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0年3月应韩国的广播电台“Radio Korea”(今KBS国际广播电台)之邀写的寄言。这家电台以韩国大学生为对象进行了“你最想见的日本人”的民意调查,而我入选第二位(第一位会是谁呢),于是要我写一篇寄言。本来希望我自己朗读,可我这人最害怕抛头露面,还是请人家代读了事。
从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五年,我客居美国,在几所大学教书。当时每周有一次一小时的“office hour”。所谓“office hour”是美国大学特有的制度,在每周规定好的时间里,不论是谁都可以去敲老师研究室的门,将师生关系的条条框框抛在一边,海阔天空地谈论各种话题。想提问题就可以提问,有事相商就可以商量,单单是闲聊也没关系。是一段非常随意非常自由的时间。
利用这段时间,形形色色的学生访问过我的研究室,一面喝着咖啡、啃着甜甜圈,一面无所不谈。美国学生也来,日本学生也来,中国学生也来。韩国学生也来了许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得知在美国、韩国,以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有不少读者相当热心地阅读我的小说,感觉有点吃惊。当然,我的小说被翻译过去的事实,作为知识我是知道的,但根本没想到实际竟有那么多读者。
而且听他们说,他们并不是把我的小说当作“某个遥远的外国的小说”,而是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极其自然地进行阅读和欣赏。尤其是同韩国及中国台湾的年轻人谈论小说时,几乎不曾意识到国家、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当然,差异肯定存在,但我们谈得热火朝天的主要是共性,不是差异。
得知他们是这样怀着亲切感阅读我的小说,我非常高兴。我写小说的重大目的之一,就在于同读者分享故事这个“生命体”,并以这样的分享为杠杆,在心与心之间挖掘出个人的通道来。不管你是谁,不管多大年龄,不管身居何处(不管是在东京,还是在首尔),这种事情全然不成问题。重要的是你能否紧紧拥抱我写的故事,把它当作“自己的故事”,仅此而已。
我原本就不会积极外出与人交谈,平素写小说时几乎从不见人。尤其是对着初次会面的年轻人,几乎可说是一言不发。然而托美国大学“office hour”的福,我有机会与各种各样的人,特别是外国的年轻一代见面,并且亲切交谈。这对我是极大的激励。我切实感受到如果能写出好故事,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成为可能。
我暗自担心,大家与我实际见面交谈之后,会不会仅仅收获了失望呢?因为本人既不风趣,也不出众。但有人愿意来见我,还是令我高兴,让我感激。要是office hour这样的形式能够永远存在,一边吃着甜甜圈,一边与大家共度午后一段时光,那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