢。上课时我也不害怕举手了。在惠特尼·扬高中，聪明的孩子是无须担心的，因为这里几乎每个人的目标都是上大学，所以你无须掩盖自己的智慧，不用担心有人说你说话像个白人女孩。
我喜欢所有包含写作的课程，初级微积分则学得有些吃力。我的法语成绩也差强人意。在我前面，有些同学的成绩总是比我高一点儿，而且似乎学得很轻松，但我努力不让这个影响自己。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我多花一些时间学习，通常会迎头赶上。我不是门门功课都能拿A，但是我一直在努力，而且某些学期的成绩已经接近全A。
同时，克雷格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搬出了家中后廊的卧室，从此，我们的生活中有了一个高6.6英尺、重200磅的空白。冰箱里备的肉类和牛奶明显少了好多，不再有女孩打来电话，一直占着线跟他聊天。他之前被好几所提供奖学金的大学录取，而且也算是一个篮球明星，但是在父母的鼓励下，他选择了普林斯顿大学，虽然学费要更高一些，但是他们觉得回报也会更多。克雷格在大二时，进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校篮球队，这让父亲倍感骄傲。父亲走路不稳，需要拄双拐，但他还是乐于长途驾车。他用那辆旧别克车换了一辆同车型的新车，颜色是微微发亮的深栗色。每当从水处理工厂休假时，他就开十二小时的车，横穿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到达新泽西州，去现场观看克雷格比赛。
因为我每天需要坐很长时间的公交车上下学，所以和父母见面的时间也变少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他们应该很孤独，或者至少需要适应一下。我当时在外面的时间比在家里多。因为在车上站一个半小时太消耗体力，泰利·约翰逊和我想出了一个妙招，但是需要早晨提前十五分钟出门。我们先坐车去往相反的方向，往南几站就到了一个人少的社区，然后下车过马路，再上我们经常坐的往北走的公交车，这一站比我们平常在75街上车的那站人要少得多。我们对自己的小聪明很得意，沾沾自喜地坐下，一路便在聊天或者学习中度过。
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六七点钟，匆匆地边吃晚饭，边和父母聊聊白天学校发生的事。等母亲一刷完碗，我就开始做作业。我经常带着书本到楼梯间放百科全书的角落里去，那里临近萝比和特里的房间，更加隐秘安静。
我的父母从没有说起大学学费让他们感到有压力，但我知道压力一直都在。所以当法语老师宣布她要带一个团去巴黎，但需要自费，让大家报名时，我回家压根儿没提这件事。这就是我和“杰克与吉尔”俱乐部那些孩子的差别，虽然他们中很多人现在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有一个充满爱的整洁的家，可以负担我每天往返学校的交通费，晚上回到家还有热饭热菜等着我。除此之外，我不会再向我的父母提任何要求。
一天晚上，父母找我谈话，他们看起来有点困惑。母亲从泰利·约翰逊的母亲那里听说了法国团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她问。
“因为那个需要很多钱。”
“这个不是你要操心的事情，米歇尔。”父亲温和地说，口气里有一丝不悦，“如果我们连知道都不知道，又怎么去做决定呢？”
我看着他们两个，不知道该说什么。母亲看着我，眼神柔和。父亲已经脱下了他的工作服，换上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他们现在都四十岁出头，结婚近二十年了，从没去欧洲度过假。他们没去过海滩旅行，没有在外面吃过饭，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我和克雷格是他们唯一的投资，家里所有钱都花在我们身上。
几个月后，我跟着老师还有十几个来自惠特尼·扬的同学一起，登上了飞往巴黎的航班。我们后来住在一家旅社，参观了卢浮宫和埃菲尔铁塔，从路边摊买了奶酪煎饼吃，还沿着塞纳河河畔散步。我们这群来自芝加哥高中的孩子说起了法语，虽然生硬，但起码我们开口了。出发那天，当飞机开始移动时，我从舷窗回望机场，知道母亲就站在黑色窗户后的某处，穿着冬天的外套，在朝我挥手。我记得飞机引擎启动时，声音大得吓人。然后它沿跑道滑行，飞离地面，向上加速时，我感觉胸口发闷，一股后坐的力量把我按到座位上，这种奇怪而短暂的适应过程过去之后，我终于感觉自己升空了。
…………*…………
