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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发布了一项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太行山腹地有一个小山村，名叫大寨，村子依山而建，全村有700亩
土地，但由于地貌状况，这些土地七零八落，地形非常恶劣，亩产不到200斤
，村民的温饱很成问题。大寨地处高原，常年干旱，一到雨季又暴雨不断，山洪暴发顷刻就可淹没整个村庄。1953年，大寨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经过整整10年的艰苦努力，建设了层层梯田，又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命运，农业增产高达每亩700斤。
1963年8月，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不期而至，连续降雨7天7夜，10年苦干化为乌有，村民甚至流离失所。然而，大家并没有被打倒，而是积极投入到大寨的重建中，形成了独有的“大寨精神”。
1964年3月，时任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的事迹，毛泽东十分高兴；同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表扬了大寨，把大寨精神总结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展开来。
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社社实行机械化，农机维修不出社”等标语也在萧山传开，其中的大标语就是“农业的根本之路在于机械化”。于是，每一个农村、每一个人民公社都想拥有一家自己的农机厂，为当地的农业服务。
人民公社想办农机厂，哪有那么容易？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社会还是二元结构，工业是城市的事情，农村只需要农民种地。就连隶属萧山的宁围镇想办个农机厂，也无从下手：萧山北边土地贫瘠，农民都住草房，经济十分贫困，根本不具备办厂的条件。
这股风需要有人来助力。当铁匠铺生意红火起来后，鲁冠球在村里也有了名气。他当时一心就想着把铺子做强做大，但命运让他尝了一点甜头之后，又给了他更大的考验。
在“农业学大寨”的环境下，鲁冠球依然在为铁匠铺的政策风险提心吊胆，一边担忧，一边捕捉信息。这时，在公社当干部的邻居告诉他一个重要消息：宁围公社想要开办农机厂。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鲁冠球主动给公社写报告，提出由自己来创办农机厂。公社有办厂的意愿，却苦于无技术无设备，恰好鲁冠球又有现成的，于是双方一拍即合。1969年7月，“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挂牌，鲁冠球带着打铁铺的家当办起工厂，自己当上了厂长。这一年，他24岁。
在经历了“资本主义尾巴”事件以后，鲁冠球和工厂里的人一直都在为政策风险担忧。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哪怕戴上了红帽子，心里也不踏实，生怕工厂又被当成“走资派”给割掉。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鲁冠球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终于可以放手去搞生产了。
从铁匠铺到宁围农机厂，鲁冠球知道这是一条充满风险和挑战的路，但他从里面看到更多的还是日后的发展。不成功就成仁，搏一搏又有何妨？他在决心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担下了一份风险。多年来，这份风险只增不减。鲁冠球曾说：“华为为什么现在这么好？任正非有紧迫的危机感，我也是。我晚上做梦，梦见企业破产，一下从床上跳起来。你没有这个紧迫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