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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过着公开的生活，吃饭就在家门口支张桌子，妇女们坐在教堂前面台阶上做纱布团，一边哼唱《马赛曲》；蒙梭公园和卢森堡公园成了练兵场；所有十字路口都有忙碌不歇的兵器作坊，就在行人面前制造火枪，博得行人阵阵喝彩。只听见人人嘴边挂着这句话：“耐心等着吧，眼下正闹革命啊！”每个人脸上的笑容都流露出英雄气概。人们还经常去看戏，就像伯罗奔尼撒战争
时期的雅典人一样。条条街角贴着海报：《被围困的蒂永维尔》，《烈火中救出母亲》，《无忧无虑者俱乐部》，《女教皇雅娜的大姐》，《乡村恋爱术》，等等。德国人已迫近国门，据传普鲁士国王已派人在巴黎歌剧院订了包厢。一切都骇人听闻，但没有人被吓倒。一部狠毒的嫌疑犯惩治法——它是梅林·德·杜埃
的罪恶之作——使每个人都觉得，断头刑随时会落到自己头上。一位名叫塞兰的检察官被人告发，穿着室内便袍和拖鞋在窗口吹笛子，等待被捕入狱。似乎人人都忙得不亦乐乎，大家都行色匆匆。没有一顶帽子上不别帽徽。妇女们都说：“红帽子一戴，我们都标致了。”巴黎仿佛到处都在搬家。古董店里堆满了王冠、主教冠、镶金的木质节杖、百合花徽等王室遗物。这叫作彻底扫除垮台的王室。旧货店里挂着无袖法袍和紧袖法衣，旁边写着“请给我取下这件”，以招徕顾客。在市郊波什隆和朗波诺，一些人穿着宽袖白法袍，佩上襟饰，怪模怪样地骑着披祭披的驴子，进得酒店，要求用大教堂的圣器斟酒给他们喝。在圣雅克街，一些打赤脚的铺路工人，拦住卖鞋的货郎车，大家凑钱买五十双鞋子，送到国民公会，捐献给我们的士兵。富兰克林、卢梭、布鲁图还有马拉的半身像，随处可见。在克罗什-佩斯街，马拉的一座半身塑像下面，挂着一个镶玻璃的黑木框，里面嵌着马拉的一段演说词。是他罗列事实、抨击马鲁埃
的那一段，底下空白处还加了两行说明：“以上细节，是西尔万·拜耶的情妇向我提供的，她是一位待我很好的巾帼志士——签名：马拉。”王宫广场喷泉旁边“斯泉喷涌，润泽万方”的碑铭，被两幅巨大的胶画遮住了。其中一幅画的是卡耶·德·热维尔
在国民议会演说，揭露阿尔勒
的“失势的家伙们”重新集结的信号；另一幅画的是路易十六由御用马车载着被押回巴黎的情景，马车下面绳子绑着一块木板，两端各站一名士兵，手里的长枪上了刺刀。大店铺很少有开门营业的。妇女们推着卖杂货和玩具的流动货车，走街串巷，车子上点着蜡烛，熔化的烛油滴在货物上。露天商店的经营者，都是戴金色假发的还俗修女。这位摆摊修补袜子的妇女，是一位伯爵夫人，那位女裁缝是一位侯爵夫人，布佛莱夫人
现在住着一间顶楼的棚子，一探头就能看见她过去住的公馆。报贩满街叫卖报纸。把下巴缩进领带里的人，被称为“患瘰疬的家伙”。到处是巡回演唱的歌手。保王派的作曲家皮杜受到群众嘲骂，其实他倒是个血性男儿，蹲过二十二年班房，曾受到审判，因为他一说到“爱国心”几个字就拍屁股；见自己有砍头的危险，他就大喊大叫：“可是，有罪的是我的屁股，而不是我的脑袋啊！”法官们听了全都捧腹大笑，他因此得救。这个皮杜讽刺取希腊语和拉丁语名字的时尚，他的得意之作唱的是一位蹩脚鞋匠，给这位鞋匠取名居尤，而叫鞋匠的妻子居尤斯坦
。大家经常跳卡马尼奥尔舞