和全世界所有的高中生一样，我和朋友们喜欢闲逛。我们闲逛时会在公共场所吵吵嚷嚷。在放学早或者作业少的时候，我们就结伴从学校到市中心，到有八层商场的芝加哥水塔商厦去。我们在那儿坐着电梯上上下下，买好吃的皆乐爆米花
，在麦当劳餐厅里占上几张桌子，只买一点儿吃的，却待上很长时间。我们在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里逛名牌牛仔裤和手袋店，经常有不太待见我们的保安偷偷跟着我们。有时，我们还会去看场电影。
我们一路上很高兴，因为我们自由自在，而且是和伙伴们在一起，还不用想学校的事情，所以这座城市看起来更加有魅力。我们是一群学着四处探索的城市孩子。
我大部分时间都和一个名叫桑蒂塔·杰克逊的同学待在一起，她早晨也会坐杰弗里大道上的公交车，但比我晚几站上车。她是我高中时期最好的朋友之一。桑蒂塔有一双美丽的黑眼睛，两颊饱满，举止像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女士，尽管她只有十六岁。在学校，她报名参加了所有可以报名的美国大学先修课程
，而且几乎都拿到了高分。当所有人还在穿牛仔裤时，她已经穿上了裙子；她的嗓音清澈而有力，多年后，她作为罗贝塔·弗莱克
的伴唱参加了巡回表演。桑蒂塔很深沉，这是我最喜欢她的地方。她和我一样，在人多的场合可以轻狂搞笑，但单独相处时我们会严肃认真起来，两个少女哲学家一起讨论大大小小的人生问题。我们坐在桑蒂塔家二楼房间的地板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谈论我们的烦恼、未来的人生目标以及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与不解。桑蒂塔的家是一栋都铎风格的白色房子，在杰克逊公园高地，那里是南岸社区的富裕地段。作为朋友，她是很好的听众，也非常有洞察力。我也努力做到和她一样。
桑蒂塔的父亲是个名人，这是她的生活中最重要的、绕不过去的一个事实。她是杰西·杰克逊
牧师的长女。杰克逊牧师是一位极具号召力的浸礼会牧师，也是一位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政治领袖。他与马丁·路德·金曾是亲密的战友，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因创立了一个名为“PUSH行动”的政治组织而享誉全国，那是一个为非洲裔美国人中的弱势群体代言的机构。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杰克逊牧师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名人，他富有魅力，人脉广泛，非常活跃。他在全美国发表巡回演讲，号召黑人甩掉贫民窟的典型负面形象，要求获得被长久剥夺的政治权利，因而赢得了一大批支持者。他号召黑人团结一致，自强不息。“毒品让人堕落！希望使人奋进！”他这样对听众说。他要学生写保证书，晚上不看电视，做两小时家庭作业。他要求家长承诺关注孩子的学业。他抵制在许多非洲裔美国人社区蔓延的失败感，敦促人们停止自哀自怜，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呐喊道：“有谁是因为太穷，而不能晚上把电视关掉两个小时的！”
在桑蒂塔家玩儿是令人兴奋的体验。那里很宽敞，她家里兄弟姐妹共有五人，有点吵闹，房间里满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笨重家具和古董玻璃器皿，它们都是桑蒂塔的母亲杰奎琳的收藏品。我称呼杰奎琳为杰克逊夫人，她豁达健谈，笑声爽朗。她穿着彩色波纹的衣服，在餐厅里一张巨大的桌子上招待客人。大部分客人都属于她称之为“运动”中的人，其中包括商界领袖、政界人士、诗人以及一些名人，其中包括歌手和运动员。
当杰克逊牧师在家的时候，房子里就会涌动着一股不一样的能量。惯例被抛在一边，晚餐时间的谈话会持续到深夜，顾问们来了又走，计划需要不断调整。这里不像我在欧几里得大道的家—生活井然有序，没有什么预料之外的事，我父母关注的就是让家人幸福，获取成功。而杰克逊一家参与的似乎是某种更庞大、更复杂，也更有影响力的事业。他们的活动是外向型的，他们的群体很大，他们的使命很重要。桑蒂塔和她的弟弟妹妹从小在参政的氛围里长大，他们知道抵制什么以及怎样抵制；他们为父亲的事业游行抗议，他们和他一起出差，访问以色列、古巴、纽约和亚特兰大等地；他们曾经站在人群前的台上，学着适应有一个身为公众人物的父亲，而且还是一个黑人父亲，所需要承受的焦虑和争议。杰克逊牧师身边有保镖，他们身形彪悍、一言不发，跟着他一起出行。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生命安全曾多次遭到威胁。
