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原谅我的絮叨,因为这只是一些零散、个人的回忆。
回顾这一生,脑海中最鲜活的记忆便是与老同事的相处。本章没有谈起的朋友,并不是说对我不重要,我只是打算在后面的章节中谈论那些早期的朋友。
我们可能会忘记与老朋友的初次相逢,或对其的第一印象,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与标准石油公司现任副总裁约翰·D.阿奇博尔德先生(John D.Archbold)初次相见时的情形。
那是35或40年前,当时我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考察,与生产商、炼油商、代理商交流,了解市场,寻求商机。
一天,油田附近举行聚会,当我到达时,里面已经挤满了石油行业的商人。我看到签到本上写着一个大大的名字:约翰·D.阿奇博尔德,每桶4美元。
这是一个活力四射、个性十足的家伙,甚至不忘将广告语写到签名本上。没人怀疑他对石油业的坚定信念。“每桶4美元”的呐喊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因为当时原油的价格远低于此——因为这个价格令人难以置信。虽然阿奇博尔德先生最终不得不承认,原油不值“每桶4美元”,但他始终保持着热情、干劲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他天性幽默。有一次,他出庭做证时,对方律师问他:“阿奇博尔德先生,你是公司的董事吗?”
“是的。”
“你担任的职务是什么?”
他立刻回答道:“争取更多分红。”这个回答将那位学识渊博的律师引向了另一个问题。
我一直惊叹于他的卓越能力。我现在不常见到他,他总是日理万机,而我则远离了喧嚣的商界,打打高尔夫球、种种树,过着农夫般的田园生活,即使这样我也感到时间不够用。
既然说到他,我就不得不提到在标准石油公司工作期间,他们对我的莫大帮助。能够与这么多能力超群的人共事多年,是我极大的荣幸,他们现在都是公司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公司因他们得以不断发展壮大,走到了今天。
我与大部分同事都结交多年,到如今这个年纪,几乎不到一个月(有时甚至让我觉得不到一周),便会收到某位同事的讣告。最近,我数了一下已经去世的早期同事,还没数完,已有60多个。他们是忠实、真挚的朋友。我们曾共同努力,度过了艰难的时光。我们曾讨论、争执、斟酌,直到达成共识。我们彼此坦诚相对,做事光明磊落,对此我一直感到十分欣慰。没有这些基础,商业伙伴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当然,要让这些意志坚定、态度强硬的人达成共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的做法是耐心倾听、坦诚讨论,把所有细节都拿到桌面上分析,尽量做到了解彼此的想法,从而做出一致的决定。这些人中保守者占了大多数,这无疑是件好事,因为大公司总是有一味扩张的冲动。成功人士通常会比较保守,因为一旦失败,就会失去很多。同样幸运的是,也有一些野心勃勃、敢于冒险的同事,他们通常很年轻,虽然支持者少,但敢做敢为,极具说服力。他们希望有所作为,并快速付诸行动,他们不介意承担压力,勇于负责。我对两派人碰撞时的情形记忆深刻。不管怎样,我都是属于激进派的。
我有一个合作伙伴,已经建立了宏伟大业,生意红火,蒸蒸日上,他坚决反对企业改进计划。这个方案耗资巨大,大约要花费300万美元。我们反复讨论,共同分析了所有利弊,并且运用了能够获得的所有论据,证明了这个计划不但有利可图,更重要的是能够保持住我们的领导地位。这位老合作伙伴却异常固执,不肯屈服,我甚至能够看到他把手插到裤兜里,昂头站在那里,摆出抗议的姿态,歇斯底里地喊着:“不行!”
一味捍卫自己的立场而不考虑现实条件,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他失去了冷静的判断,思维已经处于停滞状态,只剩下了固执。就像我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方案对企业至关重要。但我们不能和合作伙伴翻脸,尽管我们做好了让他屈服的决定。我们尝试通过另一种方式说服他,于是对他说:“你说我们不需要花这些钱?”