，舞伴不再称“男舞伴”和“女舞伴”，而称为“男公民”和“女公民”。人们在倒塌的修道院里跳舞，祭坛上点着油灯，拱顶上用两根木棒绑成十字架，上面点四支蜡烛，而舞场的底下就是坟墓。有些人穿暴君式蓝上衣，衬衣上别着白蓝红三色宝石制作的别针，头上戴着“自由帽”。黎塞留街改名为“法律街”，圣安托万区改名为“光荣区”，巴士底广场上竖起了一座“自然神”雕像。见到名人走过，大家就指指点点。例如夏特莱、迪迪埃、尼古拉和加尼埃-德劳奈，他们经常监视着木匠杜普莱家的大门。
还有吴朗，凡是断头台杀人的日子，总是跟在囚车后面跑去看热闹，说是去望“红色弥撒”。蒙弗拉贝尔是侯爵，当了革命法庭陪审团成员，把自己的名字改为“8月18”。大家经常看见军校学生游行，这些学生被国民公会的法令称为“有抱负的青年”，老百姓则称他们为“罗伯斯庇尔的年轻侍从”。人们传阅着弗雷隆
揭露奸商嫌疑分子的声明。保王派的花花公子们聚集在各区政府门口，嘲笑世俗婚礼，挤在新郎新娘经过的路上，叫他们“区政府登记的新婚夫妇”。在残老军人院，历代圣人和国王的雕像都戴上了红色锥形高帽子。人们在街口的界石上玩纸牌；纸牌充满了革命的变化：用天才代替了王，自由代替王后，平等代替侍臣，法律代替爱司。公园的土地被耕种，连杜伊勒里的土地也被犁铧翻耕了。除了这一切，尤其在失势的那一派人之中，还普遍存在着活腻了的清高情绪。有人写信给富基埃-坦维尔
说：“请行行好，不要让我再活下去了，我的住址是……”桑思内茨被捕的原因，就是他在王宫大厦大喊大叫：“何时才能进行土耳其式的革命？我希望建立一个土耳其苏丹国式的共和国。”到处是报纸。理发店的伙计在众目睽睽之下为妇女卷头发，而老板大声念着《箴言报》，其他人则几个一堆，指手画脚议论杜布瓦·克朗塞的《谅解报》，或贝勒罗斯老爹的《号角报》。有些理发匠兼卖肉，所以店里的金发洋娃娃旁边挂着火腿和香肠。一些小贩在大街上大卖“逃亡贵族酒”，一个小伙子挂出牌子，说他有五十二种酒出售。旧货商们出售竖琴式座钟和公爵夫人式沙发。一家理发店招牌上写着：“本店为教士刮脸，为贵族梳头，为第三等级化妆。”不少人去安茹街，即过去的王妃街一百七十三号，找马丁算命。普遍缺面包，缺煤炭，缺肥皂，只见从外省运来一群群乳牛。在瓦雷，小羊肉卖十五法郎一磅。公社的告示规定每人十天配给一磅肉。家家商店门口排长队，有一次的长队简直带有传奇色彩，从小卡罗街一家食品杂货店门口，一直排到了蒙道戈耶街中部。人们管排队叫“抓绳子”，因为排队的人一个接一个抓住一根长长的绳子。在这种苦难之中，妇女们表现得既坚强又温顺，她们排队经常一排就是一通宵，等待轮到自己进入面包店。革命采取的临时措施取得了成功。为了解救普遍的危难，采取了两项充满危险的措施：发行指券和限制物价。指券是杠杆，限价是支点。这个蹩脚的药方，倒是拯救了法国。不论科布伦茨的敌人，还是伦敦的敌人，都大做指券投机买卖。来来往往兜售香水、松紧袜带和假发辫的女郎，也做指券投机生意。维维冶纳街佩隆交易所里的指券投机者们，鞋子上满是泥巴，头发脏兮兮的，戴着狐尾皮帽，而瓦卢瓦街的指券投机者们，却皮鞋擦得锃亮，嘴里叼着牙签，头上戴着皮帽子，引得姑娘们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老百姓追捕这些投机者，也追捕被保王派称为“活跃的公民”的小偷。不过，当时很少发生偷窃案件。人人穷得叮当响，普遍保持着坚忍的廉洁之风。穷鬼们和饿鬼们经过平等宫的珠宝店门前时，都庄重地低垂双眼，不往橱窗里看。一次，安多纳区公所对博马舍
