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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追上未来，抓住它的本质，把未来转变为现在。
——车尔尼雪夫斯基
每次重大的集会，都是强化、优化和更新主流叙事的最佳时间窗口。无疑，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一叙事推向了新的高度——它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建立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战略安排，曾先后提出“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目前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十九大又提出了双百战略，即到建党100年时（2021年）建成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30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的5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十九大设想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实施：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由此，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其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复兴中国梦并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前一阶段的需求旺盛和供给不足，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以前相比，人民对所谓美好生活的需要口径更加宽泛，不仅是物质文化，还更多表现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制约了人民需要的满足和中国发展品质的提升。
因此在这个新阶段，速度不再是唯一关键的指标，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必然的，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是眼下更为迫切的任务。
定义中国新常态，首先就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来看，一般我们关注的现象包括产能过剩、经济增速下滑、金融机构坏账的积累等，由此判断，中国经济可能处于下滑周期。那么对于新常态的进一步讨论就是，当前的下滑是一个过程还是已经达到某种平衡的状态。如果是在下滑过程中，那么应该还是一个“变（化状）态”而非“常态”。只有当稳定到某个平台状态时，才可称之为常态。基于这个判断标准，在我国经济整体增速从10%降至6%时，市场判断为增速下降的底线，因而会形成一定的稳定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我们需要调节投资、消费、内外需比例关系等，这个状态可称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与国际上的提法相比，国际上“新常态”这一概念主要指慢速增长、通货膨胀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我国的情况有一定对应性。总体来看，当前中国和全球经济是紧密联系的，全球情况是中国情况的外因。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部分原因是搭了全球化的便车。当前，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面临外需下降——由于外需提供原始资本来源，且目前我国的产能设计等都是根据全球化生产模式设计的，因此全球化停滞会造成内需也相对衰弱。外因和内因相互呼应，从外因来看，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相应地，中国经济也进入新常态。
西谚有云：“只要教会猴子需求与供给，猴子也能成为经济学家。”经济增长的基本原理就是“供给=需求”，如果这两者不等就要做些宏观调控，因此我个人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解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新的需求、新的供给和新的宏观调控，即新常态=新需求+新供给+新宏观调控。这也是中国经济未来的新征程。
新需求——需求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市场在哪里。老的需求即传统意义上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新需求就是所谓“新三驾马车”。老投资是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产能这三块投资。老消费主要是房子、车子、家电。出口原来主要是为欧美消费国进行生产，包括山寨化产品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由于传统的三大投资领域全面减速，产能过剩和债务约束问题严重；传统的“衣食住行”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趋于饱和，“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同时，全球总需求增长放缓以及国内劳动力成本优势消退，也使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减弱；我国的经济增长逐渐从靠老的三驾马车拉动，转向新三驾马车。新三驾马车则是投资（深度城市化）、消费（消费升级）和出口（全球化4.0）。
（1）有效投资。老投资主要是房地产、基础设施（“铁公基”）和制造业产能。我们把新的投资方向称为深度城市化。投资的目的主要是提升未来3亿农民工以及现在既有的6亿城市人口的综合生活质量。这就需要新一代公共基础设施，例如城际铁路、地铁、地下管线，新一代互联网、教育、医疗、文化设施等。
新投资是智慧的投资和有效的投资。它体现在新一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新型城镇化即我们所定义的深度城市化，它在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前提下，也提供了足够大的投资与需求层面的想象空间，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教、文、卫、体、新的公共服务设施和海外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关键在于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通过深度城市化的梯次结构激发内需潜能，形成内部的自我循环。
具体而言，首先是通过国家战略层面的产业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效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的重大作用，破解发展断裂带下增长动力的缺失。在增长动力方面，以及主体功能区规划清晰的前提下，将30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参与的全员GDP锦标赛，升级为20个左右超级城市群之间的比赛。重塑扁平而有效的中央地方关系，既保障了地方的活力释放，也强化了中央的有效指导。通过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大湾区等区域实践，建立起了未来深度城市化的梯次范本。
