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黑咖啡

下午五点四十分左右，他终于快步走了进来，疲惫，甚至还显得有一点点迟钝，眼圈分明虚肿着，同时隐隐透露出一些黑气。邵长水赶紧上前挪开小藤圆桌前的那把高背靠椅，恭请他入座，并招呼服务生赶紧上咖啡——动身上这儿来以前，邵长水着实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得知这位“劳爷”近些年颇“沾染”了一些“洋习惯”，比如说，有事没事，总喜欢喝点高档咖啡；酒桌上，也会时不时地点一两瓶白兰地、伏特加或毛姆、香槟之类的外国酒。劳爷在小圆桌前站定后，慢慢摘下那副柔软的黑色羔羊皮手套，然后，把几根苍白瘦长的手指轻轻搭在桌边上，像个重症哮喘病人似的，吃力地鼓起胸膛，深深地喘息了两口，再用那含义总是比较隐晦的目光迅速瞥视了一下周边的人与物，这才回过头来，盯住邵长水，嘶哑地、低沉地，同时又慢条斯理地问道：“你，就是那个邵长水？找我，啥事？”

邵长水是昨天下午才接到任务，让他上这儿来约见这位劳爷，给邵长水布置这任务的是他们省公安厅办公室前主任李敏分。李前主任因病离职在家休养都快一年多了，邵长水又是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的人，要派他外差，走组织程序，按说得由总队的领导来布置，即便因为情况特殊，必须由办公室的领导来谈，也应该由在位的领导来谈，怎么也轮不上这样一位已然不管事的“前主任”啊——况且谈的又是那么重要的一档子事，所以，那天当李敏分突然把邵长水找到自己家里布置这任务时，邵长水的确感到非常意外，同时也觉得这事办得多少有些“出格”、有些“诡异”，因而也有些“神秘”。但碍于自己刚调到省厅，还没有正式定岗定职，处境微妙，当下里他就没表示任何异议。再说，在调来公安厅以前，他多少也听说了这位李前主任的一点情况。李前主任年龄虽然不算大，四十刚出一点头吧，但警龄不短，二十来年了；父亲也是个老公安，是省厅早期的一位老厅长。此人活动能量相当大，会办事，在本省公安系统内外颇有那么一点影响力。邵长水同时也想到，李前主任此举，肯定不会是“个人行为”。至于这样一个办事本该十分规范的高级政法机关，居然不规范了，这里一定有某种原因，一定牵扯了一些不得不顾及的利害关系。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导致了这种不规范，就不是他这么个“新人”该过问的了，恐怕也不是他一时半会儿能整明白的。邵长水从警也快二十年了，也曾当过一任县公安局副局长。他当然懂得，此时此刻，对于他，唯一能做的，也是他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认真地听，坚决地执行。

李敏分当时对他说，你去陶里根找一位叫“劳爷”的老公安。“陶里根”就是眼下他来到的这个边境小城，离省城约七百来公里。这小城原先只是个县城，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历来盛产蓝天白云和狂风暴雪。这些年由于边贸大增，小城发展剧快，前些年升格为地级市，下辖三县两市，不仅从规模上比过去扩大了两三倍，从面貌上来看，也几乎等于全部重新翻造过了似的。

“听说过劳爷吗？”李敏分当时还特地追问了这么一句。

“大概知道一点吧。”邵长水点点头，谦和地答道。

其实李敏分这一问，完全多余。因为，但凡在省公安系统干过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这个“劳爷”的。劳爷，学名劳东林，堂堂一级警督，曾任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大要案支队副支队长，是省里出了名的刑侦专家，曾当选省十大神探，荣获过公安部颁发的“二级英模”称号，还曾被公安部刑侦局特聘为刑侦顾问，参与过许多震动全国的特大案件的侦破工作。就这么一个让圈里圈外无数人敬仰的老公安和刑侦专家，几个月前，突然不听所有人劝告，坚决要求脱去警服，辞职下海，抛家别妻，只身来到这个无比遥远的边境小城，在一家民企里当了一个不甚起眼的保卫部经理。