的住宅进行搜查时，一个妇女在花园里摘了一朵花，结果吃了众人的耳光。劈柴卖到四百银法郎一捆，街上常见有人锯床当柴烧。冬天水井结冰，一车水卖十二苏，于是大家都去挑水卖。一个金路易值三千九百五十法郎。坐一程出租马车要六百法郎。有人乘坐了一天出租马车，问车夫：“车夫，我该给你多少钱？”车夫回答：“六千利弗尔。”一个卖蔬菜的女贩子一天可卖到两万法郎。一个叫花子乞讨道：“请行行好帮帮我吧，我想买双鞋子，还差二百三十利弗尔。”每座桥的桥头，都有大卫雕刻并着色的巨型雕像。这些巨型雕像，被梅西埃诬蔑为“丑陋的大木偶”，它们象征着破产的联邦主和反革命联盟。民众之中没有任何动摇的迹象，他们表现出沉郁的欢乐，因为封建王朝终于被推翻了。甘愿捐躯沙场的志愿兵源源不断，每条街可组织一个营。各区的旗帜来来往往，每面旗帜上都写着本区的口号。卡普散区的旗帜上写着：“谁都休想动我们一根毫毛。”另一个区的旗帜上写着：“高贵只存在于心灵之中。”所有墙壁上都贴满大大小小的标语，有白黄绿红诸种颜色的，有印刷的，也有手写的，全都是一句口号：“共和国万岁！”小孩子音都发不清，却都唱《准能成》
。
这些小孩子代表着无限美好的未来。
后来，这座悲惨的城市变成了一座无耻的城市。在热月九日之前和之后，巴黎的街道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革命景象。圣茹斯特
的巴黎，让位给了塔利安
的巴黎。这种不断交替的对比，正是上帝安排的，过了西奈山
，立刻就是库蒂耶区
。
民众显然发疯了。这种情形八十年前已经出现过。摆脱了路易十四的统治的人们，和摆脱了罗伯斯庇尔的统治的人们，都迫切需要自由地呼吸。这个世纪以摄政府开头，而以督政府告终。在两次恐怖统治之后，都出现了纵情享乐的时期。法兰西从清教徒的隐修院里逃了出来，又冲破了君主制的藩篱，像一个得到解脱的民族一样兴高采烈。
热月九日
之后，巴黎沉浸在欢乐之中，沉浸在丧失理智的欢乐之中。到处充满不正常的行乐气氛。生活的疯狂代替了死亡的疯狂，伟大崇高荡然无存。出了一个特里马西翁式的人物，名叫格里莫·德·拉莱尼埃，出版了一本《食客手册》。人们争相跑到王宫大厦中二楼去吃饭，那里有军乐伴奏，敲鼓吹号的是女子乐队。轻快的二拍子舞广为流行。在梅娥餐厅，人们在小香炉的袅袅香烟之中，享用东方式的夜宵。画家博兹画自己的几个女儿，一个个画得袒肩露胸，穿红衬衫，一副上断头台的模样，其实她们全是天真可爱的十几岁的少女。以前是去倒塌的教堂里跳舞，现在是上卢吉利、卢凯、文泽尔、莫杜伊和拉孟坦西埃等舞厅跳舞；以前是制作纱布团的严肃的女公民，现在是苏丹妃子、野性女郎和裸体美女。以前是沾满鲜血、泥巴和尘土的士兵的赤脚，现在是缀满宝石的女人的赤脚。淫乐和欺诈，同时沉渣泛起，上有奸商，下有小偷，骗子遍布巴黎，人人都得当心自己的“皮夹子”，即钱包。流行的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就是去法院广场，观看坐在高圆凳上受审的女小偷，致使法院不得不把她们的裙子扎起来。戏院门口，有小孩子为黄包车拉客：“男公民们，女公民们，这辆车里可以坐一对呀！”报童不再叫卖《老科尔得利俱乐部报》
和《民众之友报》，而是叫卖《小丑通信报》和《童工请愿报》；萨德侯爵
当上了旺多姆广场长矛区公所主席。反动派既快活又凶残：1792年的“自由龙骑兵”，改名为“短刀骑士”复活了。同时，街头舞台上又出现了若克里斯这个角色
，出现了穿古希腊和古罗马服装的时髦女郎，比她们更时髦的，还有“不可思议的女郎”。大家都用不三不四的下流话骂人，简直从米拉波
