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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团奉命向深圳宝安开拔的那个晚上，广州军区大院里同样并不平静。司令员和政委接到省委办公厅和军委办公厅的通知，中央首长到南方视察，特别关注深圳宝安一带边民外逃的情况。当天晚上省委要向中央首长做这方面的专题汇报，省委书记钟灵请司令员和政委一起参加这个汇报会。司令员向军区作训部部长询问了一下目前一八四团到达的位置，又吩咐了：“通知一八四团，从现在开始，每两个小时报告一次沿途情况。到达深圳宝安以后，每隔一个小时报告一次当地情况。”
这时，军区政委已经在大楼前等着他了。
司令员个头不高，身板敦实，为人豪爽，向政委挥了挥手说道：“赶紧上车啊！钟书记来电话催咱们了。”
政委微微一笑道：“走，上我的车。”
司令员一笑道：“干吗要上你的车？”
也许因为身前身后还有一些随员跟着，政委没直接回答司令员的询问，只是笑笑道：“走吧走吧。”
司令员当然知道政委不会无缘故让他坐一个车走的，一定是途中有话要对他说，便没再追问下去。果不其然，等上了车，政委便神秘地压低了声音问司令员：“知道今天来听汇报的中央首长是谁吗？”
司令员故意问道：“谁？”
政委笑道：“行了吧你！你会不知道？！”
司令员提高了声音反问：“哎，我为什么就一定得知道？”
政委笑道：“还跟我保密？”
司令员诡秘地打量了一下政委，伸出一根粗短而并不笨拙的食指在掌心上写了个“邓”字。
政委眉毛一耸，一震道：“真是小平同志？！”
司令员微笑着默默地点了点头。这时，一声震耳欲聋的炸雷响起，一场特大的暴雨降临在广州上空。豆粒大的雨点像子弹般击打在这辆黑壳子的大福特车顶上，发出密集的噼啪声。然后两人便都沉默了下来。马上要面对邓小平同志，让这两位担负着指挥中国最重要战区之一重任的军政主官不能不感到一种特殊的兴奋，又感到异常的压力。而这种气氛同时也在省委大楼的某几个办公室里传播着、蔓延着。特别是在省委书记钟灵的办公室里，为向小平同志汇报做准备，在一个很小范围内，专门召开了个会议，以汇总各方面的情况和数字。这时，会议已临近结束，办公厅的一个秘书匆匆走进来向钟书记报告，军区那边，司令员和政委已经出发。钟灵忙站了起来：“那好。我们也该过去了。”但他刚宣布散会，省公安厅参加会议的一位领导忙站起来请求道：“能允许我最后再说一句吗？”
钟灵站住了。
那个公安厅领导犹豫了一会儿，欲言又止。
钟灵微笑道：“说呀，别让小平同志和叶帅等我们。”
那个公安厅领导还在犹豫。他犹豫的是，在刚才的准备会上，讨论到如何对“边民外逃”事件定性时，让他非常意外，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震惊的是，钟书记居然对多年来一直把“边民外逃”定性为“恶性政治事件”持怀疑态度。“在这么多的外逃人员中，肯定有一些是受到地富反坏右敌特分子煽动而出逃的。但是，能不能从整体上说，外逃事件就是由于是地富反坏右敌特分子策划组织的，就应该把它定性为‘恶性的政治事件’？”钟书记虽然是用一种询问的口气来说的，但他的倾向性应该说还是很明显的，也就是明显地倾向不能把边民外逃定性为“恶性政治事件”，也不能说，边民外逃这就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台湾派遣的敌特分子策划组织的。这种倾向性，实质上是对这么多年来一种思维定式的颠覆。钟书记刚到广东，可能还不太了解广东地处沿海，又濒临港澳的全部复杂性。要不要向书记说明这里的一些背景情况呢？犹豫一番之后，他觉得还是应该把情况向书记说明清楚才对。“多少年来，从上到下都把这一类边民外逃事件定性为‘恶性政治事件’。是地富反坏右敌特分子煽动组织的结果。如果今天我们不顺着这个思路去汇报，后果难以预料……”他说道。
钟灵沉吟了一下，反问：“你觉得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那个公安厅领导说道：“如果我们说边民外逃不是地富反坏右和敌特分子煽动组织所造成的，万一中央首长追问，那么又是谁在这里起作用？是谁造成这成千上万边民外逃的？我们怎么回答？”
钟灵笑了笑说道：“实际情况是什么，就怎么回答。”
那个公安厅领导：“可是……多少年来从上到下一直是这么说的，我们也一直是这么执行的。”
笑容慢慢从钟灵的脸上消失，他知道，一时半会儿很难扭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多年所形成的那种习惯性思维模式和某些固化了的结论，而且眼前也没时间允许他们继续再对此展开详细深入的讨论，便淡淡地笑了笑道：“咱们总不能把几万几十万逃港的人都说成是‘敌人’吧。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确定下来。至于其他方面的认识问题和政策性问题，我们暂不下结论。特别是可以听一听中央首长的看法嘛。”
那天的汇报，是在广州珠岛宾馆一号楼里进行的。会客厅朴素而宽敞。
