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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近代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研究世界历史时，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是怎样的状况一环扣一环地导致在西方世界，并且只在西方世界出现了某些文化现象，后者——至少在我们看来——隐含着具有普世意义和普世价值的发展方向？
而今，只有在西方，“科学”才发展到了一个为人们所认可的发展阶段。但在世界其他地方，诸如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其实也都有经验性知识，有对宇宙和生命问题的深层思考，也有极为深奥的哲学和神学智慧，极为精妙的学问与观察。然而，得到充分发展而具有完整体系的神学只有在受到希腊影响的基督教那里才会找到（伊斯兰教和印度的一些教派都没有完整的神学体系）；巴比伦等地的天文学缺少数学基础（在此情况下还有如此辉煌的成就越发令人惊叹不已），将数学最早用于天文学的是希腊人；印度的几何学是欠缺推理性“证明”的几何学，真正的几何学是希腊人才智的又一产物，希腊人还进一步创造出了力学和物理学。印度的自然科学虽然在观测方面卓有成就，却缺乏理性的实验。实验的方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从根本上来说，它也像现代实验室一样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因此，特别是在印度，其医学在经验技术方面极为先进，却缺乏生物学尤其是生物化学的基础。至于理性的化学，西方之外的任何文明地区都没有创出。
中国的史学固然高度发达，却没有应用修昔底德的研究方法。印度曾有先于马基雅弗利的治国论，但在亚洲所有的政治思想中没有哪一种取得了可与亚里士多德体系媲美的成就，相关的理性概念也付之阙如。对于一种理性的法学来说，在西方之外的地方，比如印度的弥漫差学派
，在法学方面曾有种种设想或预测，近东也有过大规模的法典编纂活动，印度及一些地方的法律书籍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它们全都没有体系严密的思想形式。而这种体系严密的思维形式对于罗马法以及受其影响的西方理性法学是不可或缺的。权威的教会法形式亦为西方独有。
艺术方面同样如此。其他民族的乐感可能比我们更为敏锐，至少不比我们差。形形色色的复调音乐遍布全世界。西方之外，也有多种乐器的合奏以及多声部的合唱。我们所有那些合理音程也早已为人所共知并被计算过，但我们合理而又和谐的音乐，不管是多声部还是和声，都是基于三度和弦的三重泛音来构成的。文艺复兴以来，我们还有取代间隔休止而以理性形式为和声演绎的半音阶法与异名同音法；我们的管弦乐，是以弦乐四重奏为核心加上管乐合奏的整体组织；我们的低音伴奏、记谱系统使谱写和演奏现代音乐作品乃至作品留存成为可能；我们的鸣奏曲、交响曲、歌剧以及最终的诸如风琴、钢琴、小提琴等基本乐器，所有这一切只在西方才有，尽管在其他音乐系统中也有着标题音乐、音诗、变调和半音等表现手段。
说到建筑，尖顶拱门在别的地方也早已成为一种装饰手法，比如在古希腊罗马，在亚洲。尖顶拱门和十字形拱顶相结合的建筑艺术，东方人未必不知。不过，合理地使用哥特式拱顶来分散压力，统摄各种空间结构，特别是将其作为宏伟建筑而扩展到诸如中世纪所创造的那些雕塑和绘画的基础中，这在西方以外的地方是没有的。我们建筑学的技术基础固然来自东方，但后者不知道如何解决圆顶问题，并且也缺少那种合理化的类型（比如在绘画中合理利用线条和立体透视），而这对于任何艺术来说都具有经典意义。此乃文艺复兴所成就我们的。中国早就有了印刷术，但是唯有西方发展出了通过印刷且只有通过印刷才会产生的报纸和期刊。
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都有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中一些和我们的大学或科学院表面上极为相似。然而一种理性的、系统的专业科学研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专门人才，只在西方才有。在这里，首先体现在训练有素的公务员身上，他们不愧是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坚力量。说到公务员，以前对其没有明确的概念，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群体对于社会秩序竟是如此重要。毋庸讳言，公务员，特别是那些工作勤恳、训练有素的公务员，自古以来就见诸不同的文明中。可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像现代西方那样，其全部的生存运转，其赖以生存的政治、技术、经济的基础完完全全端赖业精于勤的公务员组织。社会日常生活中那些最为重要的功能也都操之于技术和商务上受过专门训练，尤其是精通法律的公务员手中。
在中世纪的等级社会里，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的等级组织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朕即国家”（rex et regnum）式的等级国家只在西方出现过。组成政党，以此争得政权或对权力施加影响，全世界都是如此。然而通过选举“代议制”议会，议会里活跃着的群众领袖和党团领袖组成了对议会负责的政府，这样的代议制却是西方独有的。说到国家，它是拥有合理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并由训练有素的公务员按照合理的规则和法令进行管理的政治机构，这样的机构，这样的国家，只存在于西方，尽管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会出现这种国家的初级阶段。