他图啥？

图钱？

不管熟悉不熟悉他的人，但凡听说此事，都会在心里打上这样一个大大的问号，同时也会纷纷地为之惋惜不已。也有人冷笑，说这是他“本性的再一次大暴露”——很多年前，这位曾反复结婚又反复离婚的劳爷，曾因“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和“放松自我思想改造”“贪图生活享受”，在生活作风问题上犯过一次大“错误”，被取消过“二级英模”称号。有人则“深刻”地分析道，他这是被当前那种“一切向钱看”和“追求自我释放”的社会潮流搅的，临老了，还想学那些“弄潮儿”时新一把，拿自己的一生“赌”一回。没得“青春”可赌了，就赌一回“老年”吧。

等等、等等，说啥的都有。不一而足。

当然，也有人不信这些“胡说八道”，比如，省厅和刑侦总队的几位主要领导就不信。他们太了解自己这个老战友、老部下了。说劳东林一生爱赶个时髦，生活上喜欢图个“优越”和“舒适”，说他反复结婚，又反复离婚……所有这一切，都不假。比如这老小子确实结过四次婚。但因此你就断定，他就是为了几张钞票才脱警服辞职下海的，他们不信。打死他们也不信。什么叫血染的深情和信念？每一位老警察都能用自己的一生来做这个命题的最真切的佐证。劳东林当然也不例外。当时，总队长和几个副厅长轮番地找他谈，劝他慎重考虑，但都谈不下来。最后无奈，厅长亲自出马。半夜。关上门。厅长对他说：“今天我不跟你扯别的。你一定得给我说出个道道来，哪怕有一条能说服我，我一准让你走。但你要说不出个一二三四五、子丑寅卯午，那，这档子事，我跟你没完！我不会让你好受。你小子都快熬到退休年龄了，还跟我折腾个啥吗？啊？”劳东林当时涨红了脸，磕磕巴巴半天也说不上来个啥，满眼含着泪水，翻来覆去就说这么一句话：“这么着吧，你把我双开了。求你成全我这一回。”啥叫“双开”？“双开”就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就是把辛苦一生得到的最基本的东西全扔了；即便这样，也要“辞职下海”！他这是疯了，还是怎么的？

他当然没疯。

“跟我说实话，又跟哪一个女孩儿缠乎上了？”厅长问。厅长跟劳爷是省公安系统最早一批干警培训班，号称“黄埔一期”的学员。当年在培训班上，活泼外向的劳爷是班委委员，而内向敦厚的厅长还只是个普通学员。后来人家进步快，当了厅长，但两人的关系向来非同一般，说话也就直截了当得多。

“你要还这么看我……这么着吧，你把我打死在这儿得了。”说着，劳爷摘下腰间的手枪，往桌上一扔，脸色顿时青白了。

“我想你也不至于那么没出息。”厅长瞟了瞟那支在劳爷腰间已经摩擦得不见蓝光的六四式手枪，轻轻叹道。

“相信我。让我走。你们多少年也没真正信任过我。这一回能信任我一回吗？相信我这个劳东林，绝对不会给你们抹黑丢脸……”

“哎哎哎，你这个劳东林，咋说话的呢？不信任你，还让你全权负责大要案支队的工作？全省评十大神探，是谁往上报了你的典型材料？啊？厅里要信不过你，那会儿部里聘你当顾问，我们随便拦那么一下，这大顾问你当得上吗？啊！我们为你做的这一切，在你眼里都不算数？你这人一辈子咋老这么偏激，爱走极端？临退休了，还不改改？咋整的嘛？啊！”厅长较起真儿来了。他知道劳东林这话是有所指的。劳东林对厅里多年来一直不给他把这个“副”支队长扶正了，耿耿于怀。对此，他们双方都有说头。从厅领导这一方来说，他们觉得，我们虽然没把你扶正，但也没再给大要案支队任命个支队长，你这个“支队副”在那儿实际上是在掌管着全盘。世人皆知，刑侦总队是省公安厅最重要的一个部门，而这个大要案支队又是刑侦总队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把一个重中之重的部门都交给你了，这不是“信任”又是什么？但在劳东林头脑里，事情当然就简化成这么一个公式：信任我，就把我扶正；不扶正，就说明你不信任我。而厅里至今没给他扶正，并不是厅里现任的这几位领导不愿意给他扶正，这里头牵扯众多一时掰扯不清的旧账儿、烂账儿，真没法说得清楚。

“不说了……不说了……”劳东林当时摇着头苦笑了笑道，“我这回请辞，跟这些以前的事没有任何关系。请相信我……”

“东林……”

“我用我三十五年党龄和四十年警龄向你保证。”