“是的,”他回答道,“投入这么一大笔钱,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见到收益。现在工程进展良好,不需要新建设施,保持现状就足够了。”
这位合作伙伴明智多才、阅历丰富,比我们所有人都更熟悉这个行业。但我们已经决定实施这个方案,即使他不同意,我们也愿意等。等到气氛渐渐平和下来后,我们又把这个方案提了出来。我采用了新的方式来说服他。我说:“那由我独自出资,承担风险。如果这项支出被证明有利可图,公司就把资本还给我;如果亏损了,损失就由我来承担。”
这些话打动了他,使他不再像原来那么固执了。他说:“既然你这么笃定,那还是共担风险吧。如果你可以承担这个风险,我想我也可以。”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我想,所有企业都面临着发展方向与进程的问题。我们的企业当时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到处大兴土木,扩展疆域。我们要不断应对新的突发事件。发现新油田后,必须马上制造出用来储存原油的油罐;旧的油田日渐枯竭,我们也要因此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要放弃旧油田中已经建好的整套设备,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毫无准备的新油田附近建造工厂,做好储存和运输石油的准备。这构成了石油贸易成为风险行业的原因。好在我们有一个勇敢无畏的团队,能够全面而有效地把握风险和机遇,这对于企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原则。
我们反复讨论那些棘手的问题。有些人急于求成,希冀马上投入大量资金;其他人则希望稳健前进。这通常是一个妥协的过程,但每次我们都将问题提出来,逐一解决,既不像激进派所希望的那么冲动,也不像保守派所希冀的那么谨慎,但最终双方都能达成共识。
我最早的合作伙伴之一——亨利·莫里森·弗莱格勒先生(Henry Morrison Flagler),一直是我的学习榜样。他总是冲在前面,尝试各种大项目,并且一直积极努力地处理每一个问题,公司早期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惊人的干劲。
像他这样功成名就的人,大部分都希望退休,享受安逸的晚年生活。但他却孜孜不倦地奋斗了一生。他独自承建了佛罗里达州东海岸铁路。他计划建造了从圣·奥古斯丁至基韦斯特(Key West)600多公里的铁路。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项足以傲世的大事业,他却并不满足于此,又建立了一系列豪华酒店,吸引游客到这个新开发的国家来旅游。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一切运筹帷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利用自身的干劲和资金,推动了大片国土上的经济发展。本地居民和新来移民,都拥有了产品交易的市场。他为成千上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成就是,他承担并完成了一项筹划多年的工程伟业,即建造穿越大西洋,从佛罗里达群岛至基韦斯特的铁路。
这些事都是在他在已经到达事业顶峰后做的,任何人如果处于他当时的位置,可能都会选择退休,享受安逸的生活。
初次见到弗莱格勒先生时,他还年轻,为克拉克-洛克菲勒公司代销产品。这个年轻人积极主动、冲劲十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石油行业发展时,他作为一名代销商,与克拉克先生在同一栋楼里工作。那时,克拉克先生已经接管了克拉克-洛克菲勒公司。不久,他便买下了克拉克先生的股份,并购了他的公司。