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具宿命魔力的资本主义，其情形也大体如此。
“孜孜为利”“追逐利润”以及对金钱的贪欲，这本身和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关系。无论是侍者、医生、车夫、艺人，还是娼妓、贪官、兵丁、盗匪、十字军士兵、赌徒和乞丐，都有发财的强烈欲望。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可以这样说，世上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任何人，不论其实现发财愿望的可能性客观上有多大，这种念头都会始终纠缠着他。所以说，学习文化史的入门第一课就得说明，一定要抛弃那种幼稚粗浅的看法，即认为资本主义就是贪得无厌的。对于利润永无止境的追逐不仅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有悖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对于这种几乎无法遏制的非理性的发财欲念，反倒可以说是一种抑制力量，或者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然而，资本主义就是要追逐利润，通过资本主义企业持续的、理性的运作赚取利润，无止境地追求利润，追求经济效益。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它不得不为之。当整个经济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任何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如果不以利用机会营利为导向，那它必定死路一条。为了说得更确切一点，让我们先给资本主义行为下个定义吧。所谓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就是期望利用交换的机会谋取利益的行为，即期望以形式上的和平交易来获取利益的行为。至于形式上和事实上诉诸暴力来获利的行为则另有其特殊法则，如将这种行为与最终以交换营利为导向的行为归于同一范畴，实属不当。要是有人偏要将两者混为一谈，那也只能悉听尊便。 1 只要资本理性地谋求利益，就会依照资本核算来调节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获利行为会被纳入作为获利手段的物力人力的使用计划之中，在企业经营周期结束时，企业资产的货币价值（对于一个持续运营的企业就是被定期估价的货币资产）要超过原有的资本，即超过用于交换获利的物资估值。至于是将全部的生意委托给行商打理（所获之利可能体现为其他货品），还是通过厂房、机械、现金、原材料以及可抵偿债务的半成品和成品的制造企业也罢，反正都是一码事。关键在于要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算。核算的方式既可采用现代簿记的方式，也可采用原始粗放的方式。在此，一切都以收支平衡为依归：一个企业项目启动时要有起始估算；在做出任何决策之前也要有一番核算，以弄清利润空间的大小；在该企业项目结束之时也要进行收支结算，以确定利润的多寡。比如一次“康曼达”交易，开始时资产并没有以货币来进行估值，但初期的收支评估将会决定有多少资产投入到此项交易之中；到这项交易完成时，即会进行最终的收支结算，以此作为分配利润或计算亏损的基础。如若所进行的交易是合理的，那康曼达交易双方的每一步都要进行核算。毋庸讳言，绝对精确的核算或估价是没有的，核算大多是在推断中进行，或者依照常规、惯例来进行。甚而直至今天，资本主义企业对于核算的精确度要求也不是太高，而这种精确度影响的只是资本主义营利的合理程度。
对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下这样的定义乃是为着重说明，正是货币收入要和货币支出相协调来决定经济行为的实际取向，且不论这种协调的形式是多么粗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以及有着差强人意的资本核算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从经济史料的记载来看，早已出现在世界上各个文明国度了。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古代地中海地区，从中世纪至现代，莫不闪现它的身影。而且，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并非只是彼此隔绝、单打独斗，它的经营运转完全仰仗各个资本主义企业的不断创新和持续经营。然而长期以来，交易并不具备连续运行的特点，基本上是一系列各行其是的事业，只是后来行业取向的内在联系才逐步渗入大商人的行为之中。总之，不论是临时起意的资本主义企业及企业家，还是百年企业及其传人，都是自古有之且遍布世界各地的。
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脱颖而出，不但数量上颇具规模，还出现了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没有出现的类型、形式和发展方向。全世界处处有商人，有的从事批发，有的经营零售；有的搞内贸，有的做外贸；各种贷款形式以及具备各种职能的银行也已出现，其职能近似于我们16世纪时的银行。航海借贷、康曼达、类似分店式的店铺和合作社可说是早已遍地开花。凡是有处理金融事务的公共机构的地方，总会有放贷者的影子，比如在巴比伦、希腊、印度、中国和罗马等地就是如此。正是这些放贷者为战争、为形形色色的供货人和制造者提供了资金，他们是殖民地企业主，是役使奴隶、直接或间接压榨殖民地人民的大庄园主，因而左右着对外政策；他们拥有无数良田、办公场所，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控着税收。他们资助党魁竞选，也资助参加内战的雇佣兵；他们是一群千方百计追逐金钱的投机家。世界各地都活跃着这样的企业主和资本主义的冒险家。他们积累财富的方式除了贸易、信贷和银行业务之外，要么是靠非理性的投机倒把，要么是靠明目张胆的巧取豪夺。他们的财富不是直接从战争中掠取，就是持续不断地榨取附属国而来。