“你就不能跟我露个底儿？到底是咋回子事嘛，让你非得走这个绝门儿？”

“别逼我了。我真不能细说。再逼，你干脆掏枪打死我算了。”

“有那么严重？啊？”

……这该死的劳东林，喘喘地直盯着厅长，居然就不再吱声了。

后来，厅长在党组会上还是替劳爷说了话：“让他走吧。老同志了，唉……这也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咋办？让他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去吧。”厅长定了调，党组其他成员也就默许了。虽然是让他走了，虽然也说了“让他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去”之类的话，但厅领导并没有就此撒手不管。依他们多年来对劳东林的了解，他们的直觉是这件事里一定有名堂，而且还可能是个大名堂。这“名堂”如果仅仅跟他个人有关，倒也罢了，怕就怕名堂之大还不仅牵涉他个人。作为多年来负责全省大要案侦破工作的人，劳东林手里掌握着一批相当重要的机密情况。有些情况不仅涉及党政军某些要害部门，还涉及个中的某些要员。多年来，公安厅还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失密违纪事件。但这一回劳爷的态度和做派，却让领导们不得不产生了一点忧虑和警觉。于是，他们在随后的几个月中“稍稍”地注意了一下劳爷的“日常起居”。可以想见，一旦公安厅要关注起某个人的“日常起居”，肯定能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摸个“门儿清”。但你还别这么说，大水要去搅和龙王庙，本来就不是常人能想到的那么轻松和容易。再说，劳爷在反侦查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厅里一直“关注”了好几个月，居然从中没能发现什么“名堂”。一直到最近，事情才有了一点突破性的进展。

这个突破性的进展是，据说——到目前为止，还只能是“据说”，因为还没有拿到什么过硬的证据来证实这个“说法”——据说，劳爷当初之所以不顾一切跑到陶里根去，是为了“秘密调查”省委省政府一位现任主要领导的问题。这位省领导曾经在陶里根担任过市委书记兼市长。他的一些问题“据说”也是任职陶里根期间“犯”下的。而这些个所谓的“重大问题”，“据说”还和两年前发生的一起“副市长开枪杀人”案有密切关联。（这位副市长姓祝，名磊，省城的原副市长，当年也在陶里根市工作过。）而这位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就是最近刚被任命为代省长的省委副书记顾立源。

这怎么得了？！

这怎么可以？！

不管劳东林现在是否还穿着警服，他毕竟曾是个“老公安”，而且，多年来又一直在本系统内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上担任中层领导工作，享有相当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这样一个同志，未经任何组织授意、批准，针对现任的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搞这种“秘密调查”，是一种严重的违纪行为；如果让省委省政府知道了，作为本系统的主要领导，他们是绝对没法交代的。更让人震惊的是，“据说”这个劳东林凭着自己的老资格和多年来在司法界建立起来的老关系，还“煽动”和“纠集”了好些个老公安、老司法，协助配合他，一起来搞这个“秘密调查”。据说，这些个老公安、老司法，多数还都是在编的现职人员，都还穿着警服和制服！

这就更严重了。而且不是一般的严重。应该说是“特别严重”。闹不好，还可能会整出什么“政治事件”，就更难以收场。所以，必须立即加以制止。

为此，省厅的领导非常着急，非常恼火，也非常为难。

他们为难的是，自己还不能公开以组织的名义出面去阻止。因为：第一，不管怎样，劳东林本人毕竟已经脱了警服，离开了公安队伍。说得不好听，他现在已经是个“普通公民”了，他和你的关系，已然是“警民关系”了。只要他不触犯法条，就不在你管辖范围内。你公安部门要横加干涉人家的正常行动，人家是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倒过来告你侵权、违宪的。事情一旦闹大，惹得那些媒体追踪炒作，最后被动的和丢面子的可能还是你公安厅。这结局当然是省厅领导绝对不希望看到的。第二，省厅虽然得到“密报”，知道有几个在职的公安、司法人员掺和了这个“秘密调查”，但迄今为止，并没有搞清这几个人到底是谁。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省厅的领导觉得，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他们一定还要防止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省公安厅作为一级组织，在蓄意地压制下边的人“反腐败”，在蓄意庇护省上“有问题”的领导。社会上对那位顾代省长确有种种传闻，说什么的都有。作为省里厅局一级的领导干部，他们也听说过这些“传言”。他们甚至从内部还听说，中纪委接到过来自下边的“揭发信”和“告状信”，曾派人“秘密”地来省上对这位代省长做过一番暗查（？）……“传言”由来已久，似真似假，真真假假。但不管它出自内部，还是外部，传言总归是传言，在上边对相关问题做出正式表态之前，他们作为掌管一个系统的主要负责人，当然要以大局为重，以稳定为重，以组织原则为重，尽力地维护省上这个班子的领导权威。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谨慎地做好两手准备。俗话说，既要防一万，也要防万一。也就是说，万一今后传言成真，那位代省长真有些什么事，被查处了，他们也不至于陷入被动才行。要知道，他们毕竟都是一些历练弥久，且又富有经验的从政者。而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活中，这种谨慎的“两手准备”历来都是十分必要的。