桑蒂塔爱她的父亲，为他的工作感到骄傲，但她也在努力过自己的生活。我们两个人都赞成加强“全美黑人青少年的人格教育”的提议，但我们也会疯狂地跑到水塔商厦抢购促销中的盖世威运动鞋。我们两个经常搭车或借车兜风。因为我家只有一辆车，父母都要上班，所以更多时候我们会用杰克逊家的车。杰克逊夫人有两辆车— 一辆镶有木板的旅行车和一辆小型跑车。有时，我们会搭乘出入杰克逊家的工作人员还有访客的车，但这样我们会失去主导权。那成为我早年无意中获得的关于政治生活的经验：日程和计划随时都会变。即使站在旋涡的最边缘，你依然能感受到它带来的眩晕感。因为她父亲的原因造成的时间延误—会议延长或是飞机还在机场盘旋，或者临时要去拜访好几个地方，不得不绕道，所以桑蒂塔和我经常需要耐心等待。比如，我们原本以为会坐车从学校回家或去商场，结果却到了西城的一个政治集会地，或者在位于海德公园的“PUSH行动”总部耽搁好几个小时。
有一天，我们被拉到了巴德·毕利肯日游行中，身边是一群杰西·杰克逊的支持者。这个游行是以很久之前一个报纸专栏虚构的人物命名的，是芝加哥南城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于每年8月举行。游行活动中有行进的乐队和彩车，沿着马丁·路德·金大道绵延大约两英里，通过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腹地。那里一度被称为“黑人地带”，后来更名为布朗兹维尔
。巴德·毕利肯日游行从1929年开始举办，活动都是围绕非洲裔美国人的尊严和骄傲。从过去一直到今天，如果你是社区领袖或政界人士，那在游行中露面并走完全程就是必须要做的。
我当时并不清楚，桑蒂塔父亲周围的旋涡已经开始越转越快。几年后，杰西·杰克逊正式参选美国总统，那也意味着我们上高中时，他已经在积极考虑这件事了。竞选需要筹款，还需要广结人脉。我现在明白了，总统竞选要求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好的竞选活动还需要搭舞台、打基础这样的准备工作，又得多花好几年的时间。杰西·杰克逊计划在1984年参选总统，他是第二位参加竞选并开展了严肃的全国性活动的非洲裔美国人。第一位是女性国会议员雪莉·奇泽姆
，她在1972年参选总统，但未成功。我猜至少在那次游行的时候，这个想法已经出现在杰西·杰克逊的脑子里了。
我只知道，我并不喜欢在游行队伍里的感觉—烈日炎炎，身边都是气球和扬声器，还有长号和欢呼的人群。号角齐鸣很有趣，甚至令人兴奋，但是其中的某种东西，关于政治的那种，让我感到不适。首先，我是那种喜欢整洁、有条理、做事提前计划的人，而根据我的了解，政治生活是没什么条理性的。参加游行不是我计划中的事情。我记得桑蒂塔和我都没打算参加，我们是在最后时刻被拉进去的，可能是被她母亲或父亲，又或是运动里的某个人。那天我们计划好要做别的事情，结果中途被抓了个正着。但桑蒂塔是我的挚友，我也是个礼貌的孩子，大人让我做什么我大多时候是不会拒绝的，所以就去参加了。我加入巴德·毕利肯日游行的人群中，头上骄阳似火，再加上周围的喧闹声，感觉头晕目眩。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母亲看见我便大笑起来。
“我刚刚在电视上看到你了。”她说。
她在新闻里看到我和桑蒂塔在一起，在游行队伍中挥着手、微笑着走过。我猜，她之所以大笑，是因为看出了我的不自在，猜出我可能是被硬拉过去而非自愿参加的。
转眼到了申请大学的时候，桑蒂塔和我不约而同地都想上东海岸的学校。她先尝试了哈佛大学，但那儿的录取官直言不讳地盘问她对父亲政见的看法，而她只想凭自己的实力被录取，这让她很灰心。我找了个周末去普林斯顿大学看望克雷格，他的生活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良性的节奏—打篮球、上课，在一个为少数族裔学生服务的校园中心休闲娱乐。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很大很漂亮，是一所到处爬满了常青藤的常青藤名校，克雷格的朋友看起来人都很好。我没有多想其他的。我的直系亲属中有大学直接经验的人不多，所以也没什么要争论或是探明的。就像以往一样，我认为克雷格喜欢的，我也会喜欢；他能做到的，我也可以。于是，普林斯顿大学成了我的择校首选。
在惠特尼·扬高中刚上高四年级
时，我与学校指派的一位大学申请顾问有过一次会面。这种会面是学校安排的。