公司创办人、大投机商、殖民者和现代金融家的资本主义活动，即使在和平时期，在当下的西方也有着这种毫无理性的印记。而以战争为取向的资本主义活动，尤为显著。大型国际贸易中的某些部分，幸而只是其中一部分，也一如既往地与这样的非理性成分相伴而生。但是，现代西方发展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并且独一无二的资本主义：（形式上）自由劳动的理性—资本主义组织。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则只是这种资本主义组织的萌芽。强制劳动的组织也只是在种植园和古代奴隶工场中很有限地达到某种程度的理性。但在现代初期，使用农奴和佃户劳动的领主庄园、手工工场和庄园家庭手工工场中，这种理性程度更是少之又少。在西方之外的地方，使用自由劳动的家庭手工工场可说是屈指可数。他们所使用的是短工或临时工，不会发展出我们西方中世纪那种手工工场，更不会产生手工业中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学徒制。不过这当中也有少许例外，它们完全不同于现代（特别是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组织。现代的理性企业组织以市场机遇为导向，不同于暴力政治或非理性的投机倒把；这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唯一的特殊之处。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还有两个重要发展因素：一是企业与家计的分离，这是现代经济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二是建立了理性的簿记制度，这一点与前者紧密相关。工作区域与家庭生活区域的分离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司空见惯，比如说东方一些国家的市集和其他文明地区的奴隶工场就是这样布局的。在远东、近东和西方古代世界，也曾出现过有独立营业账簿的资本主义组织。然而与现代营利企业所具有的独立性相比，只能算是初级阶段而已。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独立性有其内在条件：理性的企业簿记；企业财产与私人财产在法律上的分离。而这些条件在某些地方不是完全缺失，就是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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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各地显示出这样一种趋向：将营利企业并入王公贵族或大庄园主、大商人的家产（Oikos）。洛贝尔图斯
注意到了这一点。而这种发展趋势与理性的资本主义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
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些特质之所以在今天具有重要意义，归根结底在于其与资本主义自由劳动组织有着密切关联。即使是通常所说的“商业化”、有价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化和股票交易所的成立等，也都与自由劳动组织有关。要是没有资本主义自由劳动组织，上述一切，连同“商业化”，即便有可能出现，也绝不会如此重要，更不会产生西方那种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西方特有的问题。核算乃是一切的基础，而精确的核算只有建立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方有可能。除了现代西方之外，还没听说过世界上哪里有理性的劳动组织，更别说什么理性的社会主义了。毋庸讳言，在其他地方也有城市经济、城市粮食供应政策、王公贵族的重商主义和福利政策、定额配给、经济管制、保护主义和放任主义（比如在中国）。相应地，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共产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比如基于家庭、宗教或者军事的共产主义，还有国家社会主义组织（比如在埃及）、垄断卡特尔组织、消费者组织。尽管世界各地都有城市的市场特权、行会和同业公会，并且城乡之间在法律上也有种种差别，但西方以外的地方并没有“市民”概念，也没有资产阶级的概念，更没有“无产阶级”概念。究其原因，乃是因为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并不存在，而企业不是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阶级斗争”以各种形态——债权人和债务者、地主和无地者、农奴或佃农、商人和消费者或地主——在世界各地上演。西方早在中世纪就出现了外包雇主（putters-out）与其工人之间的斗争，而在其他地方这种斗争还只是初露端倪，现代大工业企业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对立冲突更是无从谈起。因此，西方之外的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的问题。