所以，他们觉得必须劝阻劳东林这样的老同志在外“私自调查”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的行为，同时又不给人造成是以“公安厅”组织的名义出面在“干预”和“劝阻”的印象。

经过反反复复地慎重考虑，他们决定派刚调到省厅来工作，但还没有正式定岗定职，为人又比较憨厚、机敏和勤谨的邵长水去做劳爷的工作，同时又决定让离职病休，但在群众中仍有相当威望的办公室前主任李敏分出面去找邵长水布置这个任务。他们甚至特别关照李敏分，布置任务时，不要把邵长水找到省公安厅大院的办公区来谈，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要尽量地抹去“组织出面”的色彩。

最后，李敏分是把邵长水找到他自己家里去谈这档子事的。

家，从政治色彩上来说，应该是最中性、最恬和的了。

……

李敏分家在省城著名的大列巴巷中。那里曾经是一片高地。高地上曾经筑有中国最早的一条铁路。铁路两旁生长着一片茂密的白杨林。铁路早拆除了，迁移了，白杨林却依然还生长着。后起的巷子看起来却和白杨林同样古老。因此，很难说得清是巷子建在白杨深处，还是白杨长在巷子深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你现在走遍整个省城，已经很难再找得到长得如此高大、粗壮、茂密的白杨林了，也很难再找得到特点如此鲜明纯正的俄罗斯“木刻楞”小木屋了。这样一种小木屋，你在中国整个高纬度地带，比如说，即便上哈尔滨，也不多见了。而李敏分住的就是这样一幢小木屋，外带一个不算小的“小院儿”。

那天谈完话出来，已经过了吃晚饭时间。天色擦黑。初春潮湿的林下风再度变得阴冷生硬。但邵长水却浑身燥热，像一个高烧中的病人似的，止不住地战栗着，甚至战栗到上下牙齿都在捉对磕击。他只能紧紧地抱住自己，一边往外走，一边不断地回顾那耸起在栅栏和杂草丛中的铁皮屋顶和高大的砖砌烟囱，不断地回顾李敏分家那幽暗宽大的雕花木窗户，整个人都处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昂奋和茫然之中。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昂奋什么，更说不清那种莫名其妙的茫然感又从何而来。但当时他就是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也不能从茫然中清醒过来。已然三张开外、好歹也当了一二十年刑警的他，真还没这么“昂奋”和“茫然”过。走出不多远，他便在无比寂静的白杨林中呆立了下来。呆立了好大一会儿，他才慢慢明白过来，这种昂奋和茫然居然来自于自己内心的一种“对抗”。在潜意识中，他没法让自己真正相信刚才李前主任跟他讲的那一切都是真实的，是已经发生的。他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它们是“真实”的。但他又必须承认它们是真实的，必须承认这一切不仅已经发生了，并且还在进行之中。正是这种突然发生在内心深处的“自我对抗”，骤然间把他推到了一个风光无比美好，但确实又面临万丈深渊的悬崖边上，让他一时间陷入了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兴奋和恐惧的心理漩涡中。

邵长水是伐木工的后代，父母和弟妹至今还在林区安着家。前边说过，他为人憨厚、勤谨、听话、本分，但又非常肯干，非常聪明，还愿意学习。这些特点决定了他前半生的人生之路走得相当的顺畅。高中毕业，成绩极其优异的他本来满可以去考全国重点大学，但出于家境和生活压力，也出于一种本能和直觉的选择，他考了省警校。很重要的原因，省警校不仅免去一切学杂费用，每月还有相当数量的津贴发放。除此以外，小小年纪的他，当时直觉到，像他这样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人，只有当警察，今后才能不受欺负，也才会有一点可能去为别人办一点自己想办的事。（他的确是一个很愿意为人办事的人。）警校毕业，他被分回到偏僻的林区公安分局，当了一名刑警，而且就在这偏僻的经常会发生一些恶性大案的深山老林里，接连侦破了几起全省挂号的命案，很快引起了上头的注意，被