关于那位顾问，我没有太多要说的，因为我刻意而且很迅速地将这段经历从记忆中抹掉了。我不记得她的年龄、种族还有那天她看我的眼神。我出现在她办公室的门口时，自信满满，因为我将以班里排名前百分之十的优异成绩从惠特尼·扬高中毕业，我被选为了年级的财务总管，还进入了美国国家高中荣誉生会
，成功克服了高一刚入学时的战战兢兢和对自己的所有怀疑。我向她表示想在第二年秋天追随我哥哥进普林斯顿大学，不记得她是在我说这话之前还是之后看了我的成绩单。
事实上，在我们短暂的会面中，这位大学申请顾问可能跟我说过一些积极的有帮助的话，但是我一点儿都记不得了。且不论对错，我只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位女士说出的一句话。
“我不确定你是上普林斯顿的料儿。”她居高临下而敷衍地向我一笑。
她的判断快速而轻率，可能是基于我的在校成绩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猜这是那位女士每天都在做，并且驾轻就熟的一件事—告诉高四年级的学生他们属于哪里、不属于哪里。我相信她认为自己给出的是现实的建议。我怀疑她之后不会再多想我们之间的谈话。
但是，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失败是一种感觉，很久后才会变成实际的结果。对我来说，这就是她种下的一粒种子，在我还没有尝试努力前，就暗示我会失败。她的意思是让我降低目标，而这和父母对我的教导正好相反。
如果我决定相信她，她的这番话将会彻底摧毁我的信心。不够优秀，不够优秀—这句话似乎又嗡嗡作响地回来了。
但是在惠特尼·扬的三年，和一些雄心勃勃的同学齐头并进，让我意识到我能做得更好。我不会让一个人的观点动摇我对自己的看法。我会调整方法，但是不会改变目标。我会申请普林斯顿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但是不会再去寻求那位顾问的建议。如果要求助，我会选择一位真正了解我的人，那就是史密斯先生—我的副校长和邻居。他了解我的优点，也信任地把孩子教给我看管。他同意为我写一封推荐信。
在我的人生中，我很幸运地遇到了许多不同凡响、颇有建树的人，其中有世界领袖、发明家、音乐家、宇航员、运动员、教授、企业家、艺术家和作家，以及有开拓精神的医生和研究者。其中一些（尽管数量不多）是女性，一些（尽管数量也不多）是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一些人出身贫寒，还有的人在我们看来遭遇了重重磨难，但是他们在人生路上披荆斩棘，仿佛拥有世界上所有的优点。我了解到，他们所有人都遭受过质疑。有些人现在依然有众多激烈的批评者和反对者，数量多到能装满一个体育场。每当他们失误或犯错时，那些人就会大喊“我早说过你不行”。这种噪音不会消失，但我知道的那些成功的人都想出了办法应对，那就是依赖那些对他们有信心的人，并不懈地向目标挺进。
那天，我在离开那位大学申请顾问的办公室后，怒气冲天，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当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我会证明给你看。
后来我平静下来，开始着手准备。我从未认为申请大学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要把精力集中在一点—要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信心。我在大学申请资料中将我的全部故事都写了进去。我没有假装自己聪明绝顶，能够轻而易举地融入普林斯顿大学爬满常青藤的校园。我写到父亲的多发性硬化症，家里没有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承认我在努力爬得更高。就我的背景来说，努力是我唯一能做的事。
结果，我确实向那位大学申请顾问证明了自己，六七个月后，一封信出现在我在欧几里得大道家的邮箱里，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天晚上，父母和我特地从意大利嘉年华餐厅订了外卖比萨庆祝。我给克雷格打了电话，大喊着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第二天，我敲开史密斯先生家的门，告诉他我被录取了，感谢他的帮助。但我后来并没有去找那位大学申请顾问，告诉她她错了，事实证明我是上普林斯顿大学的料儿。这么做对我们都没意义。说到底，我无须向她证明任何事。我只需要证明给自己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