其次，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范本中大力推进公私合营伙伴关系，在城市建设中同步进行政府适度去杠杆和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单一、民资参与不足是目前地方政府深度城市化支出和财力紧张的两个重要原因，而解决途径也将主要从这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可以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包括房地产税的完善）等来平衡地方政府资金来源；另一方面，鼓励民间资本采取独资、控股、参股或者以BT
、BOT
以及真正意义上的PPP
等市场化模式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亮点。
切勿妖魔化中国的投资，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相比发达经济体而言实在太低，所以短期来看投资是拉动需求的关键动力；从中长期来看，只有投资产生的资本形成才是生产函数的主要贡献来源，所以关键问题在于这个投资的有效性。
中国经济地理存在着三纵两横的自然布局，这就是中国未来城市群同核心城市的增长格局，在这些城市（群）里以及它们之间的投资一定是有效的。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让原来计划在“十三五”开工的一些重大工程，提前开工或者加速推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有效的投资和智慧的投资，维持经济增长的基本温度。市场也会很自然地把热点放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区域，例如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四大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的中国内部接口，包括新疆、西藏（环喜马拉雅经济带）、海西、广西等这些关键的地缘、能源敏感地带。
（2）消费升级。消费的品质提高、内涵扩大，同时发展新型的消费增长点。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人口结构的边际消费倾向提升，为居民的需求充分释放提供了前提条件，巨大的中产阶级人口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而新兴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形态则将推动消费不断升级。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务普及化，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下，大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在内的需求快速增长，这些都是新消费的来源。未来的3亿农民工以及已经在城市的6亿人口，总体来说可以定位成一个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消费要求更高的品质，从而过有品质的生活，因此传统消费的升级就是品牌化、体验化，品牌的溢价包括体验式消费变得非常有空间。同样，健康服务包括一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日常化成为未来消费的主动力，二孩经济、银发产业、养老医疗这些在未来都有重大增长的机会。最后，信息消费科技化、互联网化，以及休闲化、娱乐化也是潮流，包括O2O、移动支付、文化旅游以及娱乐休闲，还有体育产业都会有较好的发展机会。
谁说中国人不消费，看看国人从日本买回的马桶盖和各种奢侈品，还有风靡美国的月子会所，就可见一斑。唯一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有效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布局，以及如何通过扩大开放来提升我们自己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使之与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服务要求相匹配。
（3）新全球化。以前中国出口最多的是廉价的鞋子、袜子，因此中国被称为“世界代工厂”。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出现逆转和停滞，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很多的断裂，大型经济体的需求内卷，原来的几个传统市场都已经熄火了，而且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及众多制造国的货币都在贬值，因此出口竞争也更加激烈。
新的出口主要体现在新的市场。新的出口是以高铁、核电为核心的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从加工贸易到一般贸易的升级。在巨额外汇储备的保驾护航下，中国向亚太和其他新兴市场地区输入工程、服务、商品、资本和货币——分散贸易对手风险，更有效地进行外汇投资，积极参与全球货币竞争，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在升级了的全球化版本中，中国必然会有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策略。一方面，“以开放促改革”，即通过对外开放为内部改革引入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新一轮开放，在日益多极化和治理规则重构后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发挥更主动的作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多层次的自贸协定以及国内自贸区的建设，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两个过程中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提升，进而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直至最终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货币竞争。
所以，现在我们就希望能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后文简称“亚投行”），让我们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的投资、出口能够提升一个量级。以前简单出口的那些产品，会逐渐被核电、高铁、通信、电子、家电等配套基础设施输出所替代。现在中国在组建企业“特混舰队”，开往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预计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印度、印尼等节点区域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涌现。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将逐渐打开一个接一个新的市场和新的需求，同时要解决中国海外资产保护的问题，这也会延伸出很多在安全、信息等领域新的需求和市场空间。
新供给——供给就是产能和产品，供给的核心是一个生产函数，是技术、资本、劳动力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结合。生产函数决定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前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特别是廉价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资源等。中国正在准备从密集要素投入过渡为要素效率的提升，再到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模式，现在问题是怎样去实现产业和产能的升级。如果要提高质量、提升效益，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就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广义的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演进、管理水平提升，还包括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将表现为生产函数曲线的整体移动，即六新供给——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组织、新模式、新制度必须火力全开，这些必然是未来产能供给的增长前沿，而其中的新制度则是创新发生和效率提高的重要环境保障。