我们见面的机会自然多了起来。与生活在纽约等地的人相比,在克利夫兰那样的小地方,人与人的联系更加紧密。我们的关系也从生意伙伴逐渐发展为友谊。随着石油贸易的不断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我想到了弗莱格勒先生,希望他能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他接受了邀请,这段持续终生的友谊便由此开始了,并且从未间断过。这是一种基于商业合作的友谊。弗莱格勒先生曾说过,这种关系远远好过基于友谊的商业合作。我后来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并肩战斗了许多年: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住在同一条街——欧几里得大街(Euclid Avenue)上,住所相距只有几步。我们一起上班,一起回家吃午餐,饭后一起回办公室,晚上又一起回家。我们边走边思考、交谈、做计划。所有的合同都由弗莱格勒先生起草。他在这方面很强,总是能够清晰准确地表达出合同的目的和意图,保证对签约双方公平公正。我还记得他经常说的话:在签订合同时,必须设身处地、用同一标准考虑双方的权益。这就是亨利·莫里森·弗莱格勒先生的行事方式。
有一次,弗莱格勒先生问都没问就接受了一份合同,这让我十分吃惊。那次,我们决定买一块地建炼油厂,这块地属于我们熟悉的一位朋友——约翰·欧文。欧文先生随手拾起一个马尼拉纸做的大信封,在背面起草了土地买卖合同。合同的条款与常规的此类合同类似,只有一处写了“南面界线到毛蕊花秆处”这类定义模糊的话。但弗莱格勒先生说:“好的,约翰。我同意这份合同,但是如果将毛蕊花秆换为合适的标桩处,这份文件就将准确而完整。”确实如此,有些律师甚至可以拜他为师,学习起草合同,这对他们肯定有好处,但可能法律界的朋友会觉得我有失公允,所以我不会强求大家同意这个观点。
关于他,还有一件让我十分钦佩的事。在公司发展的早期,他坚持炼油厂不能依照当时的惯例,建得轻薄简陋。当时的人都担心石油会消失,花在建筑上的钱会打水漂,所以都用最劣质廉价的原材料建厂。虽然不得不承担这项风险,但他始终认为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必须充分地了解它,尽全力做好它;我们的设备都应该坚固结实,必须竭尽全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他坚持建造高标准炼油厂的信念,似乎石油行业将经久不衰。他坚守信念的勇气为公司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仍在世的人每当回忆起这位聪明智慧、乐观真诚的年轻的弗莱格勒先生,无不点头称赞。他在克利夫兰收购某些炼油厂时,表现尤为活跃。一天,他在街上偶遇一位德国老朋友,这位朋友曾是个面包师,多年前弗莱格勒先生卖过面粉给他。他告诉弗莱格勒先生,他已经不做面包生意了,正经营一个小炼油厂。弗莱格勒先生很惊讶,他不赞成朋友把资金投到建炼油厂上,觉得肯定不会成功。起初他感到帮不上什么忙,但他一直想着这件事儿,这让他很困扰。最后他跑来跟我说:“那个面包师懂得如何烤面包,但对于炼石油,他并不在行,但我还是想邀他加盟,否则我会良心不安。”
当然我同意了。他与那位朋友谈了一下,他的朋友表示愿意出售炼油厂,但想我们先派人估价,这不是问题。我们派人去给他估价,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面包师对出价很满意,但坚持让弗莱格勒先生给他建议,是应该收取现金,还是换取同等票面价值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证券。他告诉弗莱格勒先生,如果收取现金,他便可以还清所有债务,免去许多烦恼;但如果证券将会获得不错的分红,他就想试一下,得到长期的收益。这对弗莱格勒先生来说,是一个相当困难的提议。起初他拒绝表达个人观点,但这个德国人非常固执,非要知道弗莱格勒先生的意见,不让他逃避本不属于他的责任。最后,弗莱格勒先生建议他收取一半现金还债,另一半换购证券。他照做了,并且购买了更多的证券,弗莱格勒先生又一次给出了正确的建议。我相信他在这件事情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绝不亚于处理其他大事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这件事情也完全可以作为考量一个人的标准。
老一代人的故事可能缺少很多吸引力,但却不是没有一点用的。故事兴许乏味,却会让年轻人认识到,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朋友的价值都是无与伦比的。
当然,朋友有很多种。尽管有亲有疏,但都应该保持联系。无论哪种类型的朋友都很重要,在你老去时,会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有一种朋友,在你需要帮助时,总是有理由不帮你。
“我不能把钱借给你,”他说,“因为我和合作伙伴有协议,不能把钱借给别人。”
“我非常愿意帮你,但现在确实不方便。”诸如此类的理由。