钟灵先大概地报告了这些年外逃的基本概况：“在深圳宝安一带，这二十年，具体地说，从1957年开始，后来又在1962年、1972年，曾多次发生这样的边民外逃事件，大批乡民、渔民外逃香港。迄今为止，这股逃港风一直没能得到有效制止。而且据情况报告，近期在深圳宝安一带还有可能发生这样的逃港事件。”
邓小平一直在非常注意地倾听着。
省委副书记宋梓南插话道：“多少年来，我们这里一直习惯性地把这一类事件定性为‘恶性政治事件’，认为是由台湾国民党敌特分子和本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煽动组织所造成的。”
宋梓南突然把这个问题提到小平同志面前，让在场所有广东省委的负责同志都振作起精神，非常关切地看着邓小平，他们都想知道邓小平对此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出乎意外的是，邓小平并没有立刻做出反应，他只是默默地朝宋梓南看了一眼，略略地沉吟了一下，回过头来问钟灵：“这些年，前后一共跑了多少人？”
钟灵答道：“关于这个人数问题，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官方的统计，大约为十一万九千二百七十人次，真正跑到香港去的约有六万零一百多人。还有一种说法是民间的，那个人数，听起来就有点离谱了……”
坐在邓小平身旁的叶帅问道：“离谱？离谱有多少？”
钟灵笑了笑，把身子往后仰了一下答道：“一百万哦！”
邓小平和叶剑英不禁都略略一怔。
这时，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赶到了。由中办的同志把他们引领进会客厅。司令员和政委分别向邓小平和叶剑英敬了个礼。
叶帅一边微笑着做了个手势，让他们两位坐下，一边告诉邓小平：“最近有关方面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请求加强深圳宝安方面的边防力量，以制止边民外逃。”
邓小平当时刚复出，还没有参与军委的领导工作，但对军队工作饶有经验的他对这一方面的事情非常敏感，立刻反问道：“要求增派部队？”
叶剑英答道：“是的，军委决定调一个团，布防深圳宝安边境一线，力争在短时间内有效制止这股逃港风，给全国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创造一个良好的大气候、大环境。”
邓小平看看叶剑英，没有表明态度。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问钟灵：“钟灵同志，听说你最近到边境几个县做了一次实地调查。你说说，你是怎么看待边民外逃问题的？”
邓小平要让钟灵表态，这让省公安厅的那个领导有点紧张起来。以往的经验告诉他，在完全不知道首长的倾向前，要对这么重大而敏感的问题表态，是一种极大的考验。万一说岔了，往往会给首长留下不好的印象。虽然没有接触过小平同志，也不知道小平同志历来是如何对待在重大问题上与他持不同看法的同志的，公安厅的这位领导此刻还是很为省委书记担心。
素有中央工作经验，也比较了解小平同志为人的钟灵显然从容得多。他答道：“边民外逃的问题，一直让沿海各级党委和政府感到非常头疼，也觉得非常难办。可以说多年来屡禁不止、收效甚微，至今还在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和团结，影响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进行。在怎么看待这件事的问题上，党内也是有争议、有分歧的……”
“你呢，你是怎么看的？”邓小平追问。
“如果我们把边民外逃的原因完全归结到地富反坏右和敌特分子组织煽动这一点上，有一个问题显然解释不通。”经验丰富的钟灵没有马上从正面回答。
“哪个问题解释不通？”
“这些年抓阶级斗争，抓对敌斗争的力度不能说不大，在天天抓、月月抓、年年抓的情况下，为什么边民外逃的现象反而越演越烈？还有一点，也是我们应该加以特别注意的，那就是发生边民外逃的地方都是比较贫穷的地方。当地老百姓的穷困程度，可以说难以想象……解放快三十年了啊，有些景象真的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啊，小平同志……”说到这里，钟灵的眼眶有些湿润了。是的，中央把他调到广东来担任省委书记后，他立即驱车走了不少的穷困县。实地看到的一些情况让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在“一片大好形势下”建设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许多农民依然挣扎在饥饿和极其贫困的生死线上。
善于抓问题要害的邓小平立即概括道：“你的意思，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我们的老百姓太穷了，我们的经济太落后了，也因为我们没做好工作，所以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边民外逃事件？”