退回到了波白什
。巴黎就这样摇来摆去，恰如文明的一座巨大挂钟，一会儿摆到这一极，一会儿摆到另一极，不是温泉关
，就是蛾摩拉
.1793年之后，革命经历了一个奇特的遮光阶段，这个世纪好像忘记了去完成它业已开始的事情，一种淫乐之风插了进来，占据了前台的位置，而把可怕的世界末日景象推到后台去了，于是产生了过分的幻觉。在恐怖过去之后开怀大笑；悲剧在油嘴滑舌中消失了，地平线上狂欢的烟雾把美杜莎
遮得隐约朦胧。
不过在我们叙述的1793年，巴黎街头的景象还是一如当初，壮观而狂暴。巴黎街头有自己的演说家，像瓦雷就是站在一辆破篷车上，向行人巡回演说；巴黎街头有自己的英雄，其中有一个号称“铁棍队长”；巴黎街头也有自己的大红人，小册子《路饥殍》的作者古佛卢瓦就是一个。这些享有盛名的人士之中有少数坏蛋，其余都是好人，而在所有这些人之中，有一个忠心耿耿但注定要倒霉的人，就是西穆尔登。
西穆尔登是个心灵既纯洁又忧郁的人，骨子里好走极端。他当过教士，这一点非同小可。人和天空一样，可以很宁静而又阴霾密布。一点儿小事，就足以使西穆尔登的心情变得昏天黑地。就因为当过教士，西穆尔登的心灵里一团漆黑，而人一日为教士，便永远是教士。
使我们的心灵变得一团漆黑的东西，必然也会在我们的心灵中留下点点星光。西穆尔登品德高尚，忠诚可靠，但这些品格是在黑暗中闪光。
他的经历很简单，先是在村子里当本堂神父，接着在一个名门望族之家当家庭教师，后来得到一笔小小的遗产，便开始了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首先是个固执的人。他思考起问题来，就像用钳子钳东西一样，死死抓住不放。他认为，一个想法没有想透彻，我们就没有权利放弃。他考虑问题简直像拼命一样。他懂欧洲各国语言，也略通其他语言。他这个人总是不停地学习，这有助于他坚持独身生活，但这种禁欲生活是极其危险的。
不知是由于高傲，出于无意还是心灵高尚，他一直遵守着教士三愿
，但未能保持信仰。是科学瓦解了他的信仰，使宗教教条从他身上灰飞烟灭。他自我反省，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残疾人。既然无法彻底摆脱教士的阴影，他就兢兢业业重新做人。他失去了建立家庭的机会，就以祖国为家；没有人肯嫁给他，他便与人类缔结海誓山盟。这样看起来他非常充实，其实内心十分空虚。
他的父母是种田人，他们让他当教士，无非是指望他脱离平民处境，而他却偏偏又回到了平民之中。
他是怀着满腔热血回到平民之中的。他以压抑不住的爱心关怀着受苦受难的人们。他从教士变成了哲学家，又从哲学家变成了斗士。路易十五还在世的时候，西穆尔登就模糊感觉到自己是拥护共和的了。拥护什么样的共和呢？或许是柏拉图的共和，或许是德拉古
的共和吧。
他被剥夺了爱的权利，于是就憎恨。他憎恨谎言，憎恨君主制度，憎恨僧侣政治，憎恨他的教士道袍。他憎恨现在，而放开嗓门呼唤着未来。未来是什么样子，他已经有所预见，有所窥测：在他的想象中，未来一定是恐怖而又美好的。他懂得，为了结束人类可悲的苦难，必须产生一个类似复仇者的救星。他早就憧憬着天下大乱。