我并不是要指责这种友谊。因为有时是性格使然,有时他们是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的朋友中,这种类型的人很少,大部分都能为朋友两肋插刀。我有一个朋友尤其如此,初次见面时,就对我非常信任,他就是S.V.哈克内斯(S.V.Harkness)。
一次,一场大火将我们的石油仓库和炼油厂在几个小时内夷为平地——所有一切都毁了。虽然可以得到保险公司赔偿的几十万美元,但我们担心索赔过程会耗费太多时间。工厂需要立刻重建,资金问题亟待解决。哈克内斯先生一直对我们的生意颇感兴趣,于是我对他说:
“我可能需要向你借一些钱。我不确定最后是否需要,但还是想先询问你一下。”
他听后,并没有要求我做更多解释。
他只说:“好的,约翰,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
听到这话,我马上从烦恼中解脱出来,一身轻松地回了家。很快,我们就收到了利物浦伦敦环球保险公司的全额赔款。尽管最终没有向他借钱,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危难时他给予我的精神上的莫大安慰。
我很庆幸有这么多热心相助的朋友。创业之初,公司发展迅速,需要大量的资金。虽然银行一直慷慨地为我提供贷款,这场大火却让我意识到应该准备足够的现金储备,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
就在这期间,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再次验证了患难见真情的道理。不过我在许多年后才听说了这件事情的完整经过。
我们曾与一家银行有大量业务往来,我的朋友斯蒂尔曼·维特先生是该银行的董事。一次会议上,董事会将我们贷款的问题提出来讨论。为了打消其他人对此项贷款的质疑,斯蒂尔曼·维特拿来了他的保险柜,说道:“各位,这些年轻人信誉良好,我希望银行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能够毫不犹豫地借给他们。如果你们还是不放心,那就用我的保险箱作为一个保证吧。”
当时为了节省运输费用,经常通过水路运输石油,我们为此借了大量的钱。我们已经在另一家银行争取了大量借款,行长跟我说,董事会已经过问此事,问及我们的贷款额度和信誉问题,可能需要面谈。我表示很荣幸与董事会见面,因为我们需要申请大量贷款。我们自然得到了需要的贷款,但并没有人约我面谈。
恐怕我对银行、金钱和生意谈论得太多了。我认为,花费大量时间,为挣钱而挣钱,是很可耻和悲哀的事。如果年轻40岁,我愿意再战商界,因为与有趣、机智的人打交道是非常快乐的。但我还有许多其他的兴趣爱好,所以我更期待利用余生去继续和发展那些鼓舞人心的计划。
从16岁进入商界,到55岁退休,我工作了很长时间。但是我却仍然可以经常享受美好的休假时光。因为我有最高效的团队帮我分担重任。
我非常注重细节。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簿记员,我对数据极其看重,无论它们有多细微。因而在早期的工作中,任何与会计相关的工作都会分派给我。我有一种追求细节的热情,这正是后来我不得不努力克服的。
我在纽约的波肯提克山庄(Pocantico Hills)拥有一栋旧房子,在里面度过了许多年简单而平静的生活。那里风景如画,引人入胜。我在那里研究美景、树林和哈德林河优美如画的景观,而那时的我本该争分夺秒地投身商业之中。因而我担心会被认为是不勤奋的人。
“勤奋的商人”这个词让我想起克利夫兰一位旧识好友,他对工作可谓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我曾与他谈起我的一个特殊爱好——一些人称之为园林设计,对我来说只是设计林中小径之类的。毫无疑问,他觉得无聊透顶,不值一提。35年来,这位朋友一直否定这一爱好,认为商人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这种蠢事上。
在一个春意盎然的午后,我邀请他来观赏我在花园中设计并铺设的林中小径(在当时,这对商人来说是非常不合时宜的提议)。我甚至说要热情款待他。
“我来不了,约翰,”他说,“下午我手头有件重要的公事要办。”
“噢,但是,”我劝道,“你看到那些小径的话,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两旁的大树和……”
“约翰,继续谈你的树木和小径吧!今天下午有条矿砂船要到,我正等着它呢!”他满心欢喜地搓着手。“即便错过欣赏基督教界所有的林间小径,我也不想错过看它开进来的那一刻。”他为贝西默钢轨合伙公司提供矿砂,每吨售价120~130美元,工厂就算停工1分钟等矿砂,对他来说都像是错过了一生的机遇。