提起来当了刑侦中队的中队副。那年他还不满二十二岁。后来就一直很顺，基本上两年一个台阶，一路往上走，一直到县局副局长任上，又赶上个好时机，被推荐送到公安大学深造，去年调回省警校，搞了一段时间的刑事侦查教学和理论研究。前不久又接到调令，让他到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报到，内定了要他担任大要案支队的支队长一职。人说，当警察的时间长了，老在管别人，老在跟坏人打交道，老在接触社会阴暗面，一般都会发生两种变化：一种，因此看透社会，看穿人生，人就会变油，内心会变得阴暗沉重、简单粗暴；另一种，即便不变油，也会变得机械单一，脑子里除了种种法规条文框框，就是上级领导的种种指令和要求。在他们眼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需要管教的和管治的。有人说笑话，说警察谈恋爱，跟女方头一回见面，说的第一句话一定会是：“请出示你的身份证。”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都说得有些片面。说这种话的人其实并不真正了解警察。多数的警察，心灵都处在一种激烈的对抗之中。他们既要对抗在执法过程中必然遭遇的社会黑暗（阴暗）面和权力交易的侵蚀和漫洇，又要对抗自己内心由此可能发生的种种畸变。对抗的结果，最终将决定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警察。可以说，一切都在过程之中。而邵长水却属于这样一种人，置“对抗”和“过程”于不顾，把“结果”看得高于一切。也就是说，他在过程的“对抗”中，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计任何得失，由它去俯仰跌宕闪失，而他只想维护一个结果：让自己做一个称职的好警察。这种质朴和单一，不能说跟他从小在林区长大没有必然的关联。你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可以充分理解这种关联了：不管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只要一看到巍峨大山、连绵丛林，他内心都会禁不住地打战，都会立即收敛起天性中本有的那一点点张扬，不自觉地变得沉默和固执起来。他潜意识里确信，人一生中有些事的结局跟亿万年都绝不动摇一点的大山一样，是不可变更的。而对于他邵长水来说，结局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做一个好警察。他不想东张西望，也绝不旁骛另就。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了解他这个人了。三十多岁的他，按时下流行的算法，绝对还应该算是个“年轻人”和“年轻干部”吧。年轻人是易变的。他也曾在县公安局很风光地当过领导，在省警校当过让许多人赞羡的刑事侦查教研室主任，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大小场面、大小事情也都经历过不少，按说你不应该再在他身上找到原有的“土腥味儿”和“大子味儿”。不。直到现在，清早起来，他最想喝的还是掺和了小豆煮的苞米子粥，是焦黄喷香的贴饼子，假如能再有一碟小咸鱼和半碗加了许多蒜和辣椒腌制出来的酸白菜，他就觉得比去东京参加国际刑警年会，住在五星级的涩谷大饭店里吃的那几顿银光闪烁、发散着牛油或大酱汤气味的“乱七八糟”的早餐，要酣畅淋漓、舒服熨帖许多。在当县公安局领导那两年里，别人给他送啥礼，他都让秘书给退了。但他会亲自打电话给县里专门出产黑小豆的六五六农场场长，让他们往他家给送那一煮就面，一面就黏，一黏就既养胃又补气的黑小豆来。当然，他之所以敢这么“直接打电话去要东西”，还有这样一层关系衬着，那位六五六农场的场长是他当年上小学时的同班同学。