1789年，天下果然大乱，西穆尔登早有准备。他合乎逻辑地，就是说，按照他的思想气质，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这场波澜壮阔的人类变革之中。逻辑不是感情用事。西穆尔登经历过那些伟大的革命年代，心灵受到那种革命气氛的震撼：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结束了黎民百姓的苦难；1790年6月19日推翻了封建制度；1791年的瓦莱纳事件宣告了君主政体的终结；1792年建立了共和国。西穆尔登看见革命风起云涌。他这个人，丝毫不害怕浩浩荡荡的革命运动，恰恰相反，那万象更新的情景使他充满了活力。尽管他已年届五旬，差不多老了，而且教士比一般人老得更快，但他却似乎发育成长起来了。他看到革命运动一年比一年更壮大，也就跟着成长起来。起初他担心革命会流产，便密切注视着它，发现革命既有理又正当，于是他要求革命取得成功。革命变得越来越恐怖，他就放心了。他希望，这位头戴未来星星之冠的弥涅耳瓦
，同时也是帕拉斯c，用缠绕着蛇的面具做盾牌。他希望在必要的时候，这个弥涅耳瓦的神眼，能向魔鬼们射出恶魔般的目光，以恐怖制伏魔鬼们的恐怖。
时间到了1793年。
1793年就是欧洲反对法国的战争，是法国反对巴黎的战争。何谓革命？革命就是法国打败欧洲，就是巴黎打败法国。正因为如此，1793年作为一个恐怖的时刻是很了不起的，比本世纪所有其他年份都伟大。
欧洲攻打法国，法国攻打巴黎，真正可悲透顶，而这场悲剧堪称史诗。
1793年是个紧张的年头。暴风雨已经爆发，那样势不可当，那样威武雄壮。身处这暴风雨之中，西穆尔登却怡然自得。这种狂热、野蛮、壮烈的环境，适于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这个人像在大海上空翱翔的鹰，看上去很喜欢冒险，内心深处却非常沉静。某些长翅膀的造物凶猛而又沉静，它们天生是搏击长风的。天生爱暴风雨的人，的确是有的。
他只是对穷苦人抱着特别的怜悯之心，愿意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献身。他心甘情愿这样做。这正是他的侠义心肠的体现。他的救世济贫的精神既可怕又崇高。他专门找脓疮亲吻。高尚的行为往往令人侧目，也最难做到，他就喜欢这类行为。有一回在主宫医院，一个濒于死亡的病人，被喉部一个毒瘤压迫得透不过气来。那个毒瘤发出恶臭，可能还是传染性的，必须马上把里面的脓液排除。西穆尔登正好在场，他把嘴唇贴在毒瘤上，吸里面的脓液，吸满一口吐掉一口，直到把脓液全吸干净，救了那病人一条性命。当时他还穿着教士道袍，所以有人对他说：“假使你这样救了国王，肯定能当上主教。”“我才不会救国王呢！”西穆尔登回答。他的行为和他的回答，使他在难见天日的巴黎平民区受到拥戴。
正因为这样，那些在苦难和泪水中打发日子，渴望起来造反的人，都愿意服从他的指挥。当时，民众对囤积居奇者愤恨不已，而这种愤恨很容易把他们引入歧途。正是西穆尔登一句话，阻止了群众去抢劫圣尼古拉港一艘装满肥皂的船；愤怒的群众聚集在圣拉扎尔城门口拦截车辆，也是他劝他们散去的。
8月10日之后两天，是他率领民众推倒了历代国王的雕像。那些雕像倒下来时压死了一些人。在旺多姆广场，一个名叫莱娜·维约雷的女人，往路易十四的雕像脖子上套根绳子，要把它拉倒，结果被压死了。路易十四那尊雕像建于1692年，屹立了整整一百年，于1792年8月12日被推倒。在协和广场，一个名叫甘格罗的人叫推倒雕像的人“流氓”，被打死在路易十五雕像的底座上。这座雕像被砸成了碎块，后来铸成了铜钱，只有一条胳膊得以幸免，就是路易十五模仿罗马皇帝的姿势伸着的右胳膊。是在西穆尔登的请求下，民众交出了那条胳膊，并派一个代表团把它送给拉图德——一个在巴士底狱关了三十七年的人。拉图德正是这位国王命令投入监狱的，当这位国王的铜像雄视着巴黎，而他脖子上戴着枷锁，腰间锁着铁链，在监狱的底层活活等死时，谁能向他预言，这座监狱将被攻陷，这个国王的铜像将被推倒，他将从这座监狱里出来，而把君主制关进去，这只曾签字将他监禁的铜手会属于他这个囚徒所有，这位卑鄙的国王只会剩下这条铜胳膊呢？