于是他经常遥望湖面,精神紧绷,寻找着矿砂船的影子。有一天,一位朋友问他是否能够看到船。
“不能,”他不情愿地承认,“但它时刻在我眼前。”
矿砂业是克利夫兰最具诱惑性的行业。50年前,我的老雇主从马凯特地区以每吨4美元购进矿砂,数年后,这个林间小径设计者正以每吨80美分的价格大量购进矿砂,由此发家致富。
这是我在矿砂业发展的经历,将在后面继续讲述。我想先提一下我精心研究了30多年的爱好——园林艺术。
当我宣称自己是个业余园艺家时,很多人都感到惊奇,包括一些老朋友。我们需要决定在波肯提克山庄的什么位置建造新房子,于是家人为了防止我破坏家中的美景,甚至聘请了一位专业的园艺家。我的优势,在于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对每一个角度的风景都了如指掌,所有的参天大树都是我的朋友——我已经研究了不下几百遍了;于是,在这位设计师设计好方案,画出草图后,我询问是否也可以参与这项工作。
几天后,我就设计出了图纸,道路设计的角度刚好捕捉到上山途中令人惊艳的景观。路的尽头,河流、山峦、白云和乡村美景相映成趣,这就是我做出的最佳规划。
“仔细权衡哪个方案更好?”我说。这位权威人士最终接受了我的方案,认为我的规划可以展现最美丽的景观,并同意了房子的选址。这令我十分自豪。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利用业余时间设计了多少景观,可以肯定的是,我经常为此殚精竭虑,思考到深夜。我时常要考察路况,直到天黑无法看清小标桩和标记时才回来。这些谈论可能看起来有点自吹自擂,但这或许能为文章增添些趣味性,因为大部分的篇章都是在谈论生意上的事情。
我做生意的方式让我拥有了更多的自由,这与同时期一些经营有方的商人不同。即使标准石油公司的业务转移到纽约之后,我大部分时间仍然是待在克利夫兰的家中,除非是有必须出席的场合。大部分时间,我都是通过电报处理公司事务,留出了充足的时间发展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包括规划景观路、植树、培植小树苗。
在我经营的所有项目中,我认为收益最丰厚的就是我的小苗圃。我们保留了每一片苗圃的账本,不久前,我惊讶地发现从威斯特郡迁移到新泽西州雷克伍德(Lakewood)的幼苗,经过几年的生长,已经大大升值。我们种了上千棵幼树,尤其是常绿树——我认为可以种上万棵树,用于日后的种植计划。如果将幼树从波肯提克山庄移植到木湖市的家里,我们自己做自己的客户,按市场价计算,在波肯提克山庄,买入时的价格是每株5或10美分,但出售给木湖的家中,其价格每株可以达到1.5或2美元,我们可以小赚一笔。
种植业和其他行业一样,大规模的投资容易显出优势。种植和移植大树的快乐和满足感一直是我巨大兴趣的源泉——我所指的大树是直径在10~20英寸的树,或者更粗的树。我们购置挖掘机,与工人一起工作,只要你学会与树木相处,你就可以自由处置它们。我们移植的树大多是70或80英尺高,也有达到90英尺的。当然这些都不是幼树了。我们曾尝试移植各种树,甚至包括一些专家认为不可能移植成功的树。或许最大胆的尝试就是移植七叶树了。我们远距离运输这些大树,有的树甚至是在开花之后才被移植,每棵树的运输成本是20美元,绝大部分树都能成活。我们大胆尝试移植不合季节的植物,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效。
我们尝试了数百棵不同类型、应季及不应季的植物移植,包括刚开始学习时起,总的损失控制在10%内,可能更接近6%或7%。单季中移植的失败率大概是3%。有时大树的生长期可能会被延迟2年,但这是小问题,因为青春已逝的人们希望立刻获得他们想要的效果,而现代的挖树机可以帮他们实现梦想。我们曾将大丛的云杉分类、排列,以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有时,甚至用云杉覆盖一整片山坡。橡树在较小时容易移植,长大之后便无法移植成活。橡树和山胡桃树接近成熟时,我们也不对其移植。但我们曾经甚至连续成功移植了椴木3次。移植桦树有点棘手,但除西洋杉之外,常绿树几乎都可以移植成功。
我很早便对园林规划产生热情。记得小时候,我想砍掉餐厅窗外的一棵大树,觉得它挡住了窗外的美景。家里有人反对这一想法,但我认为亲爱的母亲会赞同这一决定,因为她曾说:“孩子,如果在8点吃早餐前,这棵树倒了,大家就会因为看到了被树挡住的美景,不再抱怨。”
于是我便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