也许同样是因为了这种“质朴”和“单一”，在某些人眼里，他稍稍显得有点“木”，有点“一根筋”，而在另一些人看来，他表露的其实是一种标准的“中国式农民”的狡黠，像是在“装傻”。不管说他是“一根筋”，还是说他在“装傻”，这些人指的都是他这么一个特点：在人生的某一阶段，他只关心在这一阶段里，该他关心、允许他关心的那些人和事。所以，他在当警员的时候，绝对不去掺和中队长们如何“钩心斗角”。他在当中队长的时候，谁上他跟前来说大队长和局长们的坏话，他都不听，还会特别认真地劝你不要到处去乱说。等他当了局长，上省厅来参加省公安工作会议，多数局长在会余时间，都会安排一系列的交际和应酬活动，为自己，也为本单位下一步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方便条件，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他却很少这么干，甚至可以说，基本不会去这么干。最多也就是提溜几瓶用当地一种野果子酿制的特产酒（有时也会带几根直接从山里药农手中收购来的野山参），上厅长和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厅长家去看望一下，当然更不会想到要掏钱请财政局和政法委的什么人去某个洗浴休闲中心，去摁一下或搓一下。调到省警校当刑侦教研室主任，就一心扑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上，带领一帮学员，把教研室积攒了多年、一直没决心去整理的几百起大案要案的原始资料复印件，分门别类地整理了出来，而对近在咫尺的省厅和省委省政府大院里发生的种种人事升迁变换的事，却不甚了了……正因为如此，当李敏分跟他谈到“劳爷”，谈到那个“顾代省长”，谈到人们怀疑这位代省长跟两年前那起副市长“开枪杀人案”有牵连，谈到“劳爷”和那些本系统的老同志背着组织在搞秘密调查活动……他越来越紧张，他的血一阵阵往上涌。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一直挺直了上身，一动不动地瞪大了眼睛看着脸色苍白、脸颊瘦削的李敏分。最后他只问了两个问题：第一，“您今天找我谈话，代表谁？”这一点他必须闹明白。稀里糊涂的事情，邵长水是不干的。李敏分狡猾地回答道：“这个问题你怎么想都行，就是别认为我今天是只代表我个人来找你的。我李敏分既没那个胆儿，也没那闲工夫。”听李敏分这么回答，打量了一下他，觉得他说得还算诚恳。看来李敏分有他的“难言之隐”，他就没再追问下去。接着问了第二个问题，“厅机关里有那么多能力高强的老同志，为什么一定要派我这么个‘新手’去完成这任务？”李敏分先是笑了笑道：“怎么，你不想接这活儿？”他很严肃地答道：“这跟我想不想干完全没有一点关系。”李敏分这才认真起来，回答道：“派你去，是因为劳爷非常赏识你。你说的话，他可能会比较爱听。”“扯淡嘛！”他立即反驳道，“除了在侦查员培训班上听他讲过课，我俩就没直接打过啥交道。怎么可能谈得上什么赏识不赏识？”“好吧，跟你透露一点内部机密，这也是有关领导透露给我的。你这次调省厅来，可能会接任总队大要案支队的支队长一职。这你大概已经有所闻了。你知道是谁力荐你来担任这个职务的？劳爷。劳爷这一生很少推荐人。他眼里也很少能瞧得上谁。多年前推荐过他的一个助手，现在已经当上了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厅长。再一个就是你喽。哥儿们，你不容易啊，能让劳爷瞧得上，前途无量啊！”这个李敏分，说着说着，又忍不住调侃开了。

谈话结束时，李敏分交给他一把车钥匙，告诉他，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辆俗称“巡洋舰”的丰田越野。为了不招人耳目，这辆车挂的是民用车牌。同样为了保证任务的机密性，不再另派司机同行。“你单人单车执行这趟任务。你们刑侦总队那边，已经有人去打过招呼。所以，你不用再去请假。回来以后，也不用去跟他们销假。整个这次行动，你只需跟我保持单线联系就行了。最后也只向我汇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说到这里，一直显得不怎么死板和正经的李敏分突然板正起来，沉吟了一下，特地放慢了语速，加重了语气，几乎一字一顿地强调道：“还有一点，你千万要记住，此去，你可能会从劳爷那儿听说一些情况，尤其是关于那位顾领导和那个开枪杀人的祝副市长的什么情况。不管是什么情况，只要跟他二人有关的，你都不能跟任何人去说。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任何人’，包括我，包括你们总队的领导，也包括更高层的领导，你都不要说。你只汇报劳爷对这件事的态度。别的，你什么都不要说。这件事，闹不好，就关系到……关系到……”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考虑要不要跟邵长水把话完全说透彻了。说透了，会不会把他吓住？犹豫的结果是，他还是把最重要的一句话说了出来。他觉得还是应该相信这个邵长水，把可能会发生的情况都告诉他，否则对他就显得有些不公平。他说：“闹不好，可能会涉及你自己的人身安全。”