由此可见，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看，世界文化史的核心问题说到底并非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也不是这种发展在不同文化中表现出的不同形式——冒险家的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战争资本主义、凭借政治或行政手段来获利的资本主义，而是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的市民阶层的资本主义企业（bürgerlichen Betriebskapitalismus）是如何形成的。从文化史本身来看，西方资产阶级及其特质的形成与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兴起有着密切关联，但并不完全等同。这是因为等级社会意义上的“市民”一词早在西方特有的资本主义发展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当然，这只在西方才有。显然，各种技术可能性的拓展对现代西方所特有的资本主义有着极大的影响。而今它的理性特征基本上取决于那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后者是精确计算的基础。换言之，西方资本主义得益于西方的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实验为基础的精确而又理性的自然科学。反过来说，科学的发展以及基于科学发展的技术进步应用于经济实践，取得效益后会反哺科技，从而又促进科技的发展。当然，西方科学的缘起不可归诸这种实用性机会。印度人使用代数和十进制计算法，他们是十进制计算法的发明者。然而，这种计算法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却没有使印度借此发展出现代算术和簿记法。同样，数学和机械学也不是源于资本主义的利益驱使。不过，科学知识应用于技术对大众生活水准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确实是受到了经济利益的驱动。可以说，在西方，经济利益对科学知识应用于技术极具动力。而这种动力源自西方社会秩序独特的结构。西方社会结构中有很多组成部分，但并非所有部分都同等重要。那么，经济动力究竟来自其中哪些部分呢？不言而喻，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乃是法律和行政的理性结构。这是因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可靠的技术生产手段，而且需要可靠的法律体系和依照规章制度办事的行政机关。如果没有这些，冒险和投机的资本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政治资本主义就会应运而生，而有着固定资本和精确核算的理性的私人企业却无法兴起。这样的法律体系，这样的行政机关，在法律技术和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中为经营管理提供服务，而这样的情形也只出现在西方。于是，我们要问：这种法律从何而来？所有的研究都表明，一般而言，资本主义利益为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学家支配司法和行政开辟了道路。但这利益绝非引向这条道路的唯一因素，也绝非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资本主义利益并没有从其自身创造出法律来。很显然，其他力量也对法律的形成起过作用。现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利益为何没能在中国和印度发挥同样的作用？为什么在这些国度，无论是科学、艺术、政治的发展，还是经济的发展，都未能走上西方特有的理性轨道呢？
上述所有例子都可归结为西方文化中独有的理性主义。而对“理性主义”一词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接下来的讨论中会充分说明。比如说，神秘冥想（Kontemplation）的理性化，这种以其他生活领域的观点来看特别非理性的行为亦有其理性化的一面，经济、技术、科研、教育、战争、法律或行政同样如此，而且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按照各种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标予以理性化。所以，以某种观点看来是理性的，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则可能是非理性的。由此可见，所有文明地区的不同生活领域中都曾存在过各种各样的理性化。如果要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描述它们之间的差异，那首先要弄清生活中的哪些领域理性化了，是朝着哪个方向理性化了？而这其中的关键便是认识西方的，尤其是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特质，并弄清其源流。鉴于经济因素具有基础性意义，任何对其进行解释的尝试都要考虑到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经济环境。不过，也不可忽略反向的因果关系。因为经济上的理性主义肇始于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同时也取决于倾向实践某种理性生活方式的人的能力和素质。而这种生活方式一旦受到心灵挂碍的阻挠，经济上的理性生活方式的发展也会遭遇强大的内在阻力。从前，世界上到处都有神秘力量、宗教力量，它们是塑造人们生活方式的最重要因素，人们也正是基于此形成了对职责伦理的信仰。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便是来讨论这些力量的。