西穆尔登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内心里有个声音，他们听从这个声音。这类人看上去心不在焉，其实对什么都是留心的。
西穆尔登无所不知，又什么也不懂。他对科学了如指掌，对生活却一窍不通。正因为这样，他处事生硬。他像荷马笔下的忒弥斯，眼睛总是被蒙住的。他有着盲目的自信，像箭一样，认准目标，笔直射去。而在革命中，最可怕的莫过于直线前进。西穆尔登总是一往直前，所以注定会不幸。
西穆尔登相信，在开创新社会的过程中，只有走极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是那些用逻辑代替理智的人特有的错误。他之极端，超过国民公会，超过巴黎公社。他是“主教会”成员。
这个组织之所以叫作“主教会”，是因为它经常在旧主教宫的一间大厅里开会。其实，说它是一个会，不如说它是一帮五花八门的人。这个会和巴黎公社一样，里面有一批不哼不哈但举足轻重的旁观者，他们每个人正如加拉
所说的，“身上有多少个口袋，就有多少支手枪”。主教会是一个奇特的大杂烩，既是一个世界性的大杂烩，也是巴黎的一个大杂烩。这二者并不互相排斥，因为在巴黎搏动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心脏，巴黎平民的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与主教会相比，国民公会显得冷冰冰的，巴黎公社也只不过是一锅温吞水。主教会是一个像火山一样炽热的革命团体。主教会无所不包，无知的人，愚昧的人，正直的人，愤怒的人，还有警察。布伦瑞克
也在里面安插了自己的代理人。这里有斯巴达人那样的勇士，也有该送去服苦役的人，但大部分都是狂热而正直的人。吉伦特派曾借国民公会临时主席伊斯纳尔之口，说了一句骇人听闻的话：“当心啊，巴黎市民们，你们的城市将荡然无存，有一天会连巴黎的原址都难以寻找。”就是这句话创立了主教会。各种人，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各个国家的人，都感到有必要以巴黎为中心团结起来。西穆尔登加入了这个团体。
这个团体奋起抵抗反动派。它诞生于公众对暴力的渴求。而对暴力的渴求，正是一切革命令人生畏而又神秘莫测的一面。主教会仗着这种势力，立刻建立了自己的地盘。在巴黎的每次骚乱中，放枪放炮的是巴黎公社，煽风点火的则是主教会。
西穆尔登非常天真淳朴，认为只要是维护正确的东西，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控制各种极端派别。连流氓无赖们都觉得他这个人忠实可靠，对他十分满意。各种犯罪都被夸耀是在道德的引导下干的。这既让他们尴尬，又使他们高兴。建筑师帕卢瓦负责拆除巴士底狱，将拆下的石头出售，中饱私囊，而在负责粉刷路易十六的囚室时，却狂热地在墙上画满了铁棍、镣铐和枷锁。圣安托万区的演说家贡松形迹可疑，后来查出了他受贿的收据；美国人富尼埃据说7月17日受拉斐德