当时邵长水听了，心里还真重重地“咯噔”了一下，禁不住悄悄倒吸了口凉气。

怎么还会涉及我的“人身安全”问题呢？这又从何说起呢？！邵长水一边思忖着，一边忙去打量自己面前的这位李前主任。看来这位李前主任绝对不是在“故弄玄虚”。但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这时，两人都沉默了一下。邵长水也没紧着往下追问。经验告诉他，政治性如此之强，且又敏感、复杂、微妙、多变的事情，对方如果觉得可以把更多的情况告诉你，他会主动说的。如果他不说，那就表示，他不能说。那你就不该追问。或者表示，他目前也还说不出更多的情况。那样，你就更不必去追问了，因为追问了，也没用。所以，还是别问。不问也罢。但他不信，共产党的天下，还能有人把一个堂堂的人民警察怎么的了？！况且又是他这样一个警察。表面看来谦和的邵长水，内心里还是挺相信自己的能力的。又稍稍地坐了一会儿，他拿起车钥匙就要告辞。这时，电话铃响了。为了不耽误李敏分接电话，邵长水加快了向外走去的步伐。但没等他走到房门口，却被李敏分叫住了。只见李敏分一边接着电话，一边着急地向邵长水做着手势，让他别急着走。几分钟后，邵长水见他脸色略有些变异，神情也略显得有一点慌张，放下电话对邵长水说：“你必须赶紧出发，尽快找到那位劳爷，搞清情况。”邵长水一愣，就这接一个电话的工夫，发生什么事了，居然让这位老兄的态度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情况的确有变。李敏分告诉邵长水，半个小时前，省厅领导从内部得到消息，说省有关方面已经接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要暂缓执行“11·12大案”的死刑判决。所谓的“11·12大案”，就是那起“副市长开枪杀人案”。

“对祝磊暂缓执行死刑判决？为什么？”邵长水一震，忙问。

李敏分摇摇头：“详情还不清楚。但消息是确切的。只是还没正式对外宣布。情况暂时由内部掌握。”

一时间，两人都不说话了。两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新动态很可能说明，最高方面也已经觉察到，“祝磊开枪杀人案”的背后的确还藏有一个必须进一步搞清楚的“大谜团”。为此，必须留下“祝磊”这个“活口”，等查清所有这些“谜团”后，再来执行这个死刑判决……

如果是这样，能不能证明社会上一直在流传的那种说法并非妄言：祝磊在案发前的确受到了来自更高方面的某个领导干部的陷害？他开枪杀人确实是“迫于无奈”？

如果是这样，能不能进一步证明社会上一直在流传的另一个说法也并非虚妄：陷害那个副市长的人就是那位“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的顾代省长”？

如果是这样，能不能证明劳爷“纠集”部分老公安干警“擅自”秘密调查这位主要领导的问题，虽然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但确也“事出有因”？

即便是这样，这位李前主任紧张什么，又忐忑什么？

上层机关的事情，真是复杂微妙……

李敏分在电话机跟前呆立了一会儿，然后目光炯炯地走到邵长水面前，再三叮嘱他，此行要特别注意安全。出发时间、行车路线、逗留地点等，都要注意保密。在陶里根活动期间，更不能大意，“最好让劳爷替你安排食宿。谨慎出入公共场所。”另外，“身边稍稍多带点现金。劳爷这家伙在生活上原先就比较讲究，出手比较阔绰。这一年多在‘海里’扑腾，常跟一些款爷打交道，生活上更讲究，出手也更阔绰。跟他接触，千万别显得太寒酸，别让他觉得你是个挺没劲儿的‘土人’。费用嘛，回来实报实销。但千万别傻乎乎地拿着发票直接找财务上去报。财务上，这些费用报不了，还是得找我，我想办法走别的账给你报了。”等等，等等，跟个婆婆嘴似的，不厌其烦地叨叨了一大堆。这也是在办公室主任这位置上“熏”出来的“毛病”。

又不是解放前搞地下斗争，也不是出国去搞特情，这么一档子事能有多“危险”？年轻的邵长水心里对李前主任的这许多叮嘱，虽然多少有一点不太认同，但在行动上还是认真执行了。那天，他就没回家，只是给在警校后勤上工作的妻子打了个电话，说今晚要加班，回不了家了，嘱咐她明天早晨别忘了给感冒了的小儿子按时喂药，便带上自己的那张银联卡，取了车，加满油，连夜往陶里根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