（1）首先是制造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这两个“新”更多代表的是原创，特别是所谓的硬科技，重点是在制造业中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一些突破和创造。突破性科技或者说技术革命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小概率事件，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同时推进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通过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来集中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领域的核心技术。在此基础上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最终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形成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
（2）其次是新业态、新组织、新模式。这主要是指服务业的创新，这块主要围绕“互联网+”领域展开，即用互联网去改造传统的制造业和全面提升现代服务业。通过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同时推进“工业4.0”的实施。重点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推进基于互联网的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互联网+”将有效地对传统行业进行改造，提升要素利用效率。
互联网的出现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变革，互联网也催生出了很多新兴行业，这些行业不仅为投资者和创业者带来了很多新机遇，同时也为传统行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与挑战。以众所周知的零售业为例，互联网的出现使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可以更加便捷，也能拥有更多选择。电商企业在成本、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对传统零售商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一些传统零售企业也在渐渐地建立自有的电商平台。再比如，传统的制造业都是封闭式生产，由生产商决定生产何种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角色是割裂的，但是在未来，互联网会瓦解这种状态，顾客将会全程参与到生产环节当中，由用户共同决策来制造他们想要的产品。也就是说，未来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界限会变得模糊，而那时传统的经济理论将面临崩溃，这就催生了C2B、C2M等全新模式。同时，对于创业者来说，渐渐饱和的传统市场、低廉的创业成本等因素，也让他们将眼光投向了很多新兴的行业。互联网金融、智能电视、OTT等这些时下最流行、最新兴的行业，正在对传统行业进行冲击。互联网最有价值之处不在于自己生产很多新东西，而是对已有行业的潜力再次挖掘，用互联网的思维去重新提升传统行业。
“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改造确实非常有效果，效率有明显提升，消费者也能够得到很多实惠。“互联网+”最终的模式就是所谓的“一将功成万骨枯”，BAT确实崛起了，但传统的百货公司、商业地产也都受到了强大的冲击。我想强调的是，“互联网+”的关键是新供给创造出了额外的需求，这种供给创新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3）最后是新制度。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尤其是政府服务方面的创新，包括简政放权、财税改革、土地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等内容。
新制度代表了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十三五”期间将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健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接下来阐述新一轮经济改革的主体框架。
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是其他改革展开的基础，通过建立有法律效力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来确定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消除不作为和乱作为，为市场拓展打开足够的空间。新一届政府将职能转变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将激发经济与社会活力作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终落脚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既是起点，又是重点和难点。从这一点入手，可谓切中时弊、有的放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文简称《决定》）指出，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
财税、金融和要素价格改革是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核心。广义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环境等。我国的要素价格存在不同程度的制度性和政策性扭曲，其结果必然是引发各种非效率的资源配置。生产过程的高资源消耗强度以及相应而来的浪费和污染，造成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与分配结构扭曲，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障碍。
要素价格改革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的价格，从而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目标是“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财税改革将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让政府财力运行于阳光之下；同时匹配合理的事权和支出，既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又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来扬弃和升级传统的GDP锦标赛。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意味着一个现代化的公共财政法案有望出现。财政的基础地位和支柱作用体现在对其他重大改革领域的辐射性。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着重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改革预算管理制度，硬化预算约束。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第二，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政府间职责分工。第三，完善税制，规范非税收收入，进一步理顺政府间收入划分，改进转移支付制度。