收买向拉斐德开了一枪；从比赛特收容所里放出来的亨利奥，在成为将军并且把炮口对准国民公会之前，是一个仆人，江湖骗子，小偷，密探；沙特尔的前代理主教早就不读日课经书，而读《杜舍内老爹》
。所有这些人对西穆尔登都怀着敬畏之心。有时，他们只要感到这个令人生畏、实实在在的天真汉站在面前，他们的行为就会有所收敛，不会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像圣茹斯特使施奈德胆战心惊一样。另一方面，主教会里的多数派主要是由穷人和主张暴力的人组成的。这些人都是好人，都相信西穆尔登，愿意跟着他干。他的副本堂，或曰他的副官，随便怎么说都行，是另一位拥护共和的教士，名叫党儒，高高的个子，深受老百姓爱戴，大家都叫他六尺汉子。这位勇敢无畏的首领，人称“长矛将军”，西穆尔登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还有绰号叫大尼古拉的特鲁松也一样，此人天不怕地不怕，他想救朗巴勒夫人
，就叫她挽住自己的胳膊，带她跨过一具具尸体，如果不是剃头匠夏洛肆无忌惮地开玩笑，这次他就成功了。
公社监督国民公会，主教会监督公社。西穆尔登是一位思想正直、厌恶搞阴谋的人。他不止一次掐断了帕什手里神秘的线，帕什被勃隆维尔称为“黑道上的人”。西穆尔登在主教会里和所有人平等相处。多普桑和莫莫罗经常向他请教。他对古斯曼说西班牙语，对皮奥说意大利语，对亚瑟说英语，对佩莱拉说佛来米语，对奥地利人普洛利（一位亲王的私生子）说德语。他在这些五花八门的人之间创造和谐的气氛。所以他的地位虽然不高，却很牢固。埃贝尔害怕他。
当时，在那些悲惨的群体中，西穆尔登具有冷酷无情者的威严。他是一个自以为不会犯错误的完美无缺的人。没有任何人见过他流泪。一种冷冰冰的铁石心肠的刚毅。他是一个公正无私、令人生畏的人。
革命之中没有教士的位置。一位教士明目张胆地投身于惊天动地的冒险，不是抱着最卑鄙的目的，就是怀着最崇高的动机。他不是一个无耻之徒，就是一个高风亮节之人。西穆尔登是个高尚的人，不过是孤高狂傲的高尚，不畏险阻的高尚，铁面无私的高尚，在险恶环境中表现出的高尚。高山险峰都具有这种阴森森的浑朴。
西穆尔登从外表看是个普通人，衣着随便，像个穷人。年轻的时候他接受过剃度，老了则变成了秃顶，所剩无几的头发也已经花白。他的前额宽阔，上面有一个胎记。他说话粗鲁，充满激情而又非常严肃；他声音短促，语气专断，那张嘴显得郁郁寡欢而又爱冷嘲热讽；他目光明亮而深邃，但整个脸上总带一种莫名其妙的怒色。
这就是西穆尔登。
如今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了不起的无名英雄。
这样的人也算人吗？人类的仆人是否也有情感？情感太多心灵负担得起吗？这容纳一切的博大的情怀，是否能为某个人而保留呢？西穆尔登会不会爱？我们说：会。