本书开头的两篇旧文就是试图从某个重要的切入点出发，探究上述问题最最难以把握的方面，亦即特定宗教信仰的内涵是如何制约“经济思想”，或者说某一经济形式的伦理的，并以现代经济伦理与基督教禁欲主义之间的关系为例来说明之。因此，此处的探究只触及因果关系的一个方面。接下来的几篇有关“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论文探讨的则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文明地区的宗教与经济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以便找到与西方发展进行比较的要点。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西方宗教的经济伦理区别于其他宗教的经济伦理的因素显现出因果关系。此处不再赘述。这些文章并非单纯想要对文明地区进行全面的文化分析，尽管有时候不得不如此，而是要强调各文明地区中与西方文明发展相对照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些论文都着眼于那些对表述西方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此目的而言，其他任何研究方法都是行不通的。但是，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这一研究目标是有一定界限的，另外，还要提醒那些入行尚浅的研究者，切勿夸大本书中这些文章的重要性。汉学家、印度学家、闪族学家以及埃及学家想必不会在这些表述中发现什么新事物，我们只希望他们别在其中发现明显的根本性错误，那就谢天谢地了。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这一理想，我不得而知。很显然，一个人如果使用的是翻译资料，并且有赖于这些资料，那他就不得不了解在有争议的参考资料中那些巨著、参考文献的使用情况如何，对这些资料的评价如何。从其个人来说，他也无法评论这些资料的价值，那他就必须对自己的著述保持谦卑的态度。鉴于第一手资料（即铭文和资料原件）现有的译文（特别是有关中国的资料）与残存的重要资料相比少之又少，那就更要谦逊谨慎了。所有上述因素导致这些论文只有暂时的价值，有关亚洲的部分更是如此。 3 只有专家才有资格进行最终评判。迄今为止，还没有相关专家抱持这样特殊的目标，从这样特殊的观点出发进行评述。因此，我们才写出了这些论文。而它们肯定会被超越，就像所有被称为科研成果的作品被超越一样，只不过程度更激烈，意义更重大。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跨学科进入其他专业领域是在所难免的，这样做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也只能听天由命了。现今的风尚或文艺热潮往往使人认为专家学者可有可无，并将他们贬称为帮闲者。几乎所有的学术都受惠于非专业者提供的宝贵见解，但是若因此把外行人的建议当作发展学术的第一要义，学术就会走上末路。谁想要“直观”，不妨去电影院。目前在我们研究的这个领域里，有大量的以文学形式来表现的东西呈现在我们面前。 4 这样的心态与意图通过严谨的经验研究进行论证陈述，简直是南辕北辙。而且，容我再多说一句，谁要是想听布道，干脆去参加秘密的宗教集会好了。至于相互比较的各文明之间存在怎样的价值关系，本书概不予讨论。人类命运的历程绵长，即使考察其中一段也会使人无比震撼，心潮澎湃。不过，他最好谨慎行事，将个人微不足道的感慨埋藏心间，就像望见高山大海时那样。除非意识到天将降大任于他，并赋予他雄才大略，可以进行艺术的呈现或预言式的表述。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喋喋不休地大谈“直觉”不过是在掩饰自己对研究对象并不了然的窘态。由此亦可判定，他对人类本身缺乏深入的了解。
以民族志研究在今天的地位来看，应用于宗教研究——特别是亚洲的宗教研究——已不可避免，也是当务之急。不过对于这里所追求的目标来说，几乎没有用到，这是必须加以说明的。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个人的研究力量有限，主要是因为此处要探讨的问题与相关地区的“文化担纲者”阶层的特定宗教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确实事关这些阶层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影响。不过，这些影响只有在与民族志—民俗学的事实进行比较之后，才能真正把握其特质。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并强调，这里确有缺憾，民族志研究者完全有理由提出质疑。而我希望能用宗教社会学进行系统的研究，从而对此缺憾稍作弥补。但这样一来，就会超出我们既定目标的研究范围。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恰如其分地揭示出与我们西方的文化宗教进行比较的要点，能达到这一步也就满足了。
最后还要谈一下这些问题涉及的人类学层面。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尽管生活于看似彼此分隔的地区，但是在西方，唯独在西方，总会发展出某种形式的理性化。于是便会推断，此乃遗传基因在起作用。笔者倒不吝于承认，从个人主观角度上讲，生物遗传至关重要。尽管人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然而至今没有发现有什么方法可以精确地抑或大致地验证我们在此进行的研究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以及通过什么方式产生了这些影响。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便是揭示所有可能的影响和因果关系之链，那些通过对命运和环境的反应可以充分解释的影响以及因果关系。只有在此之后，比起种族神经病学和种族心理学的发展超越了前景光明的初步阶段时，我们才能对问题的解答有所期待，或至少会出现解答的可能。 5 在我看来，目前还缺少这样的条件，若大谈遗传因素就等于放弃已经获得的认知，并把问题推给当下仍未可知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