金融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金融改革行至今日，已摸索涉入“深水区”，可谓拔寨前进，步步为营。《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金融改革的四个重点已经圈定：一是制订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实施方案；二是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金融对内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三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四是保险市场保障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金融改革的终极目的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通过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机构门类来优化现有的主银行金融体系；同时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创新创业提供充分的支持。
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是进一步释放关键生产要素动力和活力的关键：户籍制度改革将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通过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将确保中国的人口结构和质量红利有效释放。土地改革则应当一方面稳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另一方面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再配合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来有效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和资源的有效利用。让土地成为资本市场上可交易的生产要素，是此轮土地改革的大方向。因此本次土地改革的核心应该是释放农村土地的资本属性和流转属性，给广大农民带来财富增值是最终目的，有利于根本改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这将成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增长点。
国企改革事关公平市场环境建立，进而决定全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最终实现。预期“十三五”期间将分类推进国企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战略性调整，同时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改革，更好地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提升中国资本的总体产出效率。
从世界经济改革发展规律看，在多领域改革同时推进之际，难免出现所谓改革效果期限错配问题。就是说，在旧有增长点受到抑制的同时，新的增长点没有及时形成，导致“青黄不接”现象，这说明改革不是无痛的。改革与增长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改革会牺牲短期增长，调整增长模式会造成不同行业冷热不均、分野加剧，导致相关经济指标增速放缓。这不是坏事，反而说明调结构有决心、有实效。总体而言，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上述这些改革都会使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成本明显下降，这不仅使生产函数中的有效要素供给总量和质量都上升，全要素生产力也会因此变得更大，从而整个经济的结构和内涵也会变得更具弹性和可持续性。
新宏观调控——所谓宏观调控，就是供给少的时候加点供给，需求少的时候加点需求，使两者达到平衡。市场还是喜欢用“放水”“刺激”这些词语去描述当下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动向，这其实是典型的旧常态的思维和语境。新常态意味着我们对经济增速有比较大的容忍度，所以整个宏观操作的目的可能只是托住经济的底部，更重要的目的是修复中国的宏观资产负债表。
宏观经济大致可以分成六个部门，分别是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企业，包括国企和民企；居民部门；金融部门，分为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例如国家开发银行、投资银行和影子银行）；整个对外部门。现在的问题在于局部资产负债表确实出现了问题，特别是现在的地方政府，还有加了高杠杆的国企部门，以及有过剩产能的企业，包括部分民企部门，可能将会面临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风险。
如果不对这些部门进行清理的话，就很有可能形成僵尸平台、僵尸企业，以及连带的僵尸金融机构。这实际上就像是日本失去的20年
给世界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必须主动来做一些调整。笔者用了一个比较戏剧性的表述方式，叫作中国宏观部门杠杆的“乾坤大挪移”，用它来形容整个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和重新构造过程，具体内容可以简单地叫作“九大移”：地方移中央、平台移开行、财政移货币、国企移民企、传统移新兴、政府移居民、商行移投行、非标移标准、国内移国外。
我们可以看出，移杠杆的过程也就是改革的过程，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供了336项改革方案，四中全会提供了180项依法治国方案，总共是516项方案。如果能够在2020年之前都实现，在移杠杆的过程中寓改革于调整，那么新一轮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就在眼前。我简单总结一下上面的内容，给出下面的公式以方便读者记忆：
新常态=新需求+新供给+新宏观调控
新需求=新三驾马车=投资（深度城市化）+消费（消费升级）+出口（全球化4.0）
新供给=六新供给=<新技术+新产品>（中国制造2025）+<新模式+新组织+新业态>（互联网+）+新制度（政府、金融、财税、要素、土地、户籍、国企、自贸区，8项关键改革）
新宏观调控=九大移=地方移中央（特别国债）+平台移开行（注资）+财政移货币（PSL
，指抵押补充贷款）+政府移居民（PPP）+国企移民企（混改）+传统移新兴（并购）+非标移标准（证券化）+商行移投行（脱媒）+国内移国外（人民币国际化）
在杠杆再平衡、宏观资产负债表整固的过程中，在升级了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基础上，在六新供给和制度优化的支持下，热重启系统。这些升级措施将使中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再次有力扩张，这会是一个中长期可持续的向上趋势，其中包含大量的可供布局的投资机会。展望未来，尽管接下来10年中国的增长速度会逐渐慢下来，但中国人会生活得更好，发展也会更具人性、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6%左右其实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发展速度，它将保障未来中国能够成功跃出中等收入陷阱。战略性地投资布局在上述这些新的方面，必然会成为中国经济新时代的大赢家！