邓小平把问题一下提得如此尖锐和明确，倒使钟灵有一点犹豫了。他的犹豫并不是他本人对这个结论还有什么不认可。现在的问题是，在省内，尤其在中高级干部中，对这个结论还持怀疑，甚至是排斥态度的同志，还不在少数。怎么来说，才既能向小平同志说清楚这个情况，又能说得比较得体呢？
这时，在场的人也都有些紧张起来，他们关切地看看钟灵，更注意地看着邓小平。他们想知道邓小平的态度。
省委副书记宋梓南特别注意地看着邓小平。前不久，他曾经陪同叶帅去下边一些县市转了转。叶帅痛心地对这位省委副书记说过这样的话：“梓南啊，我们怎么才能让我们的农民、我们的百姓生活得更好一些呢？我们是共产党啊。解放三十年了啊，不能再让老百姓这么穷下去了。”当时他无话可说。
这时，钟灵也怔怔地看着邓小平，希望他能明确表个态。
在座的其他领导这时也都把期待的目光转向了邓小平，急切地想知道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但邓小平却收回了询问的目光，低下头去沉思，稍稍坐了一会儿，本能地伸出手去拿起一支烟。
一位同志赶紧拿起火柴，划着火，递了过去。
邓小平拿起了烟，但却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之中，他缓慢地、本能地按捏着手中那支精制的熊猫牌香烟，似乎没有看到对方递过来的那根火柴，没做出任何反应。
那位同志当然不好意思去打扰邓小平，只是拿着那根燃烧着的火柴，不无尴尬地在一旁呆坐着。不一会儿，火柴快燃到头了，他只得悄悄地把它扔了。
这时，宾馆的主管领导走上楼来，走到会客厅门外。中办一位穿中山装的秘书上前迎住了他。
那位主管领导低声地问：“晚饭准备好了，我们来请示一下，首长什么时候用餐？”
中办秘书低声地答道：“等通知。”
宾馆的主管领导又问：“大约还要等多长时间？”
中办秘书再一次简略而又坚决地重复道：“等通知。”
而这时候，会客厅里依然是一派肃穆。在座的人依然在静静地，甚至可以说是静息屏气地期待着邓小平表态。
这时，雨停了，但由于室内异常寂静，在微风的飘拂中，依然能听到檐滴持续滴落到砖地上所发出的那一下下清响。
邓小平依然在深思中，手里还在下意识地抚弄着那支精制的熊猫牌香烟。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了：“边民逃港，当然不是件好事。但不管跑出去多少，是六万人，还是一百万人，这总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打量了一下眼前省里的那些同志，这时，似乎意识到自己手里还拿了支烟，便低头去茶几上寻找火柴。
那个同志忙拿起火柴，再度划着后，向邓小平跟前递去。
邓小平从容地点着烟以后，转身对着钟灵又加强了语气，把这句话重复说了一遍：“这总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然后转过身来对军区的两位主要领导语重心长地说道：“这件事不是你们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军区的两位领导也许觉得小平的这句话解除了军方在这起重大“恶性政治事件”中的责任，而略感欣慰，神情稍稍显得轻松了一些。
邓小平的回答当然是钟灵期待之中的，但政治上非常老练的他仍然保持了原先的神情，平静地等着小平同志继续说下去。而在场多数的同志则都颇感意外，感到内心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巨大冲击。如果把造成成千上万边民外逃的原因归结为“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那么，又该怎么来评价我们这三十年的成败得失呢？如果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那么又该怎么来调整我们的政策呢？到底要进行什么样的政策调整才能让数以万计、十万计、百万计、千万计，以至亿万计的平民百姓安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不再外逃？这样的调整会不会产生颠覆性的政治后果？在国际上，尤其对正处于矛盾重重之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共和国的“封疆大吏”和“重臣”们，一时间，甚至都不敢再细想下去了。他们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这种心理的冲击来自何方，更说不清这种冲击会引发什么结果，但潜意识却告诉他们，小平同志这种崭新的看法已经让他们内心产生了一种从未经受过的激荡和激励，一种让他们同样说不清道不明的激荡和激励，由于这种说不清道不明，也使他们一时间感到了一种茫然、一种不解，使他们有些面面相觑，但在小平同志面前，他们又不便表露出什么，便只是僵僵地坐着，保持着那种礼貌的和恭敬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