年轻的时候，他在一个几乎像王府一样的家庭里当家庭教师，他的学生是这个家庭的公子和继承人。他爱自己的学生。爱一个孩子当然不难。对一个孩子有什么不能宽容的呢？你可以宽容他是贵族，是王子，是国王。他小小年纪，天真无邪，会使你忘记他的家族的种种罪恶。人心的宽容会忘掉地位的悬殊。他还那么小，你也就不会去计较他的尊贵。奴隶不会计较他是主人。崇拜偶像的老黑奴不会计较白皮肤的孩子。西穆尔登非常爱他的学生。童年真是不可思议，它会使你为之倾注全部爱。西穆尔登满腔的爱，可以说全部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了。这个娇嫩而天真无邪的孩子，成了这颗注定会孤独寂寞的心灵的猎获物。西穆尔登同时以各种不同的感情爱着这个孩子，既像父亲又像兄长，既像朋友又像生养者。这孩子是他的儿子，并非肉体上的儿子，而是精神上的儿子。他不是父亲，这孩子不是他所生，却是他的杰作。他把这个少爷教育成人。谁知道呢？也许是个伟人。如此这般正是他的梦想。他背着这孩子的家庭——培养一种有智慧、有意志而又正直的品质，难道要经过批准吗？——向自己的学生即年幼的子爵，灌输了他的全部进步思想，把自己的道德中可怕的毒素注入了他体内，把自己的信仰、意识和理想注入了他体内，把平民百姓的灵魂注入了这个贵族的头脑里。
思想提供着乳汁，知识有如乳房。在提供乳汁的乳母和传授思想的家庭教师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有时，家庭教师比父亲还要父亲，正如乳母往往比母亲还要母亲一样。
这种思想上深刻的父子关系，把西穆尔登和他的学生联系在一起。只要看见那个孩子，他就动感情。
这里有一点值得补充：代替父亲是很容易的。那孩子没有父亲，他父亲死了，母亲也死了，父母双亡，是个孤儿，只有一位瞎眼祖母照顾他，有位叔祖还不在家。不久祖母去世，叔祖成了家长，但这位叔祖是军人又是大领主，在王宫里当差，离开了城堡住在凡尔赛，还三天两头去军队里，把孤儿一个人撂在与世隔绝的城堡里。家庭教师成了主人，地地道道的主人。
还有一点值得补充：当过他的学生的那个孩子，西穆尔登是看见他出生的。那孤儿很小的时候得过一场重病。在他面临死亡危险的时候，西穆尔登日夜守护在他身边。为他治病的是医生，但救了他一条命的是这位看护。西穆尔登救过这孩子的性命。他的学生不仅在教养、知识、学问上应当感谢他，而且多亏了他才治好了病，恢复了身体的健康。他的学生不仅吸取了他的思想养料，而且多亏了他才得以活下来。一切方面都受恩于我们的人，我们对之格外宠爱。西穆尔登爱怜这孩子。
人生的悬隔早由天定。家庭教师的任务结束之后，西穆尔登不得不离开这个已长成青年的孩子。这种分别无意中多么冷酷，多么无情！把自己的思想留给了一个孩子的家庭教师，和把自己的心血付给了一个孩子的乳母，东家辞退他们时多么心安理得！西穆尔登拿到工钱后就被辞退了。他离开上层世界，回到了下层世界。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间的隔墙又竖立起来了。年轻的贵族天生就是军官，一进部队就当上了上尉，出发到某地驻防去了；卑微的家庭教师，作为教士骨子里早就不驯服，还是匆匆忙忙回到了教会默默无闻的底层，做下等神职人员。从此西穆尔登再也见不到他的学生。
革命爆发了。对那个由他培养成人的孩子的回忆，仍然保存在他的心里，虽然被纷繁的民众事务掩盖了，但并没有消失。
创作一座雕像并赋予它生命，那是美好的；塑造一个心灵，让它懂得真理，就更加美好。西穆尔登是创造一个心灵的皮格马利翁
。
一个思想可以有一个孩子。
这个学生，这个孩子，这个孤儿，是西穆尔登在世间唯一心爱的人。
可是，像他这样一个人，是否也会受到这样一种爱情的伤害呢